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 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 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惑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 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 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郁达夫

    ①文学上的智的价值，是当读过一册书或一首诗以后，心里所感到的一种目的意识，能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和扩大起来的那一种文学上的效用。

    ②智的价值可以测定，就因为它有种种阶段的不同。譬如词曲、喜剧、纯抒情诗等文艺作品中所含智的分子比较少，但它们的价值，自然是可以以其他的两种价值的增重来补足。故而测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光以一种标准来立论，是危险得很的尝试。因为文学是复合浑成的东西，必须将情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联系起来，才能判断，不能执一端而弃其他。

    ③当然有些文学如散文、史传、论文之类，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但就是在这些作品中，能于智的价值之外，更加有丰富的情的价值，则该作品的成功和评价一定也愈来愈高。

    ④在批评文艺作品的时候，少有人固执着逻辑的法则。可是不合逻辑的文学，终究不是伟大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戏剧的两种，是非要合乎理性不可的。思路不清，前后不一贯等弊病，当然不是大文学家所应有的东西。还有在有些抒情诗里偶尔一看，觉得仿佛是不合情理的狂人呓语，但你仔细去一想，或以自己的体验来一度诗人之心，则外貌似乎矛盾、无据、不通的文学里，也会感到无上的真理。

    ⑤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的解释，最浅近的一句话，是对读者智识信息的给予。不过光是智识的供给者，并不是多是文学，例如代数、几何教科书，虽能给予我们智识，但这些谁也知道并不是文学。所以文学上的智的价值，非要和情感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才能判断的。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之所归，无非在乎它能丰润我们的智的生活，能帮助与促进我们对于生的了解与享乐，能增加我们的经验而澄清我们的思路，当然不仅仅在于使我们增加智识的这一件呆事上。

    ⑥其次要说的，是文学上所谓的智识，和科学上所说的智识的不同的一点。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在科学上未必一定是通用的。因为文学是作者将真理事实拿来，加以情感的外衣，而翻译过的制作品并不是事实本身。在这一点上，各文学家对于写实主义的界说，很有争论。不过纯科学的自然主义作家们的那一种议论，当然是有语病，但在实际，则文学含真实性愈多，内容也就愈充实而健全的一句话，真是千真万确的。须知真实性有相似性和适合性的两种，于证明事实时，当然是着重前者，于贯彻全体时，当然非适用后者不可。

    ⑦这些文艺上的智识与真实，假使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行动，使我们实际得着益处，则这些文艺的价值当然要算是顶高。

（有删改）

    从报纸上读到百年柯达破产的消息，令人唏嘘。柯达记录了美国和国际上几代中产阶级的人生，养育了摄影的艺术和产业，进而将摄影送上几乎取代文字的时代图像文化的高位。今天，人们将柯达破产的原因归于柯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守的经营路线。

    我觉得，特定的即使、特定的发明必然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柯达将注定随着工业时代的勃兴而繁盛，随着工业时代的转型而衰微。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和思想进步，并成为人类文明长链承上启下的一环。柯达的破产也带来一种技术文化的命运的信息。随着技术的汰换，那技术的文化必将转型。

    由此，我想到了油画。显然，油画不是科技文化，但它有技术的因素，有材料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图像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绘画的方式及其能量正受到疑问。今日欧美绘画的衰微就是例证，因此我们才反复提出“图像时代绘画何为”的命题，对绘画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命运提出警示，并将思考持续地指向绘画的当代关怀。

    我画葵，是画向阳花开的一代人，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说：“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是让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意象。”显然，葵是一种诗化的意象。但葵的绘画却不是一种象征，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而是一代人的历史性的生命写照。这种写照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存在，它持续而真实地描绘着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轮廓，并以生动的形象，呼唤绘画古老的诗性命题，进而重建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式微之中的感受力。

