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童蒙教育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童蒙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生。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编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

      从比较美学的视野看，“意境说”被视为一种现代的发现。这意味着，“意境说”是中西审美主义“视界融合”的产物。

     中国审美主义的基本构架来自西方，但它毕竟蕴涵着重要的民族特质。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学家虽然都以西方美学为现成的知识背景，但他们最高审美境界却植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而且，他们都到魏晋这个痛苦而又自由，并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去寻找所崇尚的审美理想。朱光潜以陶渊明为人格理想的写照，把自己的人格在生活中涵养成“完美的诗”，然后才焕发而为艺术。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则为“晋人风度”，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但无可否认，他们的审美主义又存在着明显分殊。朱光潜重“想象”的飞升，而宗白华却重于“情”，更重情感的解放；朱光潜推崇“静穆”的风格，宗白华则倾向动与静、空灵与充实的统一。具体而言，朱光潜赞美陶渊明情感生活“极端的和谐静穆”，这种静穆渗透着儒家的庄严和达观。而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却倾向于以静为始，动中取静，“静”须具备生命的活力，因而要表现出节奏和韵律、活跃和动感。这就将其美学与道家的自由体验相通，同儒家生生之德相衔，加之禅境的汇注，从而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实际上，华夏古典美学的动感源于儒家的“生生”，静态源于道家的“虚静”。朱光潜反而只取儒家“节动”的一面，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相反，宗白华却“感于物而动”，走向情感的抒发和生命的至动，这主要是通过用“动”激活道家美学而实现的。

     艺术境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在朱光潜看来，文学到最高境界必定都是诗，诗的境界是艺术之境的巅峰。他从诗出发，操作西方美学话语，来剖析意象构成和境界性质。诗的境界是情与景的契合，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深浅成正比例。直觉是起点，而意象含着见者的创造。宗白华认为，艺术是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终极意义的拷问。这种境界不仅是生命论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审美主义的，生命与审美是相互转化的。

意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境界，浓缩着华夏民族审美的最高智慧。朱光潜和宗白华以他们审美主义的理念，对意境作出“以西释中”或“中西合璧”的阐发，从而反映出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型的特征。朱光潜的贡献就在于：从尼采酒神、日神分立出发，把诗的境界理解为情趣与意象、情与景的统一。宗白华的贡献在于“动”态地诠释意境，认定艺术意境不是“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动感的“境界层深的创构”，是境界层层升华的过程。意境的特质就在于心灵深度的感动。而唯艺术独有的“意境”，才能将主体的心灵升华到至美的极境。

（选自刘悦笛《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有删改）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自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节选自2019年01月28日《光明日报》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有删改）

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1 6版作者：王晶晶）

材料一

    嫦娥四号探测器自1月3日顺利软着陆，成为第一个到达月球背面的地球访客以来，完成了中继星链路连接、有效载荷开机、两器分离、巡视器月午休眠及唤醒、两器互拍等任务。

    今天下午，科研人员通过“鹊桥”中继星遥控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顺利完成了互拍成像。地面接收图像清晰完好，中外科学载荷工作正常，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载科学实验项目顺利开展，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工程圆满成功。至此，我国探月工程取得“五战五捷”，嫦娥四号任务转入科学探测阶段，着陆器和巡视器将继续开展就位探测和月面巡视探测。目前，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器上搭载的科学仪器，包括科学家们特别看好的低频射电频谱仪，都已陆续开始工作。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1-11）

材料二

    月球背面分布着大量的撞击坑、环形山，月面崎岖不平，地形起伏达6000米，可供选择的平坦着陆区非常少。嫦娥四号研制团队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研究分析，最终选定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作为预定着陆地点。冯·卡门撞击坑是月球背面最古老的撞击坑之一，经过几十亿年的风化，已是相对比较平坦的区域。同时，科学家推测，该撞击坑由于历史悠久，可能留存了月球形成和太阳系起源的痕迹，有着很大的科学探测价值。

    但嫦娥四号的着陆区面积不到嫦娥三号着陆区面积的5%，要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内准确着陆，最关键一步是精确选准其在绕月轨道上开始下降的初始点。而这个初始点距离月球背面高度为15公里，从指令发出到着陆，只有短短720秒，嫦娥四号要经历主减速、快速调整、接近、悬停、避障等多个环节，由于速度快，飞行距离短，地面指令的上传速度跟不上嫦娥四号速度和位置的变化，稍有闪失嫦娥四号就有可能撞到山峰或者掉到坑里。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嫦娥四号研制团队设计了新的自主导航控制着陆的策略，实现了自主控制、自主避障、自主选择理想着陆地点。

