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些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智能手机在学生群体中迅速普及，并由此引发了学生沉迷于手机游戏、干扰课堂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加之青少年近视率的居高不下，使很多人将目光聚焦到手机上。是全面封禁还是合理引导，是刚性约束还是柔性管理？围绕权利与秩序、规定与情理、被动与自觉，小小的手机引出困扰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大课题。在国际上，尽管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进行立法尝试，但并未完全达成共识。是因势利导还是一禁了之，成为考验学校和教师理念与智慧的考题。

    应该看到，数字化、智能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心智尚未成熟、自制能力仍相对较差的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利弊参半。其利，一目了然。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学生借由智能手机可便捷地获取各类资讯。教、学、评、测等环节均可基于实时反馈和数据分析及时完成，在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推动个性化教学和因材施教。其弊，也清晰可见。部分学生沉迷于手机不能自拔，成了校园里的“低头族”，分散了注意力、干扰了教学秩序、影响了视力和身心健康。更为严重的，还有部分学生因沉迷网络世界导致心理疾患，或受不健康内容的诱导误入歧途。

    （摘自赵婀娜《用“教育思维”管好校园手机》《人民日报》2019年2月25日）

    材料二：

    针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早在2007年就已上线。2009年，“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开始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电脑上预装；2011年，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启动。此外，《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等法规，也对游戏实名制、防沉迷系统做了具体规定。

    一些大型游戏厂商近年来也开始尝试利用人脸识别、强制公安实名校验、未成年人游戏消费提醒、“宵禁”等技术手段，对未成年用户游戏行为进行管理。

    腾讯未成年人保护项目负责人、腾讯互动娱乐用户平台部总经理郑磊介绍说，目前腾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大致分两大产品线：一是游戏健康系统，该系统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在所有腾讯游戏产品中监测、管理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如13岁以下用户每天限玩1小时，每天21时至次日8时之间禁止玩游戏，13岁及以上未成年用户则每天限玩2小时等。二是成长守护平台，围绕“家庭守护”“师生互动”“自我管控等推出相关的游戏管理产品和工具，邀请家长、老师共同了解孩子游戏行为，商量控制游戏行为方案。

    （摘编自彭训文《上线运行12年，“疏堵结合”咋实现？》，《人民日报》2019年7月1日）

    材料三：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网络游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对于自觉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讲，尤其容易着迷，因此必须集合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营造安心读书、健康成长的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育、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家长履责，是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要把预防的篱笆扎紧，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衔接。如今，多地集中在开学后、放假前等时段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提醒，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板报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增强对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老师不埋怨家长疏于管教，家长不“甩锅”给老师，而是共同负起责任，无疑将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堵”的同时如果缺乏“疏”的举措，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驱使下，钻空子、想歪点子去接触游戏，适得其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孩子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文体爱好，以充实美满的陪伴、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排挤“手机控”的时间和空间，降低沉迷的可能性。

（摘编自郑海鸥《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

    现代意义的幽默是林语堂从日本引进的。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虽不成熟，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不是对别人的嘲笑，它凝聚看对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因此，人们不把一些廉价的笑料，看作幽默。幽默在中国存在并流行了七十年，人们对它逐渐形成了共识。幽默是人的一种气质，一种人生态度，具有幽默感的人善于以温厚的诙谐和同情的愉悦接人待物，克服人我之间的隔阂。幽默还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是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用“神形倒错”的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则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幽默与诙谐、机智、讽刺，其表现效果都是令人发笑。诙谐或者说滑稽一般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和对现实的针砭意义，有的只是逗人一笑。一些喜剧、闹剧的夸张动作，滑稽戏、相声、幽默小品中的嘘头，如无社会含义皆属诙谐。机智主要指人们在应对时反应敏捷，能言善辩、随机应变、富于机趣，这种品质是构成幽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本身并非幽默，机智只有伴之以思想与宽容，又能把握好分寸，才能构成幽默。讽刺也有人称之为“硬性幽默”。它与幽默十分相似，都具有较严肃的社会内容，有的幽默也含有批评之意。但一般说来讽刺在批评丑恶现象时比较尖锐，所指也较为具体，而幽默则较为温和，较为虚泛、含蓄。

