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诗（节选）

钱钟书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上工治未病 防癌于未然

徐光炜

    ①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癌症发病及死亡率日渐增加，尤其是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的肺癌、乳腺癌、结肠癌更是急速增长。那么，如何开展癌症防控，才能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呢？众所周知，癌症的发病有一漫长的过程，从疾变到原位癌以致发展到有转移能力的浸润性癌，直至致死，约有20年的时间。这一漫长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充裕的时间来预防和早发现它。所谓，“上工治未病”，我们应防癌于未然，才能阻断癌症的发生、发展，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②健康人群是最大的群体，因此，在群体中推行科学的生活方式，预防癌症的发生是重点，针对上述三大发病率急速上升的癌症，人人都应自觉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比如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等等。同时，要杜绝不良生活行为。例如，青少年不吸第一支烟，吸烟者积极戒烟，避免二手烟；不长期熬夜；不酗酒，不长期过量食用烧烤食品、强刺激食品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健康促进是防控疾病事半功倍的最基本措施，不仅有利于癌症预防，也有利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预防；但就降低癌症死亡率而言，却颇难在短期内见效。试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大力开展控烟活动，但直到90年代，肺癌发病率才继死亡率之后开始逐渐下降。其他常见的结肠癌及乳腺癌也均随着筛查工作的持久开展，先是死亡率出现下降，若干年通常是10年以后，发病率才开始下降。西方国家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后，随着这些癌症死亡率的下降，发病率也出现下降之势。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③研究证实，肺癌、乳腺癌、结肠癌，这三大常见癌症均可以通过筛查被早期检出而加以治愈。采用乳腺钼靶X线摄片筛查乳腺癌在西方国家已开展了近30年，虽在此期间存在诸多非议，但在2014年国际乳腺癌会议上，专家们还是一致肯定了其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事实，故宜继续开展。当然，对筛检采用的方法或选择对象，专家认为需不断加以改进及提高。结肠癌的筛检方法也比较成熟，不但可凭借结肠镜检出早期结肠癌加以治愈，还可将有潜在癌变危险的肠道息肉予以切除，预防结肠癌的发生。近年来，相关研究报告证实，使用低剂量螺旋CT可以筛检出早期肺癌，早期肺癌治愈率可达到95%。西方国家已制订了以烟民为主要对象的高危人群进行低剂量螺旋CT筛查的规范，这种筛查正在逐步完善及推广。通常国外将吸烟每年多于30包、年龄55岁以上、戒烟不到15年的人定义为低剂量螺旋CT筛查的高危人群。相信国内符合此标准甚至超过此标准者大有人在。考虑到我国有逾3亿烟民，其中又不乏烟龄较长、开始吸烟年龄较小的“老烟民”，这些高危人群更应重点筛查，如此，才能降低我国肺部死亡率。

（选自《大众医学》2016年第2期，有删节）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唐吉可德》中的故事是唐吉可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典故或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新诗中尺度的缺失

    诗歌只有美才灵动，才有吸引力，才易打动人，才能诱发读者读诗的兴味，才能引领心灵进入哲理的思考中。美之于诗好比花朵之于果实，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当然是果实，但在得到果实之前，首先要能为花色所打动、所吸引。美可以有优美、壮美，也可以有哲思之美、幽邃之美；可以有繁复之美，也可以有简略之美。总之，一首诗要使人读后如饮甘醴，如沐春风，欣然而快意，或于沉思之间豁然有所得。而当今诗坛有一些人以审丑为乐趣，以玩弄低级趣味为能事，类似戏剧舞台上的一些小丑、猫狗之流，写一些恶俗的文字，招摇于世。这种人不但毁灭了自己，也堵住了人们朝向诗歌之路。所以，当下诗坛，去除丑化、鄙化、俗化、矮化的痞子诗歌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情。

    无论是写诗自娱，还是希望能于他人有所启示，一首诗都要有一定的精神含量，要能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拷问。你对自己的心灵有足够的把握吗？我要问一问每一个写诗者。你是否做到了在世俗面前不低头，在困厄之中不动摇，在世界面前不自卑，在自我之中不迷失？在这个方面，我对中国的诗人还不能很乐观，甚至说还颇有些忧虑。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理性的不足，教育与生活中对人的主体性有意无意的漠视，都导致人性脆弱易折。正如诗人们所说，人是水边的一根芦苇。而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每一位写诗者在心灵上是强大的、明晰的，任何苦难挫折也摧不垮他心中的高峰。这种力量的强大体现在诗歌中则表现为对世界的洞悉。世界在他眼中是澄澈的、清晰的、有条理的，他因而能洞察宇宙中一切事理而能把握住自己，进而把握住诗歌。而中国的诗人们，更多的是缺乏对自己个体在世界宇宙中的定位。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每一位写诗者都要明确的。而诗艺还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诗歌本身的进程中和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更新发展着。诗歌的价值本身在于不断带给人们新的阅读方式和新的美感体验，而不是对过去经验的反复重临。所以创新性或创生性成为诗人的不二追求。这既需要对过去诗艺的反复观摩与演练，同时又要有自我意识的跟进。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时刻是一个高度自觉而清晰的人。但在中国浩荡的诗歌作者队伍中，能保持诗艺上自觉且清晰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诗人都是诗歌的追随者、模仿者，在他们的书写中，诗艺的尺度严重缺失，从而导致一种怪象：几乎每一位中国诗人都是某位外国大师的影子，在外国大师的裘腋下窃窃私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诗界来说，既是一种鼓舞，又是一种压抑。而我觉得，中国的诗人们应解开诺贝尔奖情结，做一个安静的诗人，去安静地写诗，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我们的书写是为历史而存在的，为民族的心灵而存在的，而不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存在的。

（选自《北京文学》2012年第12期，有删改）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有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想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 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曰益强劲。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初始发展动力来自高校及职业史学家不同的是， 我国民间形式多样且愈发活跃的史学实践，催生了公众史学。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史学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 因素。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 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 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 件。网络平台的无限扩张、信息对流互动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 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 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革新，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 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 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 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 件下形成了 “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实践证明，一个人 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对史料进行甄别、分析、比较和运用，以探求历史真相。当下，一些参与历史书写的 人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混乱与无序，这是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 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 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历史研究者 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追求，对于史学大众化缺乏热情。

    （摘编自李娜《推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