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小学生“是否在培训班学习过”调查情况         家长对孩子参加课外辅导支出意愿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二：

    今年“两会”，减轻中小学生负担问题成为一个热点。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显示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

    据3月10日《吉林日报》报道，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代表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应该发挥补充学校教育、丰富教育类型、促进个性成长的功能，成为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笔，以解决教育发展中不充分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监督”。

    日前，某机构负责人称，要将内容研发作为重中之重，以“能力”“素养”为目标，坚决避免超纲和超前，并表示，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精准辅导，通过科技和互联网降低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本，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减少家长的经济负担。“科技减负”的愿景虽然很动听，但是，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也需要继续观察。

（摘自2018年3月10日《新京报》）

材料三：

    学生减负问题今年“两会”期间成为一个热词。“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负担’。”陈宝生说，为学生“减负”要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考试评价方式、老师教学、家长和社会多方面进行。

    他指出，要加强学校科学管理，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改变、完善考试评价方式和学业考试办法，不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炒作高考状元；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引导学生参加培训班；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这些年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陈宝生说，“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

（摘自2018年3月17日《新京报》）

材料四：

    在“校内减负”初见成效的当下，校外培训机构却裹挟家长和孩子一路狂奔，成了“校外增负”的主力军。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此进行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行动是全面治理的开端，下一步将进一步斩断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招生的联系，研究制订促进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的意见，缓解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

（摘自2018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中央电视台与全国9家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这些国宝级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很多观众感叹：中国文物很丰富，中国文化有内涵。

    不仅是《国家宝藏》，近年来，电视综艺节目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出现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一大批“现象级”作品。这些节目就像一股清流，让曾经浮躁的电视沉静下来，悄然涵养出优雅的文化气质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这些节目成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契合了全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文化自信。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的观众更加渴望找寻到内心的精神归属，扎牢自己文化上的根。因此，当战火中辗转守护先秦石鼓的故事被深情演绎，当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徐徐展开，当有着“瓷母”之称的各种釉彩大瓶震撼亮相……观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责任感被一一激发，产生强烈共鸣。一方荧屏变幻，历史使然，时代使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一段时间里，电视曾被各种真人秀“霸屏”，过度娱乐化的现象让人不安。《国家宝藏》等一系列文化类节目的探索强有力地表明，观众需要娱乐，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我们的需求远比“明、星蹦蹦跳跳”来得更多。关键在于，如何在文化的内核和创新的表达中找到结合点，让诗词、文物、书法等传统文化“活起来”，变得更有故事、更有感情、更有温度，易于接受、易于感知、易于亲

(摘编自2017年12月27日人民《<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观众不只需要“更快的马”》)

材料二：近日，位于故宫文华殿内的清乾隆各色釉大瓶前人满为患，很多中小学生拉着家长专门来观看这件有着“瓷母”称号的文物。在《国家宝藏))中，各色釉大瓶因被戏称为乾隆皇帝“农家乐审美”的象征，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学生刘晓在各色釉大瓶前驻足许久，看了又看不愿离去。他是((国家宝藏》的“铁杆粉丝”，电视上看完后又上网找来节目视频反复看了几次，“既爱听文物背后的故事，也爱看自己喜欢的明星”。

    “原本怕影响孩子学习，挺反对他看的。跟着看了一集后就放不下了，一到播出时间就陪孩子一起看。”刘晓的母亲于女士说，原本对历史兴趣不大的孩子自此迷上了历史。

    “历史节目也能真实又轻松好看，这样寓教于乐的节目应该大力提倡。”一位带学生在故宫参观文物的初中历史教师说，不仅自己爱看《国家宝藏》，在课堂上向学生大力推荐，还计划结合课堂教学把节目里涉及的知识点融入期末考试试题中。

    北师大历史系学生刘媛更关注每件文物背后守护人的故事，尤其令她感动的是节目第一期的最后，梁家三代故宫人接力守护“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的故事，“感谢每一位文物守护者，是他们将中华民族的信念留存下来”。

(摘编自2018.01.09中国《评：历史文化课需要怎样的“打开方式”》)

材料三：一档综艺节目又一次带火了旅游，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旅游类真人秀，而是一档“正经到骨子里”的文化节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自12月初《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骤然上升了50%。有旅游网工作人员预计，随着该节目热度的攀升，尤其寒假临近，不少有亲子游和游学计划的家长，已开始把目光转投“寻宝之旅”。

    在经济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经济”的说法，它是指以博物馆或博物馆群为依托，通过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特有优势和经济价值，将博物馆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有机融合的一种经济形态，能带动区域软实力提升和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博物馆事业功能发挥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国家宝藏》所“意外”带动的博物馆旅游热，也就是对博物馆经济的一次间接激励。

    《国家宝藏》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让国宝重器“说话”，其实就是拉近丈物、历史与公众的距离，将文物的魅力、历史的细节以恰当的方式展示、诠释给公众，告别了过去的“高冷范”和“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它的成功，既实现了一种高效的历史文化科普，也为发展博物馆经济乃至整个文博、文旅产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启示，那就是要有“受众意识”，要创新展现和供给形式，找到市场的“痛点”