    我经常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总是询问我的老葵、我的葵园中有什么政治意图。我希望我们能够绕过“东方与西方”的传统话语，绕过冷战所构造和延续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空间。我以为在那些既有的话语中，某些误读总是严重地遮挡着现实的整体，某些习惯的定见总是掩蔽着生活本身，并且压抑着我们可能拥有的生动而广大的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无以量计的图像以各种方法迅疾产生并包围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获取众多的便利，另一方面， 又无奈地领受技术的宰制；一方面是图像的汪洋，另一方面仿像无处不在。众多的景观“装置”将我们切割成消费和被消费的碎片，我们越来越失去对事物整体的、深刻的感受能力。面对图像的汪洋大海，感受力原是唯一的渡筏。但随着主体的碎片化和浅表化，时代的感受力正在衰微。我们所谈论的绘画的衰微，正是源自于这种时代的感受力的衰微。因此，绘画的当代使命和振兴，就与时代感受力的拯救相关联。

    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而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或社会体系中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分都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整个社会才能始终保持有序和谐的状态。所以“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统筹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现代化引起不稳定、现代化伴随着风险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验证，即现代化起飞的阶段是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发的时期。我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的临界点，即进入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时期。这种社会张力的能量逐步蓄积起来，会对社会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并在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释放出来。而这种无序的社会力量爆发就是社会危机或叫社会风险。

    这十几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并不是各方面完全协调发展的时期。我们的主要精力一度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而忽略了各种社会问题，有的人在GDP崇拜下，只讲效率而忽视了公平，甚至以牺牲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形成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要建设和谐社会，自然涉及执政党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能力。要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提高我们党整合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等的能力。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我们党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确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尽可能将社会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顺利度过社会发展的阵痛期。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凤·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普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调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鮮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彩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弘扬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张巍）

    19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已成为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最钟爱的主题，以至于它占据了我们关于未来的主要想象空间。不幸的是，这些作品所描述的人工智能窄化了我们对于未来生命和生活形式的想象，似乎人类未来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机器人的斗争。同时，过去一百年充斥在科幻文化中的拟人化手法也把人工智能窄化了。机器人只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典型形式和一个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不只是它可以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思维，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理解人的语言、思维和智能本身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科幻文化对人工智能的窄化还在于，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将机器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归于感情或者说是“爱”，其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生命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人工智能必须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世界模型以及反应、修正机制，这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性个体的假设之上。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止有一个个体，还有无数他者，如何以算法应对无数社会性个体之间复杂的、充满非理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这才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难点所在。心灵没有方程式，社会性的心灵更加无法用算法解决，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机会。

    然而，人的社会性在今天这个网络社会受到了新的挑战。近20年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技术在明显加速，我们能够感觉到各种技术对生活的“重置”。技术的发展在引诱着也在强迫着我们跟随，不断跟它一起更新换代——引诱是因为花样翻新、追求时尚，而强迫是因为整个服务系统在更新，我们只能跟着更新，否则等待你的是脱离网络、去社会化。这种加速度，这种迅即的自动化、现成性，取消了我们自主的学习与生产。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保持艺术创造的欲望？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最切近的应用场景中，淘宝、京东设置了众多的“推荐”和“方便”，这些 “方便”不但是引导消费的诱饵，更是对我们自身的诱导和窄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合作中，我们的偏好被强化。据说阿里巴巴对每一个淘宝用户的定义，可以拓展到几千个标签。这意味着，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欲望、需求、目的、冲动。然而，这只是你的数码存在，这不过是由概率算法导出的一种“显示性偏好”。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群做了无穷细分，但同时人文学者们又总是在抱怨技术把人同质化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否弄清楚，新科技究竟是把社会变丰富了还是变单一了？ 我个人这些年的感觉是，在表征意义上人的确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但是在深层意义上，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能力却被极大地削弱了。

    人们思考问题时，如果缺乏辩证思维，会偏向一极而无暇顾及另一极。面对技术把人同质化的趋势，如何找到反向的动力并将之作为“辩证的另一极”？这是未来艺术的根本任务。

(摘编自《当科幻窄化了人工智能，艺术的新命题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