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不能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常常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惟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的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随气温变化而穿脱的外衣，甚至也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徒劳无功，而且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选自庞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 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 者2人。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相关联接：①东京审判中，一些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甚至有人主张以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原因无罪释放25名战犯。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并全力争取将几个侵华首恶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②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操纵，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屠杀。当时梅汝璈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的帽子，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该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近乎“汉奸”、“卖国贼”。

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陈光磊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大力推行”与“规范使用”要更加有力、更加深化地结合起来、融通起来，要日益注重和不断提升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审美性。

    首先要逐步提高教师、播音员、主持人、演员等职业语言工作者的普通话水平。他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既可以有效地引领全社会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带动更广泛的普及。这就要把普通话测试进行得更有成效，其要求应有所提高，比如有些省市考虑把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的要求提高一个等级，或者对青年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要求相应提高一个等级，如此等等。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也要向更多职业岗位和社会阶层扩展，尤其是对公务员和服务行业更要提高要求。

    普通话的推广要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衡量其水平的根本指标就在于合乎普通话规范标准的程度。现在已经研制和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已有200多项。但是，其中不少常用的、重要的规范标准在社会上的知晓率和执行度并不高，甚至是极低的。

    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就在于对普通话能自觉地、有效地加以“规范使用”。而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有着两个层面：一是语言本体结构的规范，即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规律的呈现；二是语言社会使用的规范，即语言交际的伦理原则、礼貌原则、情境适应等修辞语用规则的显示。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当今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建设的总纲。在这个总纲的指引下，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提高的引导下积极普及。让我们致力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有效地提高普通话水平，使祖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更加优美。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0日12版，有删节）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材料一：

当你阅读或写作时，你是否听到了自己脑海中的朗读声? 绝大部分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这种“脑海中的声音”时刻陪伴着我们，偶尔还会转化为语言，令我们脱口而出。

这是为什么呢?  

在英国《卫报》的帮助下，我们把超过1500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在阅读时是否在脑海中听见小说角色的声音，大约五分之四的人承认听见了声音。七分之一的人说，那些声音和人真实说话的声音一样生动。一些读者说，他们很早就会主动地为角色创建声音：“通常在故事早期，我的大脑就会为我感觉会大声说话的角色寻找一个声音。”对于其他人来说， 没有听见“声音”就意味着这本书不适合他们：“我总是听见书中角色的声音，如果我听不见的话，通常是因为我对那本书不感兴趣。”

成年人会听见虚拟角色的声音，这同样也适用于我10岁的儿子。小说家运用两种主要方法来描绘故事中角色说的话。他们把角色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 通常以引号为标志----这被称为直接引语。或者他们可以间接地表达，即所谓间接引语。

心理学表明，直接引语通常比间接引语更生动。斯坦福大学的伊丽莎白·韦德要求参与者汇报一段别人进行的对话，并要求他们要么把它描述得有趣，要么只是信息准确。当参与者试图增加趣味性，而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时，则更有可能选择直接引语作为其描述方法。

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人们在阅读这两种引语的时候，大脑中会发生些什么”的疑问。研究发现，参与者在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不同。具体来说，听直接引语使右听觉皮层区域有更强烈的激活反应，而众所周知右听觉皮层对处理声音至关重要。两种引语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呈现被描绘的语言，直接引语比间接引语给人的体验更生动，因为它激活了体现声音特性的大脑区域。

一位小说家这样写道：“身为一位作家，我就像在偷听一段对话，或者说偷听很多对话。我不编造对话。我听角色说话，并且记下他们说些什么——就像速记打字员听写一样。”对另一位作家来说，与虚拟角色对话是更微妙的“收听”过程：“这是个亲密的过程，就像被允许进入他们的思想一样。他们不和我说话，我也不和他们说话。这更像我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内部生活。”

