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每个概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概念需要凝结成一个整体，以应对无限丰富的现实问题。反思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梳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以两个概念为例。一个是“富强”。民众求富，国家求强。日常生活中，总有人以珠光宝气、香车美人“炫富”。“炫富”表面上是在展示美，但在观者的眼中却是丑，或者“臭美”。人们对这种美丑区分的一般解释是：“炫富”是物质追求，审美是精神追求。以物质和精神来区分“炫富”与审美其实是一个误解。且看“炫富”的内容，集中于名牌服饰、名酒、名表、名车、名度假地。奢侈品林林总总，共同点却只有一个，就是观念性的符号（“名”）。在审美活动中，自然美、艺术美都属于精神世界的内心意象，却也离不开物质的载体（比如有一定的质地、色彩、声响等）。因此，奢靡炫富虽然基于物质，实质却是精神性的。

    奢靡与审美都属于精神的追求，意义的深度却有天壤之别。对追逐符号的人而言，大量珍贵的人力物力被降低为一纸商标的陪衬。追逐奢华揭示着意义的贫瘠和精神的无力。审美的意象则以意义的充盈见长。人心的意象，既可以让金银珠玉装点堂皇的宫殿庙宇，也能令日常的景色转换成大师的杰作，使普通的词语凝结成千古不朽的诗句。审美和艺术创造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例如在戏曲艺术中，舞台角色的气象全系于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正是为了突出人的因素，戏里的一切饰物皆为假扮，道具也被精简到了“以鞭代马”“一桌二椅”。在物质较为充裕的今天，“富”的体现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贵气。富贵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这种美得自个人长期的、自觉的涵养，也得自社会的普遍氛围。富贵之美是花钱买不来的。

    另一个是“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不同的利益、意见、信念在一个统一体中既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又彼此相容、互补，进而造就一个共生多赢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美食是“和”的典范。精于烹调的人，会借用各种辅料的配合来约束主料，去其偏狭激烈之气，以便更好地呈现其独特的味道。近年来的社会文化则极端地强化“同”：大拆大建之后的千城一面、模式雷同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情……“和”与“同”看似是审美观念的分歧，却反映着人把握意义的能力高下。“和”意味着包容力，使人发现相异因素之间的交集，在共识、共情的基础上促成彼此的互补、互动；“同”则意味着不能理解差异。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越能尊重和欣赏差异，越能得道多助，建设性的事业越容易展开。一个“大时代”之所以为“大”，是因为能包容众多彼此相异的“小时代”，为每个人提供登上时代舞台的机会。

    由此可见，“美”意味着意义的丰富，意味着创作和表达的自由。这种“美”也是“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等概念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孙焘《美，价值观的意义建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作 ，是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之形。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主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作涂层。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任意窜改和胡编乱造。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乡贤，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式微。

    传统乡贤文化的兴盛，在于乡绅在传统基层社会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在古代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较松，不少朝代是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白。地方乡绅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这些事务涉及诸多内容，如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等。清代实行较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乡绅及宗族组织完成，多半“责成本乡绅士，依照条法，实力举行”。由此可见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和乡绅的作用之大。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扮演着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角色。

    传统乡贤文化蔚为壮观，还有另一关键原因，这就是古代官场的“告老还乡”制度，保证了乡贤人才的绵绵瓜瓞，代不乏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还禄位于君”的记载。唐宋以降，官吏退休还乡渐成规矩，至明清时期，已成雷打不动的制度。官吏退职返乡，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其一，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二，官吏回乡后为建设故里出力，治理乡村、造福桑梓，崇文兴学、教化一方，保障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也使乡贤文化在乡村代代相传。其三，退职官员返乡，将毕生所学和积累的经验用于建设家乡，在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

    如今，各级领导干部退职后在城市养老的多，通过各种关系设法牟利者也不少，告老还乡建设乡村者少。如今的乡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实现人才从流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环。当“告老还乡”被摈弃以后，乡贤的重要来源枯鱼涸辙，乡贤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了。

    反观当今，国家在县级政府以下设有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三级权力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基本做到全覆盖。由于国家从组织机构上编织了较为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今天的乡贤很难像过去的乡绅一样，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无疑是乡贤文化衰落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选自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有删改）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传统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治国之具”是礼与法。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如《唐律疏议》中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即道德，更多的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善”，而刑罚乃是为了“为善去恶”而生的必要的“恶”。《唐律疏议》认为道德的缺陷在于难以形成统一的秩序，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了外在秩序的稳定。以道德礼义为本，以法律政刑为用，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治国之具”的准确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艺文类聚》中载“治国无其法则乱”。“法治”最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为公，一断于法”。而实现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能得到妥当施行。晋朝尚书刘颂曾建言：“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其建议后成为晋律的内容。在晋律影响下，后世确立了依法断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对于限制司法专横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引法典条文前提下，还强调罚当其罪，而非一味机械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断罪引律令”条文之下，专门有一个条例要求“务须详核情罪”。“详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适应。与此相应，古代判狱中反复出现的“情法两平”“情罪相允”等词语，都在提醒法司判罪既不可随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轻畸重，而是要始终贯彻“平等”之义。

中华传统法律中处处彰显着民本理念。在民本理念成为治国理念前，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天命鬼神”并不能延续商朝统治，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压榨百姓、穷兵黩武，而被周推翻。西周统治者则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孟子也曾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管子也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历来重视“保民”“养民”“富民”原则。法典中常见促进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条款。如唐律规定，各级政府如果遇到旱、涝、霜、雹、虫、蝗等灾害，相关主管人员如果没有及时汇报或者错误汇报的，要杖七十。在司法上，突出表现为对生命的重视。唐太宗确立“三五复奏”这一死刑复核制度，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法律，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则的体现。《唐律疏议》中要求，凡年龄在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处死刑。法律对于老幼病残情况的认定条件都相对宽泛，体现了人道主义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都规定了优恤老幼病残的原则。对于妇女犯罪，同样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中，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今天，我们应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宋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