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人们发现白桦、杜仲和杨梅树皮的衍生物还具有抗癌的功效。另外，树皮也可以作为大气污染的生物指示器。最近，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的研究团队对90种树木的树皮特征进行了测定。研究负责人罗塞尔教授指出，他们发现树皮与木质部和叶片存在有趣的关联，如木材密度与内树皮密度成正比，树皮含水量与木质部导管直径成正比，与叶片大小也成正比；树皮厚度增大可以很明显地增大树干的结实程度与储水能力，这是人们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树皮的生理生态学意义。

    那么，关于树皮，我们到底知道它的哪些秘密呢？

    皮，生命的守护者。

    在易着火的生态系统中，较厚的树皮可以保护树干，如热带稀树大草原（易发生火灾的区域）的树种相对于热带森林树种往往拥有相对较厚的树皮。但也有例外，如易脱落树皮的桉树有较薄的树皮，但其树皮能够进行明显的光合作用，从而补偿了树皮薄带来的抗火能力较差的劣势。

    一些树的树皮长有尖刺，用来保护树皮不受动物的侵害。但树皮除了通过长刺和变硬来吓跑小动物之外，有些树还会像动物那样生有警戒色的斑纹，如笔筒树树皮上像人眼的环；紫薇树带有斑点的树皮离远看来像猎豹，猛一看还真让人有点生畏。

    树皮光合作用，关键时候才“出手”。

    那些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主要对树干起到支撑和保护的作用，而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则在植物的呼吸、养分输送和碳同化吸收中发挥作用。这些生理学功能会随着树体的增大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即使对同一树种的不同部位也是这样，如山仓子和阴香从基部萌生的嫩枝树皮光滑且呈现绿色，相比于成熟的树皮光合作用的效率更高。对于成熟的红椎，树皮能够进行微弱的光合作用，但当进入一定年龄的时候，基本上丧失了光合能力，树皮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片状脱落。有研究发现红椎树皮光合能力的终止增强了叶片的光合能力，或许这暗示着树皮与叶片生理上的协同调节。

    树皮，与环境相契共生。

    在对中国北部樟子松树皮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由于环境不同树皮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因为所处环境的差异，樟子松分为褐皮、黄皮、红皮和黑皮4种主要类型，其中黄皮的树皮率（指树皮的体积占树皮和木质部总和的比例）最小。

    随着树体的增大，几乎所有树种的树皮率都会减少。而随着树木高度的增加，一些树种的树皮率会增加。与此同时，树皮也会影响环境。通过树干光合作用或呼吸作用，树皮会改变气象微环境。

    树皮，彩虹般的美丽。

    在墨西哥热带干旱森林，罗塞尔教授发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树皮。彩虹桉，顾名思义，就是树皮如彩虹一样绚丽多彩的一种桉树。这种桉树有一个特性，当缺水或养分不足时，色彩就会变得暗淡；而当水分充足时，它就会毫不吝啬自己的姿色，向人们展示大自然的美妙。

    作为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树皮还在不经意间发挥其他的生物功能，如水杉的树皮可以为蚂蚁提供安乐窝。可见，树皮多姿多彩的功能和价值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值得人们不断探索和发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美丽的坏蛋更坏蛋

    美丽的坏蛋比丑陋的坏蛋更坏蛋，这在人类和动物中都有生动而可怕的故事。北方的海尽管没有南方热带海洋的五彩斑斓，然而在清冷而清澈的海底却撒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星，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些海星却是用心险恶的家伙，号称美丽的杀手。

    海星全身布满了“现代化武器”，在显微镜下，你才能看到它身体表面簇拥着成千上万的聚光性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四面八方的环境可以同时“视察和掌控”。另外，海星还有成千上万条比牙签还细的管状腿，具有强力的吸附功能，在海星大脑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成千上万条腿有节奏地迈动，可以爬过所有的坎坷，即使在光滑直立的礁石壁上，也照样稳步前行。更可怕的是海星能分泌高能量的消化酶，不亚于人类化工厂生产出来的硝酸，坚硬的贝壳在这种高能量的消化酶作用下，很快就被腐蚀溶解。正因为有这些“现代化的化学武器”，海星稳打稳扎，所向无敌。在波涛轰鸣的大海下面，它们成群结队地排列，悄无声息地匍匐，全然一支偷袭的军团，有目标有计划地向牡蛎、蛤蜊及所有贝类的藏身处前进和包抄，然后来个密集型进攻。

    海洋中现存的海星大约近两千种，我们中国已知的就有一百多种，从海边浅水区的潮间带直到水深6000米的地方均匀分布。看到这么美丽的东西竟是残酷的杀手，人们用渔刀渔叉奋力地砍杀，将海星碎块抛进大海里。可是，人们没有想到，海星还具有一种更特殊的能力，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再生一个海星。世界上竟会有越消灭越兴旺的动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海星只有在卵化状态，会被一些鱼类捕食，可一旦长成海星，几乎就没有天敌。

    海星给人类造成了可怕的灾难。近些年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域，因海星灾害导致鲍鱼、扇贝和蛤蜊的养殖损失达数万亿元；山东胶州湾一家养殖公司16万亩滩涂的蛤蜊，遭到海星的大举进攻，百分之八十的蛤蜊被吞噬；辽宁庄河市黄海沿岸成千上万吨的鲍鱼、海参、蛤蜊被海星吃掉。据调查，一个海星一天能吃掉十几只扇贝，食量惊人，再加上养殖的贝类无法自由逃走，所以沿海的一些养殖区里的贝类全部被海星吃光，几乎是养殖业的灭顶之灾。

