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流行语折射多元文化心态

    所谓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地域中出现的、广为流行的语汇。它以鲜活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含义，丰富了我们的话语空间。对原生态的生活形式和内容有很强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调侃的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异军突起，流行语往往在一夜之间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流行语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社会风尚的某种折射，借助于网络等传媒，犹如插上了翅膀，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这些流行语契合了现代人的某种心理期待，产生了共鸣，成为其快速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我们翻看《诗经》，依然能够品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流行语调查和发布。

    流行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社会热点，有的属于网络语言，有的是商业化助推的结果。流行语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以前可能是小范围的传播，现在由于借助于现代传媒，能够很快地在社会上传播。应该说，流行语的流行，是社会文化有活力的表现。从一个社会来说，历来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分野，流行语显然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经常有所排斥，但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众文化常常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不少流行语经过沉淀后可以进入主流社会，甚至进入精英文化的范畴。

    流行语的盛行，也是文化多元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流行语的盛行，说明话语权的下移扩散越来越明显，它反映社会冷暖，反映时代节奏，尤其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心态。

    当然，部分流行语也呈现出泡沫化现象，浅表化，庸俗化。因而，我们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非常粗俗甚至不堪的流行语，消解着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主流价值观。

    “流行语强迫症”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庸俗化的表征之一，比如说，每年的春晚小品，为了包装和商业化效果，而刻意制造出一定的“流行语”，但这些流行语总体价值不大，甚至成为廉价的时尚点缀品。

    流行语是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透过流行语，我们可以领略社会和时代某种微妙的文化心理，体味社会和时代的某种深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流行语是民间生活的润滑剂，哪儿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哪儿的流行语就大量出现。什么时候的社会生活越宽松活跃，什么时候的流行语就越发达。流行语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回归“繁体字时代”并不现实

魏英杰

    繁简之争，向来是个热议话题，不时引起公众关注与讨论。这次纷争再起，是因为中国香港明星黄秋生在微博上吐槽：“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唉，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

    黄秋生这番话，前半句或者属实，后半句则不通。在中国大陆，简体字既占据官方主流地位，繁体字日渐衰落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上一代人还能多少认识和书写繁体字，到我们这代人大多只能认识繁体字但写不出，至于新生代，或者连繁体字都认不得了。当然，这并非绝对说法，只是一种概括。

    可要说这就意味着“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却是以偏概全了。一者，繁体字只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再者，繁体字并不是“死”了，而只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再被官方提倡使用；三者，大陆通行的简体字也非凭空臆造，其中不少来源于传统汉字，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哪怕不承认语言文字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个事实，简体字在大陆通行数十年也已构成既定事实，而且不得不说，这也是华夏文明演化发展的组成部分。还应纠正一个流行谬误，即许多人认为汉字简化乃1949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汉字简化不仅早已有之（如历代碑帖中的俗体字），其作为一场文字变革也要从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说起。当时不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都主张进行文字改革，甚至提出废除汉字，实行汉字拼音化。在文字改革方面，民国政府曾公布过第一批简体字表，因遭反对随后暂缓执行。从这可看出，大陆的汉字简化改革乃这股社会思潮的延续与发展，并非凭空而来。

    至于汉字简化的利弊，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过，在简体字已通行数十年这个事实面前，有一个结论显而易见，那就是汉字书写已难以回到“繁体字时代”，否则将引发另一场文化紊乱。且不说让只会写简体字的几代人重新学习使用繁体字，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也不说这对社会运作的严重影响，不妨想想，等好不容易大家重新习惯繁体字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个“断代”现象，那时候人们可能将因为不认识简体字而失去对这个时代的解读能力。不认识理解繁体字，并不影响社会交流，其弊端在于难以阅读古籍、体会传统之美，对文化传承造成一定阻碍（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但重新回到“繁体字时代”，人们则将面对的是社会运作的现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今多数只认得简体字的人们恐怕不会答应回归“繁体字时代”。

    所以，更为现实的做法是“识繁就简”，也就是把简体字作为规范化汉字，同时提倡认识繁体字，掌握和书写繁体字。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但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一代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唐代文人们在不同时期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的情怀，创作出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李白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他认为开元年间复兴了尧舜的太平之世，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写出文质兼备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著述照耀千秋。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则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中唐时期，社会危机重重，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

    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文学风气、文学形式大力变革有关。以诗歌来说，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浮靡，唐朝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提出要廓清“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到初盛唐之交，张说和张九龄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以建安气骨为核心的“盛唐气象”形成。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尤能引起后人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产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乡太久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既是王维的心情，又超出了时空地域的局限，为后人所共有。

    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三方而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所追求的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材料一：

    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11月3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两例患者，其体检样本经中国疾控中心检测，于11月12目中午确诊为肺鼠疫病例。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所有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即日起重点筛查发热门诊就诊患者。

    自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5日，在传播媒体中共有与鼠疫事件相关信息49，491条，其中来自微博的相关信息最多，总计26，295条，占比53.13%。据舆情发展趋势显示，事件于11月12日晚发酵，13目热度达到顶峰，在北京市卫健委回应后，关注度逐渐下降。

