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

    ①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②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③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④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⑤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而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儒学开始全面没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渐介入人们的生活。儒家追求的人格是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以群体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基础。老庄哲学与佛教相融合兴起的玄学，极力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力图打破儒家的束缚，唤醒士人心中潜伏的个体意识。加上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大动荡，许多名士死于非命，如何晏、陆机、潘岳、刘琨等人先后被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担忧，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第一次大面积引发了士人的个体存在意识。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嵇康的行刑前索奏《广陵散》，王子猷的雪夜访戴安道等特立独行、率真任性的行为，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外在约束的颠覆，是个人的独立存在性的反映。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时期也是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士人现实理想的遗落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转向生活的诗性追求。于是，诗和酒成了魏晋士人的艺术化人生的两个核心内容。诗自不待言，魏晋名士从群体到个人生活都极尽诗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诗；酒则从阮籍的饮酒全身远祸到陶渊明的从酒中体悟人生的真谛，获得了特殊的社会意味。魏晋名士群体对诗酒清谈的诗意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曹丕与建安七子宴游唱酬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下的优游畅饮，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流觞的雅意，无不是群体性的诗性追求。个人诗意化的典型也不乏其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固是千古美谈，即使是终身留连仕途的陆机在战败被杀之时也发出“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叹，魏晋风度在死亡阴影里也显出了诗意的美丽和悲怆。可贵的是魏晋士人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并不只是士大夫式的吟咏清谈，他们的诗意能落实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陶渊明笔下的草屋、桃李、鸡鸣、狗吠等日常事物融注了冲淡的诗意，即使是艰苦的农耕生活，也有“带月荷锄归”的诗意蕴涵其中，他在晚年衣食堪虞的时候，诗、酒也是不可或缺的。

    魏晋风度的诗性是既空灵又沉重的，谓它空灵是魏晋士人的潇洒通脱，所谓沉重则是指士人任诞简傲行为的背后是对人生的理性思索。阮籍大醉六十日、率意独驾看似通脱的行为，其实是人生无路可走下精神极度苦闷的渲泄。陶渊明的田园诗尽管静穆安闲，但从他三仕三隐的反复中仍可窥见他归隐也有不能忘怀现实的一面，他以隐居田园的诗性方式来表达对宦途的既厌倦又有所留恋遗憾的心态，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选自《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有删改）

    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 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2014年1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