(摘编自2017年12月26日中国新闻网《国家宝藏》走红博物馆经济大有可为)

    技击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就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徒手的以及运用石制、木制武器的技能，出现了攻防的种种姿式与动作。

    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与武术萌芽关系更为紧密。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更加速了武术的发展。古代有关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以及黄帝平定蚩尤的一些传说，都是原始战争的反映。特别是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古代传说许多武器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述异记》“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能人，人不能向。”这表明到原始社会末期，原始武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许多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也是武艺的操练，表达原始人对力量的赞美。这些武舞，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简单套路的萌芽。据《淮南子·缪称训》记载：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被舜帝三次打败，终不降服；后禹率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显示出高超的武功和威武雄壮的气概，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

（有删改）

当前，我国有2100多种报纸、9400多种杂志，数以千计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和每年数以万计新增的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特别是异军突起的互联网，截止到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商业化运行，面对媒介数量的高速增长和传媒信息内容的无限量增加，如何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科学理性地接触和使用媒介，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因此提上日程。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

国际上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洲等，早已把媒介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例如，新西兰的学生在五年级课程中就已加入媒介素养的培训，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在中小学与高中设立的“综合教育”科目中纳入了媒介素养。然而，对我国公民而言，媒介素养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面对形形色色传媒的重重包围、面对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冲击，在强调“媒体传播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前，“媒介素养”在我国还处于“陌生概念”的状况下如何逐步推广是重要的课题。首先，传媒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群众增进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特别应重视正确、理性地分析和认知客观事物的方法的教育，使公众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其次，向国外学习，使社会成员也对传媒的职业规范和基本常识有充分的了解，帮助群众形成对媒体的正确认知。比如，向国外学习，传媒的信息怎样采集又如何制作和传播、传媒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应否分开又如何区分，从而增强社会公众对传媒信息及传播方式的判断能力，学会选择、识别良莠，形成拒斥不健康的媒体信息的自觉。再次，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组织建设，美国有旧金山的“媒介素养教育方略”、洛杉矶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等传媒教育组织；智利有“教育普及中心”、“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组织；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儿童与公民电视论坛”等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以筹办会议、组织专题研究等形式大力倡导传媒教育，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较为重视在未成年人中的推广，是为了使人们从小就拥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成长为拥有“媒体智慧”的人，并提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当前，我国中小学虽然开设了媒体课程，但主要侧重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应用，较为忽视关于各类现代媒体信息的接受、鉴别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好奇心强、求知欲旺，人生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将内涵更为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培养他们的文化自省、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对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选自谭泓《媒介素养教育》，有删改）

材料一：

清人赵翼赞誉程颢的《黄鹤楼》“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这一看法已见于南宋林希逸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评论“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凤凰台和黄鹤楼各自凭借李白和崔颢的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地点的现象。这个地点可以大到名山和城市，小至一处胜迹，从一座楼台亭阁到一块墓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有关金陵凤凰台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如《法苑珠林》记述东晋升平年间，“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南宋马光祖的《重建凤凰台》以淳熙时期保宁寺的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将金陵凤凰台当作名胜来题写是自李白开始的。不过，从唐诗可知，金陵凤凰台此时即便存在，也还没有形成一处名胜地标。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向崔颢的《黄鹤楼》致敬并与之竞争，对他来说，凤凰台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或话题而已。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至宋代影响渐著，题写凤凰台自此蔚为风气。但入宋之后：凤凰台屡遭破坏，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建炎中遭兵火荼毒，1170年陆游所见凤凰台已“废为大军甲仗库”。两宋时期地方官曾多次重建凤凰台，祥符年间“尝著亭于斯，斯楼斯亭，咸以凤字”；淳熙八年，“留守范成大重建，更榜白凤凰台”。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往往意味着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因为遗迹所剩无几，不足为凭。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是在入宋之后，出现了题写凤凰台的盛况并绵延不绝呢？在胜迹业已消逝或难以确认之际如何继续书写胜迹？书写胜迹又意味着什么？周宝供的《亭台类序》或许道出了其中奥秘：

凡山川佳丽处，须起亭台楼阁乃足供游人之玩赏。然古迹多堙，倾颓殆半。其间可登览者固在所必纪，即有空名而无遗址可问者，亦必存焉，以俟考古者之穷探，更以期后贤之重建云尔。

这再次证实，题写名胜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写作，后世的诗人来到此地，不只是为了看到凤凰台当下的模样，更是为了将它从记忆中召唤回来。在所写的胜迹消逝或失去了确定遗址之后，书写本身变成了对它的补偿与替代。消失的胜迹转化为文本，形成文本化的胜迹，并在文本中得以存活，题写胜迹既是景观重构。在胜迹毁坏和消失后，正是题写胜迹的诗文继续维系着，也不断更新着关于它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商伟《“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材料二：

