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论和画论，首先所关注并强调的，乃是艺术家主观情怀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反映论，而是主客观的彻底融合。然而，艺术的创造还不仅于此，中国画家进一步强调在物我一如的过程中“我”的重要性。东晋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的精论，意指“迁想”这种主观活动，乃具一种关系到艺术作品成败利钝的移情作用。无“迁想”则无“妙得”，“妙得”是至美尽善的追求，没有这种追求是谈不上艺术创造的。

    中国的艺术家岂能陷自己于“心为形役”的蹇促不堪之境?他们要在包容万有的大化中凭虚御风，物我两忘，如苏东坡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足证诗人作赋、画家秉笔所藉者是九垓重霄的清逸之气。这是画家心灵、智慧、才情的升腾，惟其如此，中国画家才能超然物表，既能与花鸟同忧乐，又能以奴仆命风月，倾东海以为酒，一浇胸中块垒。

    至此，大自然已成诗人、画家手中之觥爵，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飞羽游鳞，无非胸中忧乐所寄托，遂有杜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句，遂有八大山人“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宋山河”之画。缘物寄情乃是心物交感和迁想妙得的最后结果。在宣纸上留下一些痕迹，这痕迹显然是约略言之，得其仿佛，与心头所勃郁所蓄积者相去颇远，这是中国画家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中国画直抒胸臆的快感，来源于它语言的痛快淋漓，来源于假自然陶咏乎我的山川大神般的自信。傅抱石先生曾说：“中国绘画原本是兴奋的，用不着加其他调剂。”这“兴奋”二字，质朴之中奥义在焉。中国画家不能似日本画家那样一枝一叶着意描，中国画家的兴奋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不能持续于苦役般的描画之中。中国画是即兴神驰的产物，它近乎中国的汉诗，利于言情述怀，钝于状物描摹，东西方诗在其源头已分道扬镳，西方有史诗，而汉人只有诗史。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然屈原《离骚》则绝非有韵之《史记》。中国的诗虽可佐史，但不可当史看，中国画可写实但不可以形似求。

    中国画的线是超越了写实的，以形写神，要求线条之抑扬顿挫、起伏波磔具写意性，倾注画家意匠，使线有独立审美价值。线条表现力的丰富与中国人审美领域的拓展并行不悖。线的美学标准，在两千年历史进程中，已入高雅美奂之境。笔墨的含意则与线条相近，而且墨的地位从属于笔，这已是定论，笔可说是线的别称。中国画的线乃是天生玉质不假脂粉的美人，而墨分五色之说则更表明，在中国画家看来，墨的黑色包容了绚丽的自然。这种特有的认识，使中国画一直以水墨为大厦之栋梁，这与西方后期印象派之以色彩为雄殿之基础，南辕而北辙。必强自己所不能，无异于用短舍长。有人于水墨画上施以莫奈之色彩或雷诺阿之光影，恕我不敏，岂能苟同？

（摘编自范曾《中国画刍议》）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如何防止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

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

    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威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在“丛林”中寻找温度

    2017年12月，一款来自日本的游戏《旅行青蛙》火爆了起来。玩家养了一只小青蛙，为它准备食物和行囊，它会不定期出去旅游，寄给你明信片和伴手礼。因为玩法简单，它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可以做到“无师自通”。

    与传统游戏不同，在这个游戏里，玩家只能喂养却不能控制小青蛙，这种不确定性却产生了牵挂。收到小青蛙明信片的玩家们，会忍不住把它分享在朋友圈，“好像一位老母亲，把儿子的照片给朋友看，别人觉得很无聊，我心里却很甜蜜。”微信朋友圈，是捧红《旅行青蛙》的一大推手。它的分享冲动和社交属性，是其他游戏很少具有的，甚至社交成了游戏本身的意义。

    《旅行青蛙》的不同，在于给人一种内心安稳的感觉，“朴实而细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江这样形容。他说，当下，很多东西都在失去原有的温情，被冷酷的数字逻辑所摧毁。流行的媒介，比如微博和知乎，或是通过大众情绪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或是用一种自命不凡的“科学主义”去解构人性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简单、质朴、纯粹、“小而美好”的产品反而有了自己的市场，“说的过分一点，它们身上折射着人文精神的光辉”。

    网名“柱子”的男生是一位“养蛙”男孩。他在郑州读医学专业，实验中他曾接触过十几次青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动物，外表丑陋，内心温顺，就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刚开始玩这款游戏时，他在备考，累的时候打开游戏，发现小青蛙也在家读书，甚至边看边打瞌睡，他会觉得被温暖了一下，有陪伴的感觉。他也喜欢小青蛙“说走就走”的自由旅行。在游戏里，他最期待小青蛙寄回来的明信片，通过它们，他了解了日本名古屋、九州、东京等景点和文化。

