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刑”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更有甚者，刑罚为政教之用。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厚风俗”——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用知识产权撬动知识创新

滕朝阳

    ①回溯人类文明史，专利制度促进了创新知识迅速公共化，同时也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从专利制度诞生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序来看，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极其重要的因果关联。时至今日，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法律保护。为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进入人们的观念，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过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不少，“山寨产品”还受到不少消费者认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还没有深入人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③知识创新是充满高风险、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很多人能熟练应用旧知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而知识创新的成果恰恰是人类福利增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只有尊重、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相反，如果人人都可以搭便车，从事知识创新的人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

    ④漠视知识产权，就将被假冒伪劣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即使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往往不够重视。作家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几年前一群作家跟一家网站打版权官司：“按说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风凉话：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你们不去关心；有这么多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关怀；你们这帮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关心自己的版税，还诉诸公堂，占用媒体宝贵的版面和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产权的态度。

    ⑤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还很不如人意。有的企业负责人坦言“已经不愿意申请专利了”，因为“不申请专利还好，一申请专利反而被剽窃得更快”，于是“核心技术方面绝不再向外透露”。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前，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而这种传承方式会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不力，就会回到“机密保护”的状态，这既会抑制自己的创新，也不利于引进最好的技术。

    ⑥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根本上，还是要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只有保护好创造性智力成果，投身知识创新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创新驱动才会变成广阔的现实，社会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进动力。

（2016年第8期《半月谈》，有删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经历了长达数干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蕴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获得新生。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自身的烙印，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诸多因素中，地缘、血缘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这个观点虽然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提出来的，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有所认识。例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并不是从地缘、血缘的角度来认同周王朝的，而是着眼于文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则认为取火方法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一燧人氏发明的，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投向天庭，中国人则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有的甚至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其智慧大都是关于人生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华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各路神灵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和效仿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寻求灵魂的净化或愉悦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既然中华民族的先民以人为万物之本，他们的理想国就在人间，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逸逸，席不暇暖：庄子热爱个体生命，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抱着爱惜态度。如果说儒家更注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群体利益，那么，庄子更重视的就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把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显然，这种文化心理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积极意义，可以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又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时丧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三是既重视群体又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五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祸患而绝不讳疾忌医。今天，西方文化依然风靡全球并对其他文化强势入侵，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我们在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优长的同时，更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透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就时，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进而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莫砺锋《以优秀传统文化溢润心灵》，201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察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双刃剑”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当然，最吸引眼球的是几次著名的人机对弈。比如，1997年卡斯帕罗夫输于“深蓝”，2016年阿法狗4：1胜韩国的李世石。

    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进行深度学习，甚至极有可能超过人的智能。比如，尽管美国主流媒体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在美国大选中胜出，但是，孟买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通过2000万个社交媒体数据点分析了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准确地预测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从诞生以来，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著名的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加特纳预计，到2018年，全球最大的200家企业大多数都会利用智能应用，并使用大数据的完整工具包和分析工具，来优化自身的产品和改善客户体验。另一咨询公司弗罗斯特预测：2025年之前16%的美国工人将被人工智能系统取代，同时，人工智能可以创造相当于劳动力9%的新工作。艾瑞咨询预测，中国国内人工智能市场将从2015年的12亿元增至2020年的91亿元。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其有可能出现的场景是“机器排斥人工”。比如，目前，高盛三分之一的员工是计算机工程师，而1名计算机工程师可以取代4名交易员。高盛下一步将使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约146个步骤进行自动化。

    在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派是悲观看法，代表人包括：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特斯拉汽车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等。霍金曾在英国《卫报》的一个专栏中写道：“工厂自动化已经让众多传统制造业工人失业，人工智能的兴起很有可能会让失业潮波及到中产阶级，最后只给人类留下护理、创造和监督工作。”马斯克甚至提出：人类要与机器融合成为“半机械人”，否则将被人工智能淘汰。

    然而，另外一派则持有相对乐观的观点。如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AI和机器人肯定可以代替很多人类初级简单的、服务类的工作，但是，人类由此被吸纳到更多新的领域，人类不必担心大量失业！总的来看，大学以上水平受影响最小。李世石对弈一局，所消耗的机器运行成本达到了3000美元。而在此期间，人类对手可能只消耗了一碗石锅拌饭。

    最迫切的岗位是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随着人工智能日益融入人们的生活，对于人工智能人才的争夺战也日益白热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合格的研究人员数量仅为30万，缺口却为100万甚至更多。

    传统产业升级后会延伸出新的岗位需求。比如亚马逊已在全球各地的仓库中“雇用”了超过10万台Kiva机器人，大部分执行工作均由其完成。与此同时，又衍生出数千个新型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机会，亚马逊的人员则更加集中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比如订单配对、货品挑选、消费者行为研究及新品研发。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从日常的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地投入到与美好生活相关的新岗位上去。10年前，我们对形象设计师、比价员、健康顾问等感觉十分新鲜；今天，我们已经逐步接受了网络主播、红人掌柜、网约车司机；10年后，我们将迎来更多的陌生的职业名称。

    综上所述，人类必须端正态度，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然会推动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浪潮，增加新技术的投入，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促使全球经济逐步回暖。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带来的总量与结构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悲观，人类应当更加积极面对，适应新的技术变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