（节选自王学泰《漫谈幽默》，有删改）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材料一 2017年中央推出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而《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是《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

《意见》抓住了技工短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多年来全国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也涌现了一大批大国工匠和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全国的就业人员有7.7亿，技术工人1.65亿，其中高技能人才有4700多万。技能劳动者约占就业人员的20%，而高技能人才不足6%，这两个比例都比较低。目前，就业市场上每100个技术工人对应150至200个岗位需求，特别是高技能人才非常短缺。技工短缺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同时存在。

《意见》抓住了技术工人的利益问题并推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当前存在问题的主因是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受社会环境、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收入水平偏低，许多青年人不愿当技术工人，这些问题需要统筹研究、综合施策、长期努力。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的推出，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摆在一个重要位置。

(摘编自《〈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政策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5月2日)

材料二 奋斗新时代，让我们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创造条件，才能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广大劳动群众勤于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练就过硬本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就一定能够成就闪光的人生。

(摘自社论《书写新时代劳动者新的荣光》，《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材料三 在实践层面，重建劳动教育观要强化激励性与基础性，让劳动成为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劳动教育不是专门的课程，没有具体的可量化的育人任务、指标、考核标准；它不是刻意、强制的观念和行为，而是依存于自觉意识、自觉追求和自觉行为中。劳动教育虽难以落到实处，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必须渗透到教育的基础和归宿，它不仅能够增强体质，磨炼意志，能够培养爱劳动、依靠劳动生存与创造的品质，还能够丰富对人生的理解，增强对自我发展以及成功体验的审美意义，能够实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增进智慧等功能。

在学校教育层面，各地方政府要在国家相关文件指导下，制订劳动教育的实施细则，学校要结合学科教学制订劳动教育计划、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和公益劳动活动。在家庭教育层面，既要规定学校指导家庭配合实施家庭生活劳动教育计划，又要通过对学生个人劳动教育过程与成果的记载考核，督促引导家庭开展劳动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要制定政策要求社会各单位、企业有接收中小学生现场劳动教育观摩实践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各种公益性场馆、教育基地有接收中小学生参观、学习以及开展实验演示教育的任务；允许并支持社会助学机构开展多样化创新和实践活动。最后要把劳动教育过程、成果作为学生、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进行考核评价的内容载入档案，形成全社会的劳动教育激励机制。

(摘编自宁本涛《重塑劳动教育观》，《新华文摘》2019年第9期)

材料一：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与我国相关政策的持续推进，短视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乡村居民创业、产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传播技术层面而言，这些短视频因其拍摄便捷、内容短小精悍、“烟火气”浓郁等特点，愈发受到村民的欢迎，在网络平台传播力度较大。短视频的推广不断刷新了网络受众对于乡村的传统认知，进一步构建起美好农村的新形象。同时，短视频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参与进来，促使乡村振兴理念借网络数字化的优势更好地表达出来。

从乡村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短视频的流行是连接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状态的纽带。传播方式的便捷性以及对地域空间界限的打破，使受众用小小的手机就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乡村产业生态。一些产业的发展模式、新型农产品的产销现状，通过短视频的即时传播与清晰表达，可以表现得更加富有吸引力，能为线下实体引入流量，带动销量，形成产业运作的良性循环。有些创业人士通过拍摄优质的系列短视频，逐渐建立起具有个性化色彩的品牌，从而借数字经济的红利把企业做大做强。

短视频连接农产品和市场，连接乡村与城市，更发挥着连接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关键作用。更好地发挥短视频的功效，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须多管齐下。一方面，要推动乡村网络产业落地。不仅要用好现有的网络设备，将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推动网络产业向实体化产业转型，还要在乡村范围内开展相关的讲座培训等，帮助村民掌握网络技术，利用网络设备推动乡村网络产业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要制定乡村短视频内容质量标准，提高内容生产的质量品质，带动更多的网民参与到短视频制作中。

