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美学的视野看，“意境说”被视为一种现代的发现。这意味着，“意境说”是中西审美主义“视界融合”的产物。

     中国审美主义的基本构架来自西方，但它毕竟蕴涵着重要的民族特质。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学家虽然都以西方美学为现成的知识背景，但他们最高审美境界却植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而且，他们都到魏晋这个痛苦而又自由，并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去寻找所崇尚的审美理想。朱光潜以陶渊明为人格理想的写照，把自己的人格在生活中涵养成“完美的诗”，然后才焕发而为艺术。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则为“晋人风度”，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但无可否认，他们的审美主义又存在着明显分殊。朱光潜重“想象”的飞升，而宗白华却重于“情”，更重情感的解放；朱光潜推崇“静穆”的风格，宗白华则倾向动与静、空灵与充实的统一。具体而言，朱光潜赞美陶渊明情感生活“极端的和谐静穆”，这种静穆渗透着儒家的庄严和达观。而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却倾向于以静为始，动中取静，“静”须具备生命的活力，因而要表现出节奏和韵律、活跃和动感。这就将其美学与道家的自由体验相通，同儒家生生之德相衔，加之禅境的汇注，从而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实际上，华夏古典美学的动感源于儒家的“生生”，静态源于道家的“虚静”。朱光潜反而只取儒家“节动”的一面，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相反，宗白华却“感于物而动”，走向情感的抒发和生命的至动，这主要是通过用“动”激活道家美学而实现的。

     艺术境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在朱光潜看来，文学到最高境界必定都是诗，诗的境界是艺术之境的巅峰。他从诗出发，操作西方美学话语，来剖析意象构成和境界性质。诗的境界是情与景的契合，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深浅成正比例。直觉是起点，而意象含着见者的创造。宗白华认为，艺术是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终极意义的拷问。这种境界不仅是生命论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审美主义的，生命与审美是相互转化的。

意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境界，浓缩着华夏民族审美的最高智慧。朱光潜和宗白华以他们审美主义的理念，对意境作出“以西释中”或“中西合璧”的阐发，从而反映出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型的特征。朱光潜的贡献就在于：从尼采酒神、日神分立出发，把诗的境界理解为情趣与意象、情与景的统一。宗白华的贡献在于“动”态地诠释意境，认定艺术意境不是“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动感的“境界层深的创构”，是境界层层升华的过程。意境的特质就在于心灵深度的感动。而唯艺术独有的“意境”，才能将主体的心灵升华到至美的极境。

（选自刘悦笛《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有删改）

    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 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遣产。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 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 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莫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 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讲 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 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 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是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得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魏晋时期，“手帖”是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最初并没有一定具备作为书法范本的功能。因为王羲之手帖书信里字体的漂亮，在他去世后三百年间，这些简短随意的手帖逐渐被保存珍藏，装裱成册页卷轴，转变成练习书写、欣赏书法的范本，“帖”的内涵才从“书信”扩大为习字的书法范本。

    特别是到了唐太宗时代，因为对王羲之书帖的爱好收藏，以中央皇室的力量，搜求南朝文人手帖，把原来散乱各自独立的手帖编辑在一起，刻石摹拓，广为流传，使王羲之和许多南朝手帖，因此成为广大民众学习书写的汉字美学典范，产生《十七帖》一类官方敕定的手帖总集版本，也促使“帖”这一个词汇有了确定书法楷模的意义。

    因为“手帖”意义的改变，原来南朝文人书信的特质消失了。唐代的名帖，像欧阳询的《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都已经不是书信性质的文体，连字体也更倾向端正谨严的楷书，魏晋文人行草书法手帖的烂漫洒脱自在都已不复再见。

    欧阳询的书法大家熟悉的多是他的碑拓本，像《九成宫》、《化度寺碑》，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习字的基础范本，也都是楷书。欧阳询名作，收藏在北京故宫的《张翰帖》、《卜商帖》和辽宁博物馆的《梦奠帖》，其中或有双勾填墨的摹本，但年代都非常早，不会晚过宋代，摹拓很精。《张翰帖》近年北京故宫展出过，卷尾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题跋

    王羲之字体的行草风格与他书写的内容有关，因为是写给朋友的段柬、便条，所以率性随意，“行”“草”说的是字体，其实也是说一种书信体的自由。《张翰帖》不是书信，是从《晋书·文苑传》的张翰传记中抄录的文字，是严肃性的史传，因此欧阳询的用笔端正严格到有些拘谨，《张翰帖》一开始介绍张翰“善属文，纵任不拘”，文学好，为人任性不受拘束。下面就是与顾荣的对话，结尾两行是最美的句子“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一向端正严肃的欧阳询，似乎写到这样的句子，也禁不住笔法飞动飘逸了起来。