    玩家们普遍反映，这是一款不需要花钱的游戏，充100元就能通关。“我们的定价是小孩子的零用钱范围内。”《旅行青蛙》策划人上村真裕子说，游戏的收入分为玩家充值和广告两部分，基本是对半分的。因为中国玩家的热情，他们已经在考虑从中国开始，设计海外明信片了。

    有意思的是这款游戏在日本一点都不流行，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日本人说：“我问了亲戚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实际上，日本媒体最近才开始报道这款游戏，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它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火。”她说听到这款游戏时，她想起1990年代末日本的电游游戏“PostPet”，你的宠物会不断往家里带回“宝物”。

    其实也有人对这款游戏产生了厌倦，他们认为除了浪费时间，人们不可能在上面获得真正的关怀，甚至它连一种廉价替代品都算不上。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减）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六七人，时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三品，肴馔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讲话在科普媒体中掀起了如何让科普报道变得好看、变得流行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要想让科普报道广泛传播，就要掌握科普传播的规律，了解公众决定传播的关键因素。

笔者长期对科普媒体和科普报道进行观察发现，公众转发文章，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转发这篇文章是否有助于展示、加固自己想打造的形象，让自己更多得到亲朋好友的积极评价。因此，只要一篇科普报道能够强化转发者的自我形象，很多与此相关的人士就倾向于转发和分享。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形象是转发者想打造的对外的展示性形象，不一定是他的真正形象。

大多数人都有比较心理，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比较——不论这种比较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2018年五六月份，一款名叫“西瓜足迹”的微信小程序在朋友圈刷屏，用户只需填写自己去过的城市，就能自动生成一张“足迹地图”，显示自己的足迹遍及全国多少省份多少城市，超越多少网友，结果很多网友都将自己的“足迹地图”分享到了朋友圈，成为刷屏之作。

内容营销平台BuzzSumo和入境营销软件开发商Moz曾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根据对一亿篇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的分析，前1000万篇获得最多分享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长文章。从平均数字来看，长文章获得的分享转发量也高于短文章。其中，3000-10000个单词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最多平均转发分享量，其分享量是1000个单词长度以下文章的两倍。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尽管大家在新媒体时代更喜欢阅读短文章，但转发时还是更喜欢有一定长度的文章——长文章的信息量更多、更有深度，也更能展现转发者优秀的一面。

因此，只要一篇科普报道能够帮助转发者一目了然地与他人比较且形成比较优势，一些人就会倾向于转发这条信息。

新媒体时代，网民越来越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表现自己的个性，甚至部分网民把表达视为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于是大家发现，几乎每一篇被转发文章的背后，都有网友或强烈或平缓的情绪变化，或表扬或肯定或厌恶或愤怒或鞭挞，部分网友还会在转发文章时写上一段文字说明自己的感受，向他的朋友表明他的态度，号召他的朋友一起行动起来。

内容营销平台BuzzSumo和入境营销软件开发商Moz分析了一万篇最多分享转发的文章后，发现这些文章能引起用户的情绪依次是：敬畏（25%）、大笑（17%）、娱乐消遣（15%）、高兴（14%）、共鸣（6%）、愤怒（6%）、惊奇（2%）、悲伤（1%）等等。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正面的情绪更能让人有转发的欲望，而负面的情绪则明显要低很多。

因此，在科普报道的写作中，或者是在从事科普报道的传播时，我们在制作内容时可以试着从传播者的情绪变化来着手，考虑网友是否会因为上述某种情绪而转发文章，最后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助力我国公众科学素质提升。

（摘编自钟汉成《公众传播科普报道的三大因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2月28日）

材料二：

原创科普出版当下虽然成为热点，但在我国科普出版领域，原创一直都是弱项。从各大网店的科普童书销售排行榜来看，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引进的。这些引进的科普书虽然都是精品，但笔者认为，相较于引进，认真做好原创科普出版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强读者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引导读者把对科学的热爱同对祖国的热爱联系起来。我国作者写作的视角往往更加本土化，对我国取得的科技成就更加关注，我国某项科技成果的取得往往会成为一部作品的主体或切入点。这样的内容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引导他们把对科学的热爱同对祖国的热爱融为一体。

加强生态保护教育，培养公民文明习惯。在引导公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方面，科普读物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内容立足于我国特有的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的原创科普读物，更贴近我国国情和民众的生活，能更好地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观念，积极参与到实际行动中。

助力我国古代科技成果的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科技领域也有着辉煌的成就。关于我国古代科技的内容，引进版的科普书很少涉及。相比之下，原创科普出版在普及和传承我国传统科技成果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拿我国古代木质结构建筑来说，建筑结构、材料等方面都蕴含着古人无穷的智慧。从我国古建筑修复角度来讲，其使用的材料和修复手段，需运用到很多古老的技术手段。

