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制作其他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成就和培养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飙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中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于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购播与营销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

一物不知，深以为耻

徐梓

    在中国古代社会，学者有追求博学的传统。博学之所以重要，诚如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所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古人认为，一个学者只有博学多识，才能学有本源，根深基厚，才能胸次自高，气象自大，才能文章有根据，下笔知取舍，这也就是所谓的“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

    追求博学的传统，由孔子开创。孔子不仅号召人们“博学于文”，主张和学问广博、见识丰富的人做朋友，而且身体力行，给世人树立了榜样。于学，他学而不厌，老而弥笃，单是一部《易》，就被他读得“韦编三绝”。他谦称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没有比他更乐学好学的人。他不以“生而知之”自居，本着学无常师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每事问”，随时随地周咨博访，不耻下问，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增益自己的知识。正是因为这样，他不仅通晓并有能力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而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此，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从此以后，很多人把对博学的追求，进一步凝练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样高度精练的语句。刘知几在《史通》中说：“‘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籍多闻以成博识。”

    对于学者来说，“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不只是一个口号，一面旗帜，更是一种引领，一种激励。明代学者徐光启和利玛窦熟识之后，他因为《几何原本》“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于是向利玛窦提议合作翻译此书。利玛窦则因为翻译此书颇有难度，劝他搁置此事。徐光启回答说：“吾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毅然以“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的气概，迎难而上，开始了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

    清朝学者阎若璩，幼年体弱多病，资质鲁钝，兼有口吃，读书至千百遍，往往还不了解书文的大意。但他立志博览群书，曾将“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勤学不怠。水滴石穿，积思自悟，终于在1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他因为“读书有所碍，愤悱不肯寐”，沉思良久，“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他继承了清初学者博学多通的学风，只要“一意未析”，就会“反复穷思”，甚至是“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穷原竟委，力求精核，“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他的《尚书古文疏证》，用120多个证据，将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祛千古之大疑”，成为一代名著。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现代社会，各种资讯海量增加，一个人再勤勉，也不可能遍索尽读、周知万物。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善取，而且要善弃，博观约取。但无论如何，传统士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精神追求不能轻易抛弃，仍然要继承吸收、转化创新，实现“博通”和“专长”的有机统一。

节选自（2016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

    郦波教授的新著《五百年来王阳明》对王阳明其人其思的解说，行文虽有“亲民”之浅白，内里却不乏“明明德”之深刻，因其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两个终极问题：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两者作为核心主题统摄全书，使读者带着问题深入王阳明的人生变迁和思想发展，并以此为镜，观照自身。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指向了王阳明，也指向了儒学两千年的根本：内圣与外王、修身与平天下、克明俊德与协和万邦的融贯。它不是要营造“无牵累的个人”的“小确幸”，而是要让人在时代中、在家国天下里反省自己的内心。

    完人之问的核心，或可在书中所载王阳明与乔宇的对话中管窥。乔宇本人正如王阳明一般，爱好广泛，才学不凡。但后者却为他下了断语：“世人多巧，心茫茫然”。这不由让人想起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不可或缺，但道是根本的统摄。这甚至可与西方哲学中的源头主题“知识即美德”相互参照印证——知识指向终极的理念，“意见”所涉则是纷繁的事物。王阳明给乔宇三个字：专、精、正；若能由诸艺之专精着手，或可升华为正道；这大约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格物致知，是王阳明早年格竹而不得之后的大彻大悟，也与西哲所思并无二致：超越“意见”之上，才可窥见普遍性的理念。

    当然，对于阳明心学而言，“知”并非全部，知行合一才是成就完人的根本。郦波教授此书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将王阳明之德、言融于剿匪戡乱等不凡事功之中，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全书反复提及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大约就是“事上练”。中国传统里对知行关系的讨论，至此可谓大成。有意思的是，自苏格拉底之后，西哲也分为两派，一派偏重纯粹的哲思，另一派则注重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实践对美德的认知——以反省内心之《沉思录》流传于世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罗马皇帝奥略留，大概就是西方“事上练”的最佳代表。

    客观而言，郦波教授在“心学之问”上的展开，似不如“完人之问”那样详尽丰富。因为这所涉及的，已经远远不是阳明心学本身，而是其背后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因何无力这一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主题。作为一本介绍王阳明其人其说的通俗读物，郦波教授此作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系统、缜密地作出解答，而在于为读者开启了两条思路。其一是中日行为之对照。其二是中西思想之对比。此书虽以阳明心学为主题，其中两处涉及西学的文字却尤为让人印象深刻。

    《五百年来王阳明》，虽立足历史，却以“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这两个终极问题指向当下、指向未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王阳明的智慧，大约并不不只会诗意地栖居在神州大地上，也会与四海先哲的思想，共栖于世界，与天壤而同久。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4日16版，有删改）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以西服及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造型结构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并考虑到具体的使用功能，运用“洋裁法”设计制作出了适合国人穿着的“新服装”。因由孙中山先生创制，并极力倡导且率先垂范，“新服装”被称为“中山装”。由于中山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精神，符合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想，又能满足当时的生活需要，因而被广大民众认可并接受。

    一个民族的服饰既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传播民族精神的使者。汉民族服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新，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课题。

