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一个书香中国

李泓冰

    当网络横行全球，当微博华丽登场，阅读与写作的碎片化现象似乎已不可避免。不过，若是在这个盛夏光顾上海书展，看到那些酷暑中排长队购买入场券的读者，且大部分是年轻的面庞，不但关于纸质书末日的哀叹可以稍缓，也颇能体味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这几天的上海，是最为全国读者、出版社、作家瞩目的地方。书展的成功，也向我们发出疑问：读书人的节日，能否可持续发展？阅读能否不仅仅是一年一度的盛大相约，更成为润物无声的日常习惯？

    比如，可否让传统的书店不那么急吼吼地退出历史舞台？尽管网上购书已成常态，但读者仍然需要阅读的氛围。在网络时代，如果还固守着当年新华书店的站柜卖书方式，书店的没落可想而知。而上海书展每天数十场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对话、签售，网上信息的充分发布，全场提供免费Wi-Fi，读者呼朋引类相约而来，既是阅读与购书的场所，也有了解作家、见识明星的机缘，还可以拿到小纪念品，或者只是一场以书为媒的社交、约会……正像上海书展的主题“我爱读书，我爱生活”－——读书，本来就该是生活的一部分。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的研究，2011年我国公民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35本，上海领先全国，人均8本，而韩国人读11本、法国人20本、以色列人64本……

    重视教育的中国家庭，原来竟鲜有读书人么？除了教科书，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没了阅读习惯么？

    试想，倘若官员忙于应酬惰于读书，我们只能坐视各处焚琴煮鹤、荼毒人文的事件层出不穷，更无法指望社会管理的规则意识；倘若学生深陷题海无暇读书，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机勃勃的孩子变成刻板僵化的应试机器，不但失掉创新的欲望与能力，更可能耽于本能冲动而拙于理性表达；倘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追逐物质、不屑读书的风气，更会与书籍带来的“高贵、力量、优雅和美”绝缘，挡住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开卷与否，兹事体大！

    阅读习惯是需要培养的。如果有出了家门抬眼就能看到的社区图书馆，有在地铁站台相约时可以兜兜转转的人文书店，有班级里的图书角、学校里的阅览室，也有像年复一年的上海书展那样，成为这座城市读书人的节日，公众就有机缘体会对阅读的如饥似渴，体验思考的尊严，享受与智者对话的快乐。这也让我们温暖：未必是“大雅久不作”，公众并没有遗弃阅读，城市依然有可能成为爱书人的“书房”，很多现实疑团依然可能在阅读中丝丝缕缕地厘清……

    无书使人俗，没有书香的城市更会显得伧俗无礼。一场书展，透露了一座城市优雅的文化特征，也散发了令人欣慰的讯息：书事可为，阅读可期，民气可用，它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种，在激励阅读、弥散书香方面，还有很多沉睡的领域有待开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析”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 “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禎直承了严羽“得意忘言”的含蓄说。他盛贊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影中”，所以须“脱形写形”，说谢灵运诗就是“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邈、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至今不衰。

（摘编自《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材料一：

    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冯蕾《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材料二：2013上半年消费者购买国产智能电视的关注因素

材料三：

    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的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返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竞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企，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材料四：

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增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和认同、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多种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宏大画卷中的灿烂一页，是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和发扬的文化宝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很早以前就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形成的，其中包括平原、高原、山地、河谷、海城等。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人们发展出农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形态，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差别的文化。西周分封之后，齐、楚、燕、晋等处于不同地域的诸侯国，依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发展出既具有共同特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秦汉以降，中华文化的地域格局不断扩展，内容也愈加半富，直至近现代，地域文化一直在为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当前，高铁、互联网等的发展虽然极大消除了不同自然地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不同地域文化也加速向具有同质特性的现代文化转化，但地域文化并没有消失，还将持续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地方文化研究，也不能与民族文化研究画等号，更不可将其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而是要突出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这样的地域文化研究，是通过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丰富内容、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换言之，当代地域文化研究要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真实、立体、全面的展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地域文化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着力，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横向和纵向的研究都很重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各地区对自己地域文化的纵向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和深入，但地域文化的横向研究还比较薄弱，即对各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将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地域文化纳入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宏观研究格局中来，为了促进地域文化研究在更大平台、更高层次上繁荣发展，可以成立全国性的研究学会，建设一支热心于地域文化研究、具有相当理论和学术水平的专业队伍，举办各种地域文化学术会议。