查尔斯·狄更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当我坐下写书的时候，”他于1841年对朋友这么说道，“某种善意的力量向我展现了一切，引诱我对此感兴趣，但我没有创造它，真的没有，我只是看见它，并把它记下。”此处谈及的书是《雾都孤儿》。狄更斯的美国出版商詹姆斯·菲尔斯回忆道：“在创作《老古玩店》的过程中，小尼尔到处跟着他； 当他写《雾都孤儿》的时候，犹太恶棍即使在他最累的时候也不让他休息。”

但是，这些“声音”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一体验。作家听见的声音和许多幻听一样，是否有明显的感官特性呢? 在2014年与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一次合作中，来自听声小组的一群人开始填补这一空白。

所有参与那天节目的作家都先被邀请填写一个关于他们听见自己角色声音之体验和问卷调查。当被问到“你有没有听见过你自己角色的声音”，70%的作家回答“听见过”。对于“你对自己的角色有没有过视觉或其他感官体验? ”这个问题，大多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约25%的作家说，他们听见自己的角色就像在房间里说话一样，但41%的人表示，他们会进入一段与自己笔下角色的对话。然而，许多作家否认听见角色的声音类似于幻听。一位作家说：“我‘听见’他们在故事的世界里谈论自己，或者和其他角色对话。但他们不会像那样对我‘说话’。我不认为他们知道我的存在。我偷听他们说话。”而另一位作家说：“有时候我正在写作或正在构思故事，能听见最主要角色的声音，就好像他们是房间里对我说话的真人。”

填写了问卷调查的约20位作家自愿参加了后续的访谈。一位小说家说：“我在听到角色声音之前，不能算真正在写作。我必须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如何发音，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话的风格和他们评论的内容。然后，你从中发现乐趣，希望它再进一步发展。”另一位作家评论道：“角色总是带着声音开始。有时，我可能对一种角色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声音带我进入角色……我写作的时候，声音出现了。当声音经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写作的过程。”

(摘编自查尔斯·费尼霍《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

材料二：

【编者按】每个人都会在脑海中对自己说话，自我对话也是完成复杂思考的常见和必要形式。“脑海中的声音”逐渐成为脑科学研究界的焦点话题，上海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脑海中的声音：自我对话的历史与科学》一书，正是有关此话题的著作。作者查尔斯·费尼霍既是心理学家，也是小说家，这让他能够把枯燥的论述写出叙事艺术的感觉，从而让这本书从众多心理学著作中脱颖而出。

【内容简介】

在这部书中，查尔斯·费尼霍通过详述大量的原创案例研究，阐明了语言和思想如何在意识中交织，还基于前沿科学理论、新的“对话式思维模型”，以及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和其他突破性技术，为揭秘脑海中的声音写下了一本客观而又迷人的指南，也改变了我们对所谓幻听者的诸多误解。

根据费尼霍的研究，人们通常所说的“思考”往往是指对意识多重声音的接收和表达。实际上，这种声音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内部言语”，它是一个聆听自我、与自我对话的复杂过程。内部言语的作用或许比我们认为的更加重要，它能够帮助人类调节自身行为、激励我们采取措施，甚至让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研究内部言语可以丰富我们对自己及周围世界的认识，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大脑如何运作，进而找到治疗幻听等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

(摘编自上海教育出版社《脑海中的声音：一本客观又迷人的心理学著作，揭秘我们脑海中的声音》，2019)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未来的机器人工程师，能够建造出在技术上非常高超的机器人，它可以说话、 走路以及从事其他复杂的任务。你可能会根据特定的目的建造每一个机器人，并将它的能力调节到适应其  预期的功能，如机器人警察会有武器，机器人服务员会有托盘。你还可以针对特定的环境条件设计每一个  机器人，例如酷暑、极寒或水下的环境。但现在你正在奉命设计一些机器人，你不知道它们需要执行什么  功能，或者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工作。那你要如何建造一个适应能力超强的机器人呢？