（摘编自“环京津新闻网”，《做好原创科普出版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不重细密的分析，而重总体的品鉴。把握的 方式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例如“郊寒岛瘦”中，何谓“寒”？何谓 “瘦”？说这话的苏东坡本人也未必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对孟 郊、贾岛这两位诗人的总体感受说了出来，其中的意味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

 那么诗歌的艺术分析依据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诗歌语言。当然，文学是 语言的艺术，各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语言。但小说、戏曲还有故事和人物，诗 歌(抒情诗)连故事、人物也没有，它唯一给予读者的就是语言。所以诗歌的艺术分析第一步就是语言分析。如果从语言学角度给诗歌一个定义，不妨说诗 歌是语言的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书面语言，成为了特异的语言形式。诗 歌另有一套属于诗歌王国的语言，中国诗歌对语言的变形，在语音方面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在用词、造句方面表现为：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 子成分等等。各种变形都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语言常规，取得新、巧、奇、警 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容量和弹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强化了语言的启示性， 取得写意传神的效果。【甲】

 词语是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语言分析深入一步 就是意象分析。诗歌的艺术分析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得意忘言是诗歌鉴 赏的法门。中国诗歌艺术的奥妙，从意象上可以寻到不少。其一是词语的精炼 与意象的密集。中国诗歌一首诗里词语的数量并不多，蕴涵的意象却相当丰 富，因而诗的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乙】统观中国诗歌，自然界的意象占 据显著地位，而且其意蕴不断丰富。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中国诗歌艺术的另一个奥妙在于意象组合的灵 活性。在这方面，汉语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 靠意合而不靠形合，中国诗歌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连词、介词往往省略。词 和词，句和句，几乎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直接组合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意象的 密度，而且增强了多义的效果，使诗更含蓄，更有跳跃性，从而给读者留下更 多想像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

 由语言和意象的研究再进一步就是意境和风格的研究。词语的组合构成诗 篇，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揭示意境的形成，既可看到诗 人的构思过程，又可窥察读者的鉴赏心理。诗歌的意境和诗人的风格也有密切 的关系，诗中经常出现某一种意境，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某一种风格。诗歌艺 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就是风格研究。对诗人风格的描述，只能是一种近似值，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很自然的。

 诗歌的艺术理论、艺术分析、艺术鉴赏，单从诗歌本身入手，就诗论诗， 难以得其三昧。诗歌艺术和哲学、宗教、绘画、音乐有密切关系。诗的思维离哲学思维是很远的，但又是很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既深入到言、意、 象、境和风格的范畴，又旁涉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领域，在广阔的文化 背景上遂能充分展示中国诗歌艺术的完美与晶莹。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自序》)

 材料二：

 从根本上说，文学的欣赏活动，凭借语言这种无所不在的符号来进行，从 符号再返回平富的世界中来，这是一种再创造。诗歌的欣赏活动更是一种确切 意义上的再创造。再创造的主要方式是想像活动。想像不仅对于诗人的创作是 一种必要，对于读者的欣赏也是一种必要。可以认为，诗人通过想像创造出了 诗的形象，读者通过想像正确地把握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 创造的形象。【丙】

当我第一次读崔颢的《长干曲》的时候，由于想像的展开所获得的愉快， 至今还记得。这一首诗只有20个字：“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 问，或恐是同乡。”整首诗不作任何描写叙述，但一个青年女子活泼、爽朗而 又令人亲近的形象跃然眼前：长江上两舟相逢，一个船家女，主动打问迎面而 来的男子家住何处，是哪里人，她不等对方答话，又立即作了自我介绍。后两 句，可以理解为女子的自语，或理解为她因自己的热情主动而显得唐突，想极 力掩饰自己的羞窘：“停船相问，别无他因，也许你我是同乡……”长江滔滔， 两舟邂逅，一对青年男女的友好相遇所引起的新鲜与亲切之感，通过读者自由 的想像得到了显现。这是想像在欣赏中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欣赏是一种再创造。

一般说来，优秀的诗篇总是避开直说。由于不直说，因而增加了欣赏者的 困难。诗人总是不直接向读者灌输，他们只是含蓄地点拨你，然后给你天女散 花般想像的自由。言在此而意在彼，不是说明着什么，而是隐喻着什么。这是 诗的一般规律，也是欣赏诗歌必不可少的一种思想准备，或者叫做训练。

【丁】要善于寻找并判断诗人提供的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情思，欣赏活动不可停 留在表面意思的掌握上。

 (节选自谢冕《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