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人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习惯总是无孔不入，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习惯的影响力竟如此之大。

    有调查表明，人们日常活动的90％源自习惯和惯性。想想看，我们大多数的日常活动都只是习惯而已！我们几点钟起床，怎么洗澡，刷牙，穿衣，读报，吃早餐，驾车上班等等，一天之内上演着几百种习惯。然而，习惯还并不仅仅是日常惯例那么简单，它的影响十分深远。如果不加控制，习惯将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小到啃指甲、挠头、握笔姿式以及双臂交叉等微不足道的事，大到一些关系到身体健康的事，比如，吃什么，吃多少，何时吃，运动项目是什么，锻炼时间长短，多久锻炼一次等等。甚至我们与朋友交往，与家人和同事如何相处都是基于我们的习惯。再说得深一点，甚至连我们的性格都是习惯使然。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在他的作品《目标驱动生活》（The Purpose Driven Life）中有这样的论述：“性格其实就是习惯的总和，就是你习惯性的表现。”关于习惯成就性格的说法并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350年便宣称：“正是一些长期的好习惯加上临时的行动才构成了美德。”

    习惯实际上不仅仅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许多心理学家都一致认为，实际上正是习惯引导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心理机制的改变。19世纪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如此写道：习惯就像一只巨大的飞轮……正是它，使得那些从事最艰苦、最乏味职业的人们没有抛弃自己的工作；也正是它，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最初选择的范畴内与生活展开搏斗，并为那些自己虽然并不认同，但却别无他选的某种追求而付出最大的努力；还是它，把不同的社会阶层清晰地区分开来……詹姆斯不仅注意到习惯的巨大力量是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架构，同时，他也指出了改变习惯的艰巨和不易。

    那么，习惯为什么如此难以改变呢？就因为它们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这便是我们仅用显意识几乎无法改变习惯的本质原因。显意识的活动仅在我们警觉时起作用，在我们清醒和防备时能够战胜潜意识。显意识就像是一位值勤的哨兵，夜深时哨兵开始打盹儿了，潜意识就当政了。因为，潜意识从不入睡，它永远静静地存在，静静地等待显意识哨兵开小差。至于我们的行动，只是在潜意识支配下的被编辑好的程序。也就是说，生活中90％的选择早已做出，并被记录到固定的程序当中。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程序，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却意识不到我们能够选择，或者，领会不到这样的选择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

    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选择习惯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有目的地改变习惯，构建一整套有助于我们成功的日常行为规律。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习惯，并可以有目的地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日常行为规律，我们的显意识完全有能力训练我们的潜意识。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无意识地任由不良的行为习惯继续下去了，而必须有意识地构建新的日常行为方式。这便是有目的地去生活！