    可恨的是海星这个贪婪的肉食动物却光吃不长肉，也就是说对人类几乎没有食用价值。那么造物主为什么要造出海星这么个物种呢？其实大自然有着严格而奇妙的秩序，海星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的捕食起着保持海洋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倘若人类真能彻底消灭海星，那么会有更可怕的灾难出现。没有海星的“调解”作用，海洋里的贝类会长得铺天盖地，我们将看到一个被贝类排泄物污染得更加污浊不堪的海洋。

（2011年11月《广州日报》，有删改）

    “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祖国？”“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日前，某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的青年做了一番街采，得到了这份“歪果仁”心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身边事物，却成为最受老外关注的“西洋景”，让很多国人感到不小的意外。细究这些“新发明”，一大特点便是依托先进技术，创新应用模式，便捷人们生活。比如，先进的支付系统，买卖东西只需“扫一扫”；畅达的电商平台，足不出户便可“购全球”；发达的高铁网络，让城市之间不再遥远；方便的共享单车，随骑随停自由畅快。前几天，一篇名为《中国的非现金社会飞速发展已超乎想象》的帖子在日本某网络论坛上疯传，有日本网友担心：中国人会偷偷嘲笑我们落后吗？不夸张地说，新经济之门在创新之轴的带动下，迅速向我们开启，“中国制造”正带给世界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改变和奇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起势，在这场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推力的变革大潮中，中国无疑已经走在前列。在“互联网+”的引领下，中国科技创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窗口期。以“新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创新充分说明，我们已超越学习模仿的粗放时期，开始向外输出自己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短。一千年前，古老中国的四大发明问世，拉近了世界技术和文化的距离，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如今，这个古老国度正乘着信息化快车，在“互联网+”的热潮中全面发力，顺势而上、弯道超车尤为可期。

    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多少“老大帝国”在因循守旧中被远远甩在后面，又有多少新兴国家抓住了“创新窗口”实现了追赶超越。对今日中国来说，站在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变量来塑造自己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技术创新与生活需求更好对接。其实类似网购、高铁等先进技术，并非我们独有，但为什么却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收获了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技术创新对接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和引领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经推出便迅速打开市场、赢得认可。在新技术革命的持续竞逐中，我们还要在这方面继续探索，凭借技术、产品、服务和品牌等方面的创新，攀上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更为有利的位置。

    技术进步永无止境。今天，中国科技创新已进入收获期，国之重器频频亮相，大工程、大动作惊艳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将技术变革与生活需求有效融合，让科技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喜。“大小”相宜，两翼齐飞，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成色将更足。

（摘编自范荣《“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创新窗口》）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倘若无人乐于充当评价者，那社会性道德评价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前两个条件缺失其一或全部缺失，只会不同程度地减弱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高度的融诗意美与禅意生命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其根源正是耕读生活。这种让生命实现自主、自在、自觉的耕读生活，使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向了源于心法的内求性、自我生命体验的崇高性、与天地感应的自在性之路，由此使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在农业机械化的背景下，当高强度的农耕劳动从满足生计中解脱出来后，农耕劳动不是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在21世纪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农耕劳动价值将比任何时候都大。脱离生计的劳动之后，农耕劳动所携带的具有道法自然的文化、精神、生命的价值更加凸显。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物质产品丰富之后，什么样的劳动才能成为人类第一需求？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成为人类生命最优陪伴的劳动，不是现代工业化的工厂劳动，也不是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只能是集生命健康、艺术创作、物质自养、精神自主为一身的农耕劳动。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劳动革命。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工业化时代的许多劳动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但由于我们对此缺乏正确认识，对于即将发生的这种劳动替代的革命充满了恐慌和不确定性。其实，现代智能机器人所替代的恰恰是工业化时代对人性和生命有副作用、有异化的劳动，但对人类生命有价值、没有异化的农耕劳动不仅不会替代，反而更加凸显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时代不是人类成为智能机器人奴隶的时代，而是人类从异化劳动解放的时代。

人正是因为劳动才使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21世纪人类劳动革命的意义，是让劳动承担起实现人类生命崇高，使人类与机器人有区别的新使命。让人类从劳动满足物质需求中解放出来，使劳动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的生命健康、生命崇高、生命幸福价值的作用充分释放出来。

今天中国教育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越来越走向急功近利的“做事教育”，严重导致了“做人教育”的供给不足。从“做事”层面看，耕读教育没有什么价值；从“做人”层面看，耕读教育恰恰是现代非常需要借鉴、传承的。

按照新时代劳动观，如何让耕读教育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是当代中国迈向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耕读不仅是从儿童到大学生的做人教育的必修课，也应该成为如何做中国人的必修课。

耕读教育重新定义中国乡村的价值和未来，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耕读教育是我们迈向新时代重新发现乡村价值的重要教育。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不是单纯的资本下乡的产业振兴，而是中国古老乡村文明如何实现与新时代嫁接的振兴。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耕读教育将会承担起将古老的农耕文明与新时代嫁接、过去与未来对话、城市与乡村互补共生、物质与精神统一的使命。

在全国开展耕读教育，不仅可以让国人在精神上找到回家的路，还可为乡村振兴带来人气与人才、资源与市场、自信与文化。耕读教育，不仅会使全社会重新认识中国乡村价值，也会推动乡村教育改革，使古老的乡村在耕读教育中走向振兴。

（摘编自张孝德《千年耕读教育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