    宋微宗曾经评论《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高宗也曾经评判过欧阳询的书法“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猛锐长驱”、“四面削成”、“险劲”、“刚劲”都可以从《张翰帖》的用笔看出。

（摘编自《听蒋勛讲最令他迷恋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更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

    史学何为?史学的重大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

    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追求，也是当下和今后史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20 世纪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如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夏鼐、白寿彝、刘大年等。郭沫若先生以求真、求是和经世为宗旨，怀着“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成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白寿彝先生有感于中国缺少一部全面阐述中国历史的大规模历史著作，召集全国史学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用2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套12卷、22分册、约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充分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称为“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这些重要史学成果的取得表明，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始终是当代中国史学最鲜明的特征。

    当前，我国史学研究主流积极健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出现了一些碎片化、片面化、表面化现象，漠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潮是对历史的扭曲，是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滥用。我们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我们所倚重的历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历史研究者不能做时代潮流的冷眼旁观者，更不能逆流而动，而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城市史等研究，有很多成果就是史学研究对社会关怀的体现，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

    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努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史学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史学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必将有更大作为。

(摘编自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201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挑条马面裙，配上素色衬衣，做个发簪盘发，在古风景点打卡，同烂漫山花合影……这个春天，中式穿搭受到青睐，成为游园踏春的一道风景。

提起中式服装，人们可能会想到立领、对襟、盘扣等设计，棉麻、真丝、夏布等面料，提花、扎染、刺绣等工艺……这些经典元素，共同成就其典雅端庄。如今受欢迎的中式服装，多保留了传统服饰的大体形制和诸多元素，但却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代审美和着装习惯进行了改良。比如，有的设计师对旗袍的腰线和下摆做宽松处理，方便人们日常穿着；有的厂商对马面裙面料组织和压褶工艺进行调整，使其便于机洗。在传承基础上融入现代风格和技术工艺，既不失复古优雅的质感，更添时尚活力、好看又好穿，赋予了中式服装新的生命力。

一段时间以来，在消费市场上，以汉服为主要代表的中式服装一直不乏拥趸。近期，随着马面裙等走红、出圈，“新中式”服装迎来爆发式增长。从旅游景点到城市商圈，从婚礼仪式到朋友聚会，中式穿搭愈发常见。这体现在供给端——订单源源不断，厂商开足马力、加紧赶工；反映在销售端——在商场门店、线上直播间，相关产品成为畅销款。有数据显示，在山东曹县，今年以来汉服网上销售额超12亿元，1-2月马面裙销售额超5亿元。从款式设计、材料选择，到生产加工、包装营销，中式服装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款式更时尚、价格更亲民，实现了销量、口碑双丰收。

“新中式”走红，为文旅融合打开了新思路。以汉服为例，除了汉服生产销售，汉服租赁、写真拍摄等周边产业也蓬勃发展，还与剧本杀、演绎剧目等有机融合，给消费者带来新体验。比如，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周边，汉服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消费者提供化妆造型、跟拍摄像等全套服务；在河南洛阳，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打造演艺剧目《唐宫乐宴》，游客不仅可以换上汉服体验诗、乐、茶、礼等传统文化，还能摇身一变成为剧中人。这说明，在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上下功夫，因地制宜推动文旅融合，既能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也有利于挖掘消费潜力、拓展市场空间。

“新中式”受追捧，离不开新兴消费群体的壮大。从表面上看，年轻人往往对潮流文化和时尚元素比较敏感，也乐意为商品的美学体验、文化价值买单。由更深层次去观察，作为平视世界的一代，他们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与生俱来、与日俱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个性品位的“新中式”，自然能赢得他们的喜爱。不只是年轻消费群体，着眼未来，随着热度的走高和供给的不断丰富，“新中式”将收获越来越多年龄段消费者的关注。

服饰是文化礼仪的载体，“国潮”服饰彰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越来越多的“国潮”服饰现身大街小巷、融入百姓生活，无形中加深着人们对中式美学的理解，提升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如今，在国际T台秀场上，带有中国元素的服装设计频频亮相，映照着中华文化走向更广阔舞台。读懂“新中式”热度背后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在传承创新中赓续中华文脉，我们一定能让服章之美绽放新光彩，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