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诗（节选）

钱钟书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史。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都不包括中国史，苏联学者写《世界通史》中国部分要委托中国学者来写，这都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现在的研究状况很不相称。

    其实，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有“中央”有“四裔“四裔”并无自大、歧视“外化”，而是局限于交通条件，凡与中国通，都包罗在内。中国正史都不乏对四夷单独列传的记栽，《史记》就是写世界史，实质上中国史从来是既有中外之分，又有“天下一家”的理想。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引向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就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

    我们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形成过程中，就把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一方面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中国传统史学有四裔和华夏之别，如从区系的中国和区系的世界观点看，四裔正是中国的两大块和世界的两大块，即旧大陆和环太平洋这两大块的衔接点和桥梁，四裔地区古文化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及相互关系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20世纪后半段（二战以后）世界考古学的大发展已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6000年前；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一一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

    世界文明发展阶段的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的一面，以及彼此的相互交流都表明，世界文明发展具有“一元性”。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旧石器时代起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闭关锁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已，民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开放交流从来未被锁国政策真正扼杀过。不绝于史书的沟通中外的名人、功臣们的业绩，只不过是综合构成、开拓疏通了世界文化交流网络中的一些环节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辉煌的瞬间。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

（摘编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节日起源于农耕时代，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天文等方面的内容，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和思想、道德和伦理、行为与规范、审美与情趣，凝聚着千百年来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积极向往和执著追求。传统节日的产生根植于农业社会文化土壤中，往往具有农耕生活的色彩，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尊重，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与人文情怀，成为涵养中华文明、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民族精神、留住乡土情怀的共同心理纽带和精神支柱。它经过千百年的淬炼和代代相传，已牢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情怀之中，成为复兴、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近些年来，每当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到来时，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要过得冷清、随意得多，越来越淡的年味成为人们普遍的感受，甚至连其中的感情投入也越来越少了，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渐渐被人们遗忘。究其原因，正是在于我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不足，认识不够系统，对节日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对节日文化的载体建设相对缺乏，对节日的仪式感体会不深，从而导致传统节日在仪式感、载体、符号等方面缺乏时代感，不能满足人们在审美、娱乐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结合不够，降低了传统节日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感和存在感。

    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幸福感、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对来年的美好希望与祝福。另外，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精神、思想也在变化。所以，我们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反之，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依靠具体载体来传承的，文化载体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能够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窗花，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船，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与仪式感的体现。这些节日载体不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展示过程也轻松活泼、贴近自然，使人们在其中体会亲情，感受欢娱，传递温暖。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一系列依次展开的程序，代表着节日文化内涵的逐层展示，也是让心灵参与其中审美的过程。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仪式让传统节日变得庄重，富有意义，为生活增添了趣味和价值。通过举办仪式，人们可以领略到人生的美好、自然的瑰丽，人性的善良，感受到对生命的虔诚和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当传统节日丧失了仪式感，节日应有的庄重感、吸引力、投入性、参与性也就消失了。因此，我们要有仪式感地过好传统节日。

    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对文化符号、载体、仪式的重视，离不开国家宏观层面的正确引导，也需要社会各类主体的共同参与。

(选自2017年3月《人民论坛》，作者范如国，有删改)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高考在更公平的基础上重新起航

（高 路）

    公平对中国而言的重要性，看看高考改革就知道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关于高考改革的几项措施个个都很有分量，但个个都跟公平相关。明年将有25个省份在高考中使用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制作的试卷，这是为了公平；今年将取消全部鼓励性加分项目，只保留扶持性的加分项目，这同样是为了公平；至于取消自主招生方面的推荐学校限制等，这更是为了公平。

    如何才能更公平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人人都希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行各业对专业素养的要求不同、侧重点不同，当然不能要求经历的考试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加分政策还是各省独自命题，或者是高校的自主招生都有其存在价值。这些政策推行之初也绝对不是拍着脑门决定的草率之举，也都是在一轮轮的质疑声中一步步推进的。这些政策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功绩，可无一例外的都遭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现实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都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公平的问题，让权力和金钱钻了空子。

    高考在人生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大过人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就是一场灾难了。改革向现实妥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理想，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可能仅仅只是开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而是一次在更公平基础上的重新起航。一个方面是社会对公平的呼声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更从容地应对效率的问题了。以前说一考定终身，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大为减少，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让个人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确实没有必要把棋子都押在进名校进热门专业上。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读普通高校也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从人生的选择看，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固然让人羡慕，但换个角度，其实读高职、走匠工的道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得成为科学家医生老师的，社会有足够多的职业能容纳下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人生梦想的人。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就现阶段而言，公平可能会牺牲掉一部分效率，但公平本身难道不是一种效率？没有公平，高考的存在基础都出了问题，又如何能解决效率的问题。没有公平，社会上充满对高考招生的质疑，损害的是整个国家的机体功能。高考的改革只能跟随社会改革同步进行，不能指望它超越社会独立于时代。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