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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粤教版高中语文高二必修4第一单元第2课论“雅而不高”课时训练

    阅读《论“雅而不高”》选段,完成小题。

        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低与俗,似乎也有不解之缘。但看生活现状,渐悟出,雅的未必就高 , 低而俗的未必不跟“雅”搭界。于是有意给它们来个重新组合。

        不敢妄论,先看“实证”。

        其一,硬与软“两张皮”。

        超市自选算是雅,虽明示不许品尝偏下手抓则不高;封闭式空调车是为雅,其内散播尼古丁或摆臭脚则不高;公寓楼单元房亦为雅,以大杂院之习在公共楼道里大吼大叫则不高;出行乘自家轿车简直是大雅,一路车笛长啸则实在不高。此类雅高分离的实质是:物质硬件上去了,精神软件跟不上。

    (1)“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这句话有何作用?

    【答案】
    (2)选文第一段中说,“雅的未必就高”。联系选文第四段看,“雅的”是指“超市”“封闭式空调车”等事物。那么“雅的未必就高”可否理解成这些事物“不高”呢?为什么?应如何解释这个句子?

    【答案】
    (3)请简要分析“硬与软‘两张皮’”这句话的内涵。

    【答案】
    (4)文中画线的“雅高”能否说成“高雅”?为什么?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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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行客

        赣州龙南客家的关西新围是我头回见到的“围屋”,它有着偏居一隅,自成一统的巍峨,以及蜜蜂营巢般的严谨﹣﹣看过从天空俯拍的圆型围屋图片,正如一个巨形蜂巢!“其方、圆式围楼结构和堂、横屋纵横交织的综合性大型建筑形制,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风水意识。”﹣﹣建筑往往是通向历史与文化深处的路径,每块砖,每根梁椽,都暗藏着社会与历史形态的密码。

        在这样的建筑中,安居着客家人。

        秦汉以来,几乎每次王朝更迭的背后都有大批迁徙的身影。两晋至唐宋时期的战乱饥荒,更造成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五次大南迁!他们扶老携幼,挥泪作别故土,避居于南方的荒野陵谷,由此有了中国迁徙文化中浓重的一笔﹣﹣客家文化。

        从一些客家人身上,似乎可反映这个民系身上的特点:勤勉,倔犟,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拗劲,同时还有着未雨绸缪的精明与安危意识。血脉是性情的策源地,被强大基因辖制的性格分子,无论怎样飞溅四溢,最终,仍会呈现出源流的特征。

        这座关西围屋,主人是当地名绅徐名钧。清嘉庆三年他开始找名匠建筑此围,历时二十九年竣工,是赣南现存五百多座客家围屋中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一处。整体结构像个巨大的“回”字,中间的“口”字部位是围屋的祠堂,也是围屋的精神核心所在,以其为中轴线,遵照礼制依次分布着不同等级的厅堂,由天井、连廊和夹道串联,体现着莫大向心力。

        整座围屋充满强烈的家族意识,散发着森严、自洽的气息。进来参观的人,即使踩着最轻的脚步,都有几分像贸然的闯入者。

        客家人,这群因大迁徙而啸聚一处的中原族裔,何以在南迁过程中,生出了一呼百应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质文化?行走于围屋之内,这种发问无处不在。

        五代十国以降,中原文明屡遭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加之宫廷朝政倾轧,动辄殃及池鱼,大批中原失势的贵族和流民自此踏上南迁之旅,无形中,他们担负起赓续文化的重任(至今,中原古音的客家山歌仍在老辈口中吟哦),中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而这文化也在离乡背井之后才愈铭心亲切﹣﹣此时的故乡已虚化为一种惟借助于文化符号、民俗礼仪才可复现的集体记忆。

        中原客所引入的儒家文化显示了其强大的异类教化和秩序构建力。在儒家纲常架构起来的社会当中,合作与秩序替代了对抗与机会主义,尤其是在个体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各种动荡的年代,儒家力倡的以族系血脉和宗法伦理为主旨的文化显示出其强大实用性!

        围屋,即是这一文化的充分彰显。

        “安居”一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表征,安居才可“人和、意顺、神畅、福至”。“途中”意味流离失所,意味未知凶险。北宋《云笈七签》曰:“譬於器中安物,物假器而居之,畏器之破坏,物乃不得安居。”﹣﹣这和人与屋的关系一样,人是物,屋为器。器不安,物何置?对辞别故乡,辗转上路的中原客来说,迁徙中的漂泊之感更加剧了他们对安居之所的向往。一旦有能力起屋,那将是迁徙中对安顿之梦的践行!坚固,齐备,世代居于其中,外坚内和,尽享天伦。

        到了明清时期,中原客们使大约五百座围屋在赣南大地拔地而起!青砖筑起的厚围墙,围墙上建有可射击的炮楼。围墙之内是自成一统的家族,在琐碎日常生活外,亦完成着宗教、议事与附骥励志等功能。

        这些维系着同宗血脉的客家围屋,首尾相连,自成一体,在每座围屋的中轴线上坐落着供奉着祖先的宗祠。敬祖穆宗本是儒家宗法的基本要义,在必须借助团队力量才可生存的年代,这种建构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群居乃是一种关系最为稳定的组合!