（摘编自邵汉明《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七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只是无足轻重的动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比水母更大。今天，我们却称霸这个星球。人类是如何把自己从在非洲的一角自生自灭、毫不起眼的人猿，变成地球主宰者的呢？

通常，我们会在个体水平上寻找我们与其它所有动物的差异。我们想要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之处——我的身体、我的大脑，让我比狗、猪，或是黑猩猩更高等。但事实却是令人难堪的：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和黑猩猩很相似。并且如果把我们中的任何一员和一头黑猩猩放在孤岛上，黑猩猩绝对会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真正使人类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特质，不是在个体层面上，而是在群体层面上。人类能称霸这个星球是因为他们是唯一可以灵活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有些社会性昆虫，如蜜蜂、蚂蚁等，它们也可以大规模地合作，但没有像我们这么灵活。它们的合作方式十分死板。蜂巢总是用同一种方式运转，即使出现了新的机遇或危险，蜜蜂也无法很快改造他们的社会系统。其他群居的哺乳类动物，如大象、黑猩猩等，它们可以更灵活地合作，但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黑猩猩合作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熟悉。唯一能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能灵活地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是我们——智人。一对一，甚至十对十，黑猩猩也许都比我们强。但是，如果你让1000个人类对抗1000个黑猩猩，人类将轻易获胜。原因很简单，一千只黑猩猩根本无法合作。如果你尝试把十万头黑猩猩放进天安门广场，那儿绝对会陷入极度的混乱。可经常会有几万人聚集在那里，非但没有产生混乱，反而形成了极其复杂和有效的合作网络。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建造金字塔还是飞向月球，都不仅仅是基于个体能力，而是基于大规模灵活合作的能力。尽管不认识彼此，我们却可以通过共同合作来实现全球的思想交流，这是黑猩猩所做不到的。但合作并不总是好的。历史上人们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也是基于大规模合作。

可为什么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合作呢？答案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之所以可以和无数陌生人一起合作，因为在这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创造并相信虚构的故事。只要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虚构故事，每个人便会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其他所有动物都只使用他们的交流系统来描述事实。黑猩猩可能说：“看！有一颗香蕉树！咱们去摘香蕉吧！”而人类不仅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现实，而且还使用他们的语言来创造新的现实，虚构的现实。人类可以说：“看，上帝在云霄之上！如果你不听从命令，死后上帝就会惩罚你下地狱。”如果人们都相信这个被创造的故事，那么大家将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人们便可以合作。这件事只有人类能做到。你永远无法说服一只黑猩猩交出香蕉，就算你承诺它：“死后，你可以到黑猩猩天堂。到时候你的善行，会为你赢得无数的香蕉。现在，快把香蕉给我。”没有一只黑猩猩会相信这种故事。只有人类会相信这种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霸世界，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现在或许你可以理解，人类通过相信相同的虚构故事来合作。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建造大教堂，又或者在圣战中浴血奋战，因为他们都相信相同的关于上帝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宗教领域，正是这相同的机制，支持着人类所有其他形式的大规模合作。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法律，都以人权为基础。但人权是什么？人权，就像神和天堂，都是我们发明的故事。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和民族。但什么是国家和民族？它们不是客观现实。一座山是客观现实，你可以看到它，触摸它。但一个国家，只是我们创造并极其依赖的一个故事。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当今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大大小小的公司和企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由我们称之为律师的强大巫师创造和维护的故事。企业整天都在做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努力赚钱。而钱是什么呢？同样，钱也不是客观现实，它没有客观价值。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也不能穿它。但后来这些讲故事的大师来了，大银行家、财政部长、首相，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看到这张绿色的纸了吗？它实际上值10根香蕉。”如果我相信它，你相信它，每个人都相信它，它便真的有效。我可以拿着这张毫无价值的纸，去超市，把它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换来我可以吃的真正的香蕉。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你永远不能和黑猩猩做这件事。黑猩猩当然也会交易，你给我一个椰子，我就给你一根香蕉。这行得通。但是，你给我一张没有价值的纸，就期望我给你一根香蕉？没门！你觉得我是什么，人类吗？

尤瓦尔·赫拉利《为什么人类会崛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