祝福（节选）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我现在想，正像当初鹿群在对狼的极度恐惧中生活着那样，那一座山将要在对它的鹿的极度恐惧中生活。而且，山的恐惧有更充分的理由：当一只被狼猎杀的公鹿在两三年就可被替补时，一片被太多的鹿拖疲惫了的草原，可能在几十年里都得不到恢复。

牛群也是如此,清除了其牧场上的狼的牧牛人并未意识到,他取代了狼的调整牛群数目以适应其牧场大小的工作。他不知道像山那样去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沙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大海里去。

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鹿用轻快的四肢奋斗着，牧牛人用套圈和毒药奋斗着，政治家用笔，而我们大家则用机器、选票和美金。所有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同一种东西：我们这一时代的和平。在这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是很好的，而且或许是客观的思考的必要条件，不过，太多的安全可能产生了长远的危险。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这也许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

移家琐记（节选）

郁达夫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①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向晚雨歌，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问先搬来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个亮一点的灯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这样要捐，那样要税，居民的负担，简直比世界那一国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电灯一项来说，每一个字，在最近也无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是几年前做过的叠秦韵的两句山歌，我听了这些话后，嘴上虽则不念出来，但心里却也私地转想了好几次。腹诽若要加刑，则我这一篇琐记，又是自己招认的供状了，罪过罪过。

    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却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罢？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觉。

    夜来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象马加弹姆式的沙石马路上，还满涨着淤泥，天上也还浮罩着一层明灰的云幕。路上行人稀少，老远老远，只看得见一部漫漫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车的后形。从狭巷里转出东街，两旁的店家，也只开了一半，连挑了菜在沿街赶早市的农民，都象是没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萧条复萧条，衰落又衰落，中国的农村，果然是破产了，但没有实业生产机关，没有和平保障的象杭州一样的小都市，又何尝不在破产的威胁上战栗着待毙呢？中国目下的情形，大抵总是农树及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到大都会去。在大都会的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变成须民地的新资本家，或受成军阀官僚的附属品的少数者，总算是找着了出路。他们的货财，会愈积而愈多，同时为他们所牺牲的同胞，当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来。结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农村中的有产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大都会，等到资产化尽，而生财无道的时候，则这些素有恒产的候鸟就又得倒转来从大都会而小都市而仍返农村去作贫民。辗转循环，丝毫不爽，这情形已经继续了二三十年了，再过五年十年之后的社会状态，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会的症结究在那里？唯一的出路究在那里？难道大家还不明白么？空喊着抗日抗日，又有什么用处？

    ②一个人在大街上踱着想着，我的脚步却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开了倒车，几个弯儿一绕，竟又将我自己的身体，搬到了大学近旁的一条路上来了。向前面看过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浅浅的池搪。这附近一带，我儿时原也来过的。二十几年前头，我有一位亲戚曾在报国寺里当过军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陆军小学堂里当过学生。既然已经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一晚没有睡觉，头脑还有点儿糊涂，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凉的妙药。

    天气也渐渐开朗起来了，东南半角，居然已经露出了几点青天和一丝白日。土山虽则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坏。湖上的群山，环绕的西北的一带，再北是空间，更北是湖外境内地发样的青山了。东面迢迢，看得见的，是临平山，皋亭山，黄鹤出之类的连峰叠嶂。再偏东北行，大约是唐栖上的超山山影，看去虽则不远，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环视了一周，由远及近，用大量观察法来一算，我才明白了这附近的地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装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晓的时候，还听见了一阵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时候，还看见了一名荷枪直立的守卫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③我心里虽在这样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

       父亲吃了一碗老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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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节选自《祝福》）

材料一：

任何事物的特点，都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并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回忆录具有如下的特点。

“三亲”的原则性。即革命回忆录的内容必须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革命史实。回忆就是回想，是再现的一种形式，只有“三亲”，杨得志同志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战斗，才能写出留芳史册的革命回忆录《强渡大渡河》。在“三亲”原则性这一点上，文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是相同的（溥仪）写皇帝的生活，别人谁也写不出来。不过，它的材料是靠深入生活采访得来的，这与革命回忆录的“三亲”原则性不同。

历史的真实性。有了“三亲”，还必须如实地加以反映。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北伐途次》这本回忆录的序言里说：“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细，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写成一部小说，对于年代久远，无法忆及的人物、情节，决不虚构。我们其他的革命前辈在记录当年经历时也同样确切地反映真实，而且能从更高的思想高度去理解过去

高度的思想性。我们的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但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为了使后代知晓革命历史和接受传统教育，才进行革命回忆录的写作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革命回忆录正可以帮助我们想想过去，从而增强信心和力量。

表达的生动性。在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改朝换代，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作为革命回忆录，理所当然要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不论是写革命斗争的历程，还是缅怀革命前辈的生平事迹，描述动人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也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有时，作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发表议论直抒胸臆，真可谓得心应手。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同志说：“有许多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写得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美。”

总之，革命回忆录以“三亲”的原则性、历史的真实性、高度的思想性、表达的生动性为特点，记述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斗争，又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珍贵资料。

（摘编自王大悟《浅谈革命回忆录的特点和写作》）

材料二：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最终依靠的是一张报纸。经考证，当然后来还依靠了《大公报》等其他传播媒介。《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是这样写的：

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聂荣臻回忆录》里并没有写是如何得到这张报纸的。这个谜，一直在我心里存放着，亦不知何时能破解。

2004年夏天，《北京青年报》为纪念长征出发七十周年，连载健在红军将士访谈录，刊登的是《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像以往一样，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突然

长征中，还有一件令杨家华难忘的事。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地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然后，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毛泽东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干部大会。从此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珍贵了。它不仅破解了我心中之谜

（摘编自尹韵公《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