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山东境内那些以摩崖石刻著名的山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与云峰山刻石。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山脚的碑铭年代相对较晚，越往上年代则越为久远，沿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们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而岱顶的无字碑，则是沉寂的历史源头”。

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游，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亦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其时踵出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黄易《铁桥先生登岱观摩崖碑》所描绘的是济宁金石收藏家李东琪观摩《纪泰山铭》的场景，两位游客对着唐玄宗书丹的摩崖指指点点，整个登岱活动，黄易只选取了这一场景作为定格，可知观碑已然成为文人登岱的重头戏。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与书法，参与了风景的塑造，但题刻与山水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主要地位虽说没有《金刚经》，便没有经石峪(或石经峪)这样的景点，但这丝毫不妨碍泰山仍是四海闻名的胜迹；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摩崖石刻周边所汇集的种种题刻，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比如宋人陈国瑞题刻、明人所刻《大学》一章、万恭所题写的《高山流水石壁记》、李邦珍题写的“经正”、汪坦所刻《周颂》中的《般》等，这些后起的题刻不惟讨论《金刚经》的字体与年代，也涉及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但即便如此，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金刚经》仍然是经石峪真正的胜迹所在。

(摘编自薛龙春《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

【注】经石峪：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上刻隶书《金刚经》，明隆庆年间万恭书刻“曝经石”。

材料一：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永远在路上，弘扬长征精神没有“完成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我们应当传承弘扬红军将士报国为民的情怀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敢于舍弃“小我”、勇于追求“大我”，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长征是一条自我突破、凤凰涅槃之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解决问题，是长征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的依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仅靠老思维、老经验、老路子显然不行。只有根据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统一起来，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摘编自王诗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材料二：

当我们看到电视里熟悉的火箭升空画面，感受升空那一刻的激动人心，有多少人了解几代航天人为此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又有多少人清楚其背后经历的多次试验与失败？长征故事在祖国大地继续吟唱着。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就超过400人。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

看着眼前的巨型火箭，有谁能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的研发团队成员不满35岁的占据多数。其中增压输送系统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箭体结构攻关团队，平均年龄32岁，成员大部分是硕士。拥有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也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拥有强大的创新引擎。

如今的文昌发射场，塔架高耸、厂房雄伟、道路宽阔而平坦，一个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呈现在我们眼前。“很难想象，七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荒芜地。”工程师商利民这样介绍。作为发射场的第一批创业者，商利民也是在这片荒地里白手起家、打造发射场的全程见证者。当初，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每天徒步穿行20多公里，用双脚丈量发射场1.6万亩的每一寸土地；被誉为“海岛丁香花”的高级工程师丁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再推迟生育计划，高龄怀孕后，更是挺着大肚子奋战在一线；工程师周湘虎因过度劳累和强光照射导致左眼永久失明，他说：“即使把另一只眼睛也献给心爱的航天事业也无怨无悔。”

为了支持发射场的建设，星光村村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祖屋。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他们顶着烈日、吊在高空、深入泥坑、趟进积水，用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

虽然他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开拓者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为祖国的航天梦而奉献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不论火箭的研制者，还是发射场、着陆场的建设者，不论发射一线、测控一线、回收一线的科研人员，还是散布于陆地和海洋上的保障人员，大家勇于奉献，众志成城，汇成托举中国航天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中国航天人为何用“长征”命名运载火箭》）

材料三：

“七一”前夕，许多乘飞机来贵州省贵阳市的游客透过舷窗看去，惊喜地发现，一座红色的巨型建筑逶迤铺展在青山绿水间，仿若一条从天而降的丝带，分外耀眼，这就是位于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红飘带”数字体验馆（以下简称“红飘带”）。

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贵州以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红飘带”集文化、科技、艺术为一体，由数字演艺“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飞行影院”两大部分组成，数字化全景再现长征之路。

“序厅暖场！”——眼看观众已经入场，“红飘带”演艺设备专员朱颖迅速在对讲机中发出指令。一盏闪烁微光的马灯逐渐明亮起来，通过全息影像再现红军战士形象，一段红色之旅就此开启。

“‘红飘带’集合了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真实的体验。”朱颖边介绍边操作。光影在战壕、山体、石笋间流转，观众被引导进入下一个场景。

水花四溅、硝烟弥漫，身临“血战湘江”的悲壮历程；狂风暴雪，喊声阵阵，用双脚丈量“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场景……就这样，观众沉浸式穿行在“红飘带·伟大征程”的6个篇章中。

在“红飘带”，负责幕后保障工作的技术运维团队有30多人。每周，团队都会定时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在演出前进行早检，对各类型声光电设备、各场景特效情况反复调试。朱颖说：“希望能以每一次都完美的舞台呈现，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红飘带’，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据悉，自2023年10月22日试运营以来，“红飘带”演出场次已超过4000场，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成为贵州红色文化、旅游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摘编自《贵州贵阳：“红飘带”礼敬长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