    此次事件中，“是否出现传染患者”“如何预防鼠疫”“鼠疫如何传播”成为网友舆论的焦点，“病例”“北京市”“患者”等词出现频率较高；因媒体的科普， “旱獭”、“跳蚤”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主题词。此次事件中，中性情绪占比82.21%，负面情绪占比17.18%。

(摘编自新浪网)

材料二：

    鼠疫又称黑死病，属于甲型传染病。鼠疫起病急、病程短、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未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病死率可达50%-80%。个人防范应注意防止跳蚤叮咬，避免接触动物尸体，避免密切接触肺鼠疫患者；如突现发热、寒战、淋巴结发炎肿痛或呼吸急促且伴有咳嗽或血痰等症状，应及早就医。如今已有有效药物对症治疗鼠疫，尽管鼠疫会造成极高的死亡率，但是鼠疫杆菌对外界抵抗力较弱，对干燥、高温和一般消毒剂都很敏感，阳光直射或摄氏100度煮沸1分钟均可杀死细菌。最有效的对症治疗药物是抗生素，主要是链霉素。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鼠疫治疗都表明，链霉素是对付鼠疫的首选药物，无论对哪一型鼠疫都有效，只是用量对应不同鼠疫类型有差异。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用药量大，腺鼠疫及其他各型鼠疫用药量较小。不论哪一型鼠疫，早期、足量给药，再加上一般性治疗，如急性发热期病人应给予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丰流质饮食，肿大淋巴结的局部治疗初期多采用冷敷法，就可以有效治疗鼠疫。

    历史上导致人们大量死亡的鼠疫，主要是因为没有特效药物和有效隔离，即便在1910年发生的东北大鼠疫还没有键霉素等特效药，但通过隔离和一般性治疗也能战胜鼠疫。在今天，鼠疫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与链霉素可以一起使用的还有四环素、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氨霉素、唑诺酮类反磺胺等多种有效药物。总而言之，在预防措施到位以及有效的药物治疗前提下，对于鼠疫我们已经无须“谈鼠色变”。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锡林浩特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管在日常工作巡查中发现，一网民“燚某”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一则关于：鼠疫的谣言信息称：“过两天可能内蒙古鼠疫爆发，现在我们身边已经不止那两个人被确认为鼠疫了。” 鉴于该微博内容敏感，舆论负面影响严重，有可能引起市民恐慌，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网安大队展开调查，经与相关职能部门多方核查后，确定该微博内容不属实，并第一时间将涉及散布谣言的李某依法传唤至锡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经查，李某道听途说他人传染鼠疫的信息并未核实发到自己的微博，该信息夸大事实、严重偏离事实真相，李某本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供认不讳。

(摘编自头条网)

文人画的逐渐衰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造化与笔墨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中关于画犬马鬼魅的难易之辩，反映了人们对形象准确度的重视，孰难孰易的高下判断以能否准确描绘对象可否“类之”而定。我们回看晋唐的绘画传统，“存形”是绘画的一个重要功能，笔墨的意义在于为造化服务，这也符合绘画的基本功能，即造型性。这个时期的画法以勾勒渲染为主，先以线条勾勒出物象的外形和结构，再以墨色层层渲染表现物象的层次、明暗和色彩等，笔墨的独立性尚未自觉。到了北宋，对于犬马鬼魅难易的认识，苏轼是另外一种看法：“难易在工拙不在所画。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画虽工而格卑，不害为庸品。”他提出了评画新标准：画贵有格，虽工无益。文人画审美趣味的改变己在此显现端倪，不但文人画家开始在实践中重塑笔墨，理论家们也为笔墨的崛起铺平道路。何为画格？宋代理论家黄休复将其分为四类：逸、神、妙、能。“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这被称为逸格，而“画能性周动植，学侔天动，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列为能格。黄休复将逸格置于众格之首，笔墨与造化的关系己悄然转变，“形象生动”先于“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墨不再服务于造化，笔墨逐渐成为绘画的主体；造化服务于笔墨，造化可以被改造从而符合笔墨的结构和韵律。

宋代以降的数百年里，中国画从再现意境走向了表现意趣，从形象创造走向了笔墨创造，从师造化走向了师古人，从注重写生走向了隔代私淑，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写意日盛而画意萎靡，写意花鸟画在晚清、近代最后几位文人画大家的笔墨演绎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的困局。

当下画坛中，我们可以将写意花鸟画做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纵向上，清代以来笔墨陈陈相因，鲜有新意，笔墨图式呈现僵化的画谱气，甚至因为不事写生，疏离造化，花卉面貌千篇一律，以至于桃花、梅花不分，而牡丹、荷花等又画目雷同。横向上，当今人物、山水都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人物画引入西方的造型观念，洋为中用，使人物画打破了传统人物画造型不足的局面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无论是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在重视写生方面都比写意花鸟画来得主动和自觉，山水画有黄宾虹、李可染等，人物画有徐悲鸿、蒋兆和等身体力行，积极探索笔墨语言在写生情景中的重构。潘天寿曾有感于写意花鸟画的凋敞，尝试将山水画和花鸟画相结合，加入写生的因素，约束文人画，促进了文人画的学院派改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影响甚大。

（节选自《美术观察》2015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