    嫦娥四号要顺利完成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还面临着地球与月球背面之间无法直接通信这一难题。为此，我国先于嫦娥四号发射了世界首颗地月中继通信卫星“鹊桥号”，承担起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和地球通信的任务。

（摘编自《焦点访谈》文字版2019-1-11）

材料三

    中国将继续实施月球探测工程，突破探测器从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技术，2019年年底前后将发射嫦娥五号，实现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完成探月工程“绕、落、回”的最后一步任务。后续还将发射嫦娥六号等月球探测器，按计划执行月球极区探测和月球南极采样返回等任务；嫦娥七号计划执行月球南极综合探测；嫦娥八号计划进行更多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为共同构建月球科研基地进行探索。此外，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施火星、小行星、木星探测等深空探测工程，预计2020年首次发射火星探测器，实施火星环绕着陆巡视探测，后续还计划开展火星采样返回、小行星探测和木星系及行星穿越探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1-15）

材料四

    在航天科技的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中，从全球视角来看，近十年，我国的空间技术发展最为迅速、取得成效最为显著，最为薄弱的是空间科学。

中美航天5项核心空间技术实力

中美航天空间科学发展现状

    综合政府活动（包括政策与经费支持力度、国际合作情况等）、人员和科研（航天科研人才和宇航员人数、航天科研成果和在轨航天器数量等）、相关工业（制造和发射能力、地面操控和航天器自主能力等）等方面的情况，目前我国航天实力排名全球第四、仍处于第二梯队。

（摘编自《发展研究》2018年第9期）

材料一：

首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11月16日在上海浦东启动，主办方发布了《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全球读者的欢迎与认可。从网络文学出海整体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国内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作品1万余部，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网文平台的海外用户活跃度不断上升，海外作者成为一股重要的创作力量。

《白皮书》分析，目前网络文学出海呈三大趋势：翻译规模扩大，原创全球开花，以及IP协同出海。随着“起点国际”和世界各地译者的持续合作，平台上线的中国网络文学英文翻译作品数量持续增长，已超1700部。对外授权方面，“阅文”集团已向日韩地区及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多国，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多地授权数字出版和实体图书出版，授权作品700余部。

“当蜘蛛侠、钢铁侠等英雄成为世界粉丝情感载体的同时，网络文学也通过一个个中国故事的塑造和不同文娱形式的传播，让越来越多本土IP破土而出，有机会成长为饱含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用户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阅文”集团CE0、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说，“可以说，网络文学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文化名片，其文化魅力和创作模式具有全球推广的市场潜力。”

（取材于《《光明日报》）

材料二：

2019年，国内数字阅读内容创作者的规模已达到929万人，海外网文平台起点国际上的海外原创作者数量，从去年的3万名不到猛增到今年的6万多名。

来源：《2019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网络文学企业联合调研

材料三：

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更好地推动网络文学“走出去”，需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其一，鼓励海外华裔作家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基于“两栖文化”的天然优势，华裔作家创作的网络文学既能表达海外华侨的故国依恋和游子情怀，又能符合其他海外受众的审美趣味，容易被他们接受和认同。华裔网络文学作家数量虽然不多，但几乎遍布世界各国，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如张郎郎的《不愿做儿皇帝》颂雅的《欧洲五国游》、六六的《王贵与安娜》等。这一系列华裔网络文学作品率先打开了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大门，并且赢得了海外主流文化的认同。

其二，拓宽国内外媒体推介渠道。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外，外媒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推介也至关重要。影视改编也是国内外媒体传播网络文学的途径，这种新的出海方式更为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甚至还引起了国外翻拍，例如韩国版《步步惊心》，越南版《仙剑奇缘之花千骨》《延禧攻略》等。

其三，培养翻译人才，建立翻译机制。英翻网站Gravitytales、VolaroTranslation和以俄翻网站Rulate为代表的小语种翻译网站相继出现，在它们的推动下，《盗墓笔记》《何以笙箫默》《诛仙》《锦绣未央》等广受国内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被译成外语，走出国门。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翻译活动主要是个人或团体自发的小规模翻译行为，还缺乏有力支持，从而影响其在海外进一步传播。因此，加大网络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力度至关重要。

（取材于《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