        对每一座围屋,“家族”是建筑灵魂所在,带有牢不可破的宿命与天成意味。围屋的每间屋子朝向中轴线上的宗祠﹣﹣围屋的建筑形式加强着成员们凝聚力。

        在“聚族于斯”的氛围里,“家族观念”烙印一般,成为成员们的精神自觉。

        时代变化,“聚族于斯”不再是呕心沥血的宗法理想,相反,成员们四散天下,去国他乡才彰显家族的活跃与能量。

        “客”具有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客”在中国古诗词中是个出现率颇高的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更是定格了“客”在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

        “客家人”,在这称谓中贯穿着命途的坎壈 (lǎn)之感,即使境遇通畅,这个“客”字总显得有些“生活在别处”。而围屋便是变“客”为“主”的践行!一座围屋即是一户客家人的堡垒,一处精神的框架,一根心魂永系的地平线。甚至在建材中也渗透着“客家人”未雨绸缪的安危意识:围屋的内壁常以糯米或薯粉掺入,不仅增加墙体黏性,饥馑之年还可充饥。此外,围内还设有储粮暗井,灭火装置,有些围内的井中养活鱼数条,防人投毒……

        这些严防死守的安全设施之外,亦有怡情遣心的庭园戏台,可供吹笛引鹤,比如徐老四的关西新围内。戏台今已萧然,但可遥想当年围内如何在乱世风云里另有一番桃源之逸。这世代安居的梦想业已消散!在关西新围及其他围屋中,现居的只有寥落老者,前现代乡村的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板块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面积漂移,城市飞速扩张,田园次第荒芜……

        当年,宋朝在登记户籍时为与“土著”区分,将客家先民登记为“客藉”,后衍变为客家。而今,迁徙已成最普遍的人类生态,从乡村出走,从县城出走,从二三线城市出走,从此岸向彼岸出走,去往GDP的更高处!在当代的巨幅地图上,布满错综频繁的流动与迁徙……

        对一个城邦而言,客与主已然混淆,谁为客,谁又为主?到处是摩肩接踵的行客,“我族”的概念渐消遁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形式里。

        离开围屋,时近黄昏,夕阳为这排建筑留下浓重廓影。白发老妪立于槛边,她身后的围屋宏大,幽深,依稀折射出朗朗家训及隐蕴笛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儒家之心学是全部儒学思想最基本的“硬核”,其他方面都是心学的延伸和展开。王阳明说“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心学就是强调主体自我的儒学,突出自信、自强、自律、自为,追求自我实现。“心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价值取向,并为其寻求理论根据和修养方法的哲学。

        心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率先发现了人的自我,创立了以“仁学”“礼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学,提出了“心安”的心性问题。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比孔子更为突出地把心性之体表露出来,最先注意到心的作用。孟子认为:孔子所谓“仁”归根结底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性”根源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由此,孟子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儒家心性论的最初建构者是思孟学派,传承谱系是:由孔子到曾参,由曾参到子思,由子恩到孟子。其学术传承:孔子有《论语》,曾参有《大学》,子思有《中庸》,孟子有《孟子》。

        心学到了宋代,由北宋程颐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清初的李二曲把陆九渊比作接续孟氏之后的第一人。“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此理塞宇宙”。宋代理学各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谈论心性问题,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

    明代中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二字,王阳明序《象山先生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李二曲说:“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成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良知是心之本体,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是天理,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符合天理者善。不符合天理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发挥良能,是为了重建世界。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心学”产生于明代中叶,是儒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心学一直延续到后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选自彭彦华《儒家心学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元封元年,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编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能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实际并非“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②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③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临安也是如此。

        ④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⑤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⑥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的产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符瑞文化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识的一部分,强化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功能。尤其是随着谶纬神学的盛行,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显和泛化,不仅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德,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都与符瑞相关涉。《孝经左契》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凤凰巢。”《瑞应图》曰:“王者仁义,则紫脱见。”《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这些文献中,孝悌、仁义和礼乐等德行范畴都被包括进去。凡恪守德行规范,天便降下符瑞,否则就降之以灾异。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以类相召”的“天人感应”观念。实际上是“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对中国古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思想的继承和提升。

        在符瑞文化流行的时代,文学创作“用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用瑞”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为述写对象。“用瑞”是文学与符瑞文化关联的重要形式。文学创作“用瑞”含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文学创作“用瑞”的普遍性,既表征符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文学文本、颂美主题与符瑞所具备的颂美功功能相契合。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旦文学创作较多地关注政治,服务王权、歌颂帝德,符瑞文化潜在的颂扬功能便会被激起。

    (选自2017年8月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句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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