答案是，你把每个机器人都设计成可以动态发展，这样它就能根据所处的环境来调整其能力和功能。如果遇到水，它将发展出防水功能，而如果它需要从火中救人，它就会发展出阻燃能力。 因为机器人是由大量集成零件组成的，所以你还需要使机器人的组件能够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交互，从而使每个零件都功能正常并良好协作。例如，防水性能不会干扰其手臂或腿部的运动。

也许未来的工程师可能会获得这种设计能力，而由于进化的作用，植物和动物已经这样做了。生物体是通过基因与环境之间的无数相互作用发展而来的，所以能够构建极其复杂、高度集成的机体，不仅运作良好，而且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当然，我们不能随意长出新器官，但许多器官在生长时如果遭受到压力，就会使它们的能力适应这种应对压力的需求。例如，如果你在儿童时期跑动比较多，那么你就是在给自己的腿部施以负荷，于是它们就会长得比较粗壮。其他一些调节机制在一生中都会对环境压力产生动态响应，即使在成年期也是如此。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经常练举重，那么你的手臂肌肉就会感到疲劳，接着会变得更粗大、更强壮。相反，如果你卧病在床数月或数年，你的肌肉和骨骼也会萎缩。

身体能应对环境压力，从而调整其可观测特征，即其表现型，这种能力的正式名称为表型可塑性。所有生物的生长和运作都需要表型可塑性，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的实例也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人的皮肤比较容易晒伤，那么他的肤色在夏天就会变得较深。这些都是合理的变化。然而，当关键的环境信号消失、减弱或异常时，就会导致失配。 当从冬天进入春天时，我的肤色通常会变黑，这样可以防止我的皮肤被晒伤，但如果我在冬季乘飞机前往赤道地区，那么如果没有衣物或防晒霜的隔离保护，我的皮肤就会在转眼之间被晒伤。

人体的进化论观点提示， 因为在近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改变了自己赖以生长的环境条件，并且有时这种改变是自然选择没有为我们准备好的，所以当前的失配现象比以前更常见了。这些失配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有时出现在生命的早期，却在许多年后才引起问题，而此时要纠正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大自然不像工程师建造桥梁一样建造人体：把安全系数提得高高的，这样我们就能适应各种条件呢？对这个问题，主流的解释是权衡取舍。一切都涉及妥协：一样东西多了，别的东西就会相应减少。例如，较粗的腿骨比较不容易折断，但它们运动起来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黝黑的皮肤能防止皮肤晒伤，但它又会减少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

自然选择的选择机制使得表现型会根据特定环境进行调节，从而帮助人体找到不同任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并达到恰当的功能程度：足够，但又不会太过。有些特征，比如肤色深浅和肌肉多少，在人的一生中都能调节。然而，大多数特征不能根据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如腿的长度或脑容量，一旦发育完成后就无法重组。对于这些特征，身体必须在发育早期，往往在子宫内或生命的最初几年，使用环境信号——压力，来预测出成年期组织的最佳结构。虽然这些预测能帮助人体根据特定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幼年时没有接受过适当刺激的组织可能最终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未来遇到的条件。

综上所述，进化使得人体能够“ 用进废退 ”。 因为人体不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生长和进化而来的，所以在发育成熟期间，为了正常发育，身体会预期碰到某些压力，而且也真的会面临这些压力。大脑中的这种相互作用广为人知：如果你剥夺了孩子的语言或其他社交能力，那么他的大脑将永远不能正常发育，而学习新语言或小提琴的最佳时机就是儿童时期。其他与外界密集互动的系统，如免疫系统，以及帮助人体消化食物、维持体温稳定的器官等，也都是藉由类似的重要互动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体不能接受到自然选择给它们匹配好的足够压力时，我们就能预测许多失配性疾 病的发生了。这些失配中有许多在人体发育早期就会显现出来，但另一些，如骨质疏松，要到年老时才会 显现。但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摘编自丹尼尔·利伯曼《人体的故事：进化、健康与疾病》，蔡晓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