    中山装的设计思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彰显着民主共和思想。其前身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上部小口袋的倒山形袋盖寓意中国革命需依靠知识分子，闭合的翻领、前衣襟五粒纽扣系结，体现出了中正、坚韧、庄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前襟五粒纽扣象征“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袖口三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整套服装采用的这种暗喻的方式，就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和服饰审美思维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经历了“拿来”与“消化”过程的中山装成为“洋为中用”、传承民族文化，同时适应国际化潮流、极具时代特征的典范。其造型结构和风格，代表着中国近代男性服饰的某些特点，反映出一个时代服饰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

    自开国大典以来，在历次国庆阅兵典礼、国际国内重要政治活动中，中山装及其改良装，都是国家领导人着装的首选。2014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在阿姆斯特丹出席荷兰国王为其举办的国宴，这是习主席首次穿着中式服装参加西方国宴。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再次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办的欢迎晚宴。国人为之振奋。实践证明，通过传统服饰载体激活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记忆和创新活力，对于构建新时期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意义重大。

    有文化自信，才会有文化创新，才会有文化自强。中山装以中国传统精神为内涵，融入了外来服饰的造型及技术手段，这一点对新时代中式服装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值此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中山装的文化内涵，学习中山先生立足民族文化并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服装作为显性文化标识的作用，必将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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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昀

    ①《论语》里孔子用了一句“小子何莫学夫《诗》”劝大家读《诗》。为什么要读《诗》呢？先说一个网上流传的小故事——

    ②有个大学男生，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自习，喜欢上了每次都坐在他前面的女孩。经过无数次的挣扎，他终于鼓起勇气给女孩递了一张字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就开始收拾书本；收拾完了，站起来转身问他：“我要走了，你要不要一起？”接下来，男孩说了一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③这故事属于“凭实力单身”系列，其实有年头了，第一次看见它大概是二十年前吧。最近想起它，是因为读到了这首诗——《诗经·桧风·隰有苌楚》：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④“隰”指洼地。“苌楚”是羊桃，接近现在的猕猴桃。“猗傩”读成“婀娜”，意思也接近现在说的“婀娜多姿”。“夭之沃沃”，形容生命初生时鲜润美好的样子。

    ⑤《射雕英雄传》的第三十章也出现过这首诗——一灯大师的四大弟子之一，曾被点为状元的饱学朱子柳，念出一句“隰有苌楚，猗傩其枝”来取笑黄蓉。那黄蓉又是怎么想的呢：

    “他引的那两句诗经，下面有‘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三句，本是少女爱慕一个未婚男子的情歌，用在靖哥哥身上，倒也十分合适，说他这冒冒失失的傻小子，还没成家娶妻，我很是欢喜。”

    ⑥关于《隰有苌楚》这首诗的解释，从古至今大致有三类。第一类以《毛诗》的小序为代表，说这是桧国的国人不满于国君的放纵奢靡没有节操，所以转而歌颂无知无识、混沌淳朴的自然事物。第二类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代表，说这是老百姓遭逢乱世，求生艰难，羡慕草木无忧无虑又没有家庭负担。第三类呢，就是现代文人的解释，以闻一多、李长之为代表，把这首诗理解为情诗、恋歌；分歧在于有人认为这是男子写给女子的，有人认为这是女子写给男子的。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取的，就是现代文人的“情诗说”。

    ⑦一首诗的各种解释可以并行不悖，这个不足为奇。

    ⑧但是话说回来，站得住脚的解释，必须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理解自己，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隰有苌楚》所在的桧国，在东周初年就被郑国灭掉了。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在衰落到即将崩溃的时候，就是把本该用在进取上的能量拿来对付自己、消耗自己的时候；此时社会上层的表现，要么放纵奢靡，要么过分地世故、精致，或两者兼而有之。生活在这种文明当中的比较敏感的人，回忆或想象蛮荒时代文明初生时的“夭之沃沃”，苍苍茫茫中的野蛮生长，并且抒发成诗——这就是《毛诗》小序的解读方向。《毛诗》成型于西汉，去古未远。在《毛诗》中留下足迹的解经人，尚有为整个文明立法的气魄，解读《诗》是在为富有建设性的价值观奠定基础，所以对于《隰有苌楚》的解释，指向的是当时的社会上层。

    ⑨南宋朱熹的解释，以底层百姓的口吻感叹民生艰苦，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姿势。固然算得上忧国忧民，但是气魄上和《毛诗》相比，到底是弱了。

    ⑩现代文人的“情诗说”很好理解，“五四”以后，解读《诗经》的总体倾向就是去政治化，把《诗经》纯粹当文学作品，固然也挺美好的，（甲）足以自成一说；（乙）止步于此，肯定会在整体格局上留下缺口。这种地方正所谓是“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丙）憧憬冒冒失失的傻小子和憧憬质朴刚健的新生文明，这两件事情难道不是本来就相通的嘛？

    ⑪回头说开篇那个故事。这很像我这样的钢铁直男年轻时做得出来的事儿，所以我不认为故事中这个男孩活该“注定孤独一生”。假如故事的结局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只能怪这女孩不懂得傻小子的可爱和可贵。倘若她读过上面这首诗，或许想法会有所不同？

    ⑫多读书，多“迈出第一步”，可以给生活打开新的可能性，直接影响你的命运。所以啊，大家为什么不读《诗》呢？敲黑板。

（选自2019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