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很大，东西文化的差异同样显著。即便是在南北两个区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东西文化。例如在黄河流域，由西向东，依次就有关陇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文化的地域差异，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影响了文学的多样性。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另一方面，这种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久而久之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家愈多，文学作品的质量愈高，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贡献就愈大，这个地方的文化土壤就愈厚实，它对新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就愈有利。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等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会有所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另一方面，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新的地方，除了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当地的人文养料，他在当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即反哺于当地文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大量存在，但不会是，也不应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单纯。大量情形下，这种影响并不是显在的，而是隐性的。浙东农村的目连戏这种文艺形态对鲁迅的创作不能说没有影响，有时还相当明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浙东那个“报仇雪耻之乡”的精神文化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他，影响着他那辛辣、冷峻的精神气质与文学风格。然而，并不一定每一个浙东作家都会深受这种民间文艺形态和地域文化的影响，都会有这样的气质与风格，如果是那样，则一个地域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一些气质相仿、风格雷同的文学家，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扫兴的事情！实际上，一个文学家会接受哪种类型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种程度上接受该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是有密切关系的。

作为生物的社会

    ①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做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②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冢、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 ， 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③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鸦鸦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④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寻起正合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于是，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掀动那一部分，移动它，直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于是，长长的队伍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家庭及其德育功能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生活在东亚这个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地缘政治治理关系没有完全摆脱血缘家族关系的影响，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家国同构的模式，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家更是“天下”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旨在强调家庭对于国家治理、天下兴亡的重要作用。

    家庭是我们的生活共同体。家是人的出生之地，是人的生活依托和物质家园。我们需要父母亲人的供养，才能完成生理成长、学业发展，才能成家立业。不仅如此，家还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如果我们缺乏一种家园感，我们的灵魂就无处栖息安顿，而难以安身立命。有父母才有家，这就是无数中国人过年时都要不远万里回家省亲的原因。

    德育是家庭的重要功能。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画荻教子都是母教的光辉典范。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共同生活中，经过培育并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风气、风尚。家风对人的道德、人格的成长确实是通过无形的“熏育”，即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对人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在家人和睦、夫妻恩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往往大多具有健全的人格与心理，也有较强的爱的能力。而在一个天天充满暴力、冷战的家庭环境里成长的孩子，其人格与心理很难不受负面影响。良好家风还是人生吉祥幸福的保障，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

    一部科学史，其实也是一部科学家的精神史。拉开历史的长镜头，有些科学成果会因为时间推移成为过去，而伟大的科学家精神总是长留历史的天空，更具穿透力。从大众视野来看，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因为专业、神秘鲜为人知，但他们身上元气充沛的求索精神，却总能直抵人心。从钱学森到屠呦呦，再到钟扬、黃大年，杰出的科学家身上总有一种极为相似的精神气场：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集智攻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他们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镌刻在大地上，铸就中国科技创新的丰碑。

    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神，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科学成果。“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院士的寄语，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盼。今天，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如何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这既是时代之问，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绽放光彩的机会。这就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男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整个科学界来维护。这些年来，无论从论文数还是专利数看，中国科研事业都可谓蒸蒸日上。但与此同时，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一些浮夸浮躁、投机取巧的行为也不时出现，比如人为夸大研究基础和学术价值，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名”等。这些行为不仅侵蚀了科学家精神，也伤害了中国科学界的公信力。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线，认真是科学家的底色。只有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才能守护好科学家的品格和尊严，催生真正一流的科研成果。

    弘扬科学家精神，也需要全社会精心培育。科学家精神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高度，也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培育，科学家精神也难拔节生长。当我们期待科学家心无旁骛、“板凳坐得十年冷”，也要给予他们“数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当我们寄望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能在专业上一丝不苟，也要相信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当我们希望科研回归本真，同样要在考核中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总之，科学的事业，呼唤更加科学的管理。只有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科研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更加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我们才能厚植科学家精神，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事业，某种程度上，科学家精神也体现为一种对于未知、对于人民的热爱。航天英雄杨利伟曾说，永远记得第一次在太空俯瞰这颗水蓝色星球的样子，“我仔细端详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美景”。相信，若所有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仰望着浩渺的星空又关注着脚下的大地，一定会成就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何鼎鼎《用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