    驾驭你的习惯，和你每天的日常行为，乃至你的生活吧。

（选自杰克·霍吉《习惯的力量》，有删改）

上工治未病 防癌于未然

徐光炜

    ①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癌症发病及死亡率日渐增加，尤其是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的肺癌、乳腺癌、结肠癌更是急速增长。那么，如何开展癌症防控，才能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呢？众所周知，癌症的发病有一漫长的过程，从疾变到原位癌以致发展到有转移能力的浸润性癌，直至致死，约有20年的时间。这一漫长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充裕的时间来预防和早发现它。所谓，“上工治未病”，我们应防癌于未然，才能阻断癌症的发生、发展，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②健康人群是最大的群体，因此，在群体中推行科学的生活方式，预防癌症的发生是重点，针对上述三大发病率急速上升的癌症，人人都应自觉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比如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等等。同时，要杜绝不良生活行为。例如，青少年不吸第一支烟，吸烟者积极戒烟，避免二手烟；不长期熬夜；不酗酒，不长期过量食用烧烤食品、强刺激食品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健康促进是防控疾病事半功倍的最基本措施，不仅有利于癌症预防，也有利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预防；但就降低癌症死亡率而言，却颇难在短期内见效。试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大力开展控烟活动，但直到90年代，肺癌发病率才继死亡率之后开始逐渐下降。其他常见的结肠癌及乳腺癌也均随着筛查工作的持久开展，先是死亡率出现下降，若干年通常是10年以后，发病率才开始下降。西方国家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后，随着这些癌症死亡率的下降，发病率也出现下降之势。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③研究证实，肺癌、乳腺癌、结肠癌，这三大常见癌症均可以通过筛查被早期检出而加以治愈。采用乳腺钼靶X线摄片筛查乳腺癌在西方国家已开展了近30年，虽在此期间存在诸多非议，但在2014年国际乳腺癌会议上，专家们还是一致肯定了其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事实，故宜继续开展。当然，对筛检采用的方法或选择对象，专家认为需不断加以改进及提高。结肠癌的筛检方法也比较成熟，不但可凭借结肠镜检出早期结肠癌加以治愈，还可将有潜在癌变危险的肠道息肉予以切除，预防结肠癌的发生。近年来，相关研究报告证实，使用低剂量螺旋CT可以筛检出早期肺癌，早期肺癌治愈率可达到95%。西方国家已制订了以烟民为主要对象的高危人群进行低剂量螺旋CT筛查的规范，这种筛查正在逐步完善及推广。通常国外将吸烟每年多于30包、年龄55岁以上、戒烟不到15年的人定义为低剂量螺旋CT筛查的高危人群。相信国内符合此标准甚至超过此标准者大有人在。考虑到我国有逾3亿烟民，其中又不乏烟龄较长、开始吸烟年龄较小的“老烟民”，这些高危人群更应重点筛查，如此，才能降低我国肺部死亡率。

（选自《大众医学》2016年第2期，有删节）

无冕之王——孔子

    孔子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当时的政治法典“周礼”已开始动摇，孔子主张对“周礼”应有所“损益”，才能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但这一主张在当时政局不稳的鲁国无法实现。公元前517年，孔子便率弟子赴齐国，向齐景公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君、臣、父、子要名符其实，各按其等级身份行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周礼，维持统治。齐景公很高兴，准备重用孔子，却遭到晏婴的反对。孔子只好又回到鲁国。

    回到鲁国后，孔子主要从事教育，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他提出的“仁”内涵很广，几乎包含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但主要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制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礼；爱护别人，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仁。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把“仁”用作推行“礼”的保证。“礼”规范了“仁”的内容。所以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视、听、言、动都符合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首都市长），又晋升为管理工程建设的司空，后又升为管司法工作的司寇。不久，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君夹谷会议。会上，他当场揭穿齐国劫持鲁定公威胁鲁国的阴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侵占鲁国的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的奇迹。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仅“闻国政三月”，就使鲁国风俗大变。但由于鲁定公态度渐渐消极，加上齐国的离间，孔子只得率领弟子辞职离开。

    孔子离开后，到各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被采纳。公元前484年，已68岁的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重新从事教育工作。此时，他的教育目标由过去培养弟子参加政治活动，转变为侧重培养弟子做学问的能力。孔子认为，人虽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之分，但应重视“学而知之”，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肯定一般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他都来者不拒。他以学“礼”为主要内容，注重孝悌等道德的训导，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鄙视“学稼”“学圃”等生产劳动。虽然其教育思想是为恢复和保持奴隶主统治，但许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他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主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对于学过的东西，要“学而时习之”，才能“温故而知新”；强调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多闻”“多见”，对有疑问的地方，不要乱解或盲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晚年的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整理编订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将鲁国史料加以删订，整理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这些典籍包含了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等丰富的内容。在保存史料的同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

    孔子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体系，影响遍及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品格在当代社会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疾患的良药，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弘扬“诗骚”传统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当代文学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蕴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释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历代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骚》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展示了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历代文人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自己。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的文人，才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立足当下文学时代性、民族性缺乏的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便可以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摘编自《论“诗骚传统”》)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词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熏烟蒸洗也是我国古代传统防疫方法。《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佩藏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3至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或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1910年至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节选自陈昀《文物见证抗疫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