（摘编自王沧《发挥短视频功效，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二：

淳朴、舒缓、诗意的田园生活寄托着很多人对抗现代性焦虑的情感，而“烟火气”与“新农具”的结合，加速了乡村生活的数字化迁徙，不仅成就了一批“新农人创作者”，也带动了农村商业模式创新，助力乡村振兴迈向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农村题材短视频发展至今，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短视频中的农村形象在“滤镜”下偏离了真实客观。这既包括部分自媒体以同质化、娱乐化的低质内容，误导了人们对农村的认识，也包括一些网红把农村生活抽离土地，进行过度包装。短视频媒介建构的农村虽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但创作者应充分理解，个人主观传播和乡村文化建设的客观推动是乡土文化传播的双重因素，不可偏废。镜头里的“诗和远方”或“人间烟火”都只是乡村丰富图景的某个侧面，要多元表达、准确呈现，就要对农村现实及其文化内核有深刻体验、深层洞察。

短视频中的农村形象在“短平快”的影响下，模糊了乡土文化与乡村建设现实。乡土文化是发端并积淀于特定地域，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和。但是，农村题材短视频在使一地一隅被“看见”的同时，不少创作者或把影像当作记录日常生活的工具，或模仿成熟网红流量变现的路线，导致大多数短视频“只看今朝不见历史、只抓表象不挖文化”。恰如专家所指出的，短视频没有呈现的主题，恰是乡村发展中被忽视的重大问题。互联网已一再验证，缺失了对聚焦主体的深层思考、一味培养受众惰性思维的产品，“同质”积累只会迅速引发“低质”狂欢，最终空留一地鸡毛的琐碎内容与负向发展的生态闭环。

短视频中的农村形象在“自我呈现”的过度消费里，忽视了城乡间的交流互鉴。农村题材短视频的火爆，离不开时代背景：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下，如果乡土文化得不到有效传播与进一步丰富，势必会造成很多农民无法从农村生活中找到归属感。短视频借助平台属性与技术赋能，打通了城乡对话的数字通道，城乡居民得以形成“围观与展示”的互动关系，为建构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乡土文化景观提供了可能。但随着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村不再是独具魅力的“活生生”的所在，而是越来越向标签化靠拢，甚至刻意迎合大众对农村的刻板印象。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媒介中的农村形象与受众的想象无异，受众兴趣将断崖式下跌、交流便不复存在、流量也无以为继。相反，农村题材短视频应从个性到达共情、在“我”中得见“我们”，譬如近日刷屏的《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便是以“城乡之别”寻得广泛共鸣的一例。

我们需要更多向上、向善的短视频与“新农人创作者”，需要对他们更多一些耐心与提醒，让新媒体真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让更多人了解广袤乡村的魅力与潜力，推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摘编自吕帆《农村题材短视频还须厚植生活基础》）

材料一：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的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是要死的，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地和工作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渐渐地被解构、重塑抑或稀释，进而演化成为陌生人社会。然而，我国乡村社会形态的变迁并不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的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笔者称之为“虚拟型熟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大量中青壮年为了寻求生计，逐步涌向城市社会。学术界大多认为这一现象证明乡村社会走向衰败，并作出“乡村社会没有未来”的学术判断。但在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交融发展的今天，工作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上平台实现虚拟交流，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关联”。村庄治理主体可以把乡村公共议题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便可以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后作出决定。

互联网实践不但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也为强化公共舆论约束机制带来新的契机。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里，村民之间互动而形成的乡村社会舆论是村民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数字时代，即使大量青壮年村民常年不在乡村社会生活，公共舆论同样能够基于互联网实践来约束村民之间的交往行为，给破坏乡村道德舆论的村民带来沉重的道德压力。

互联网实践把基于血缘、地缘而组建的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复制到数字平台上，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注入动力，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形态。比如，个别村民在城市打拼多年，结识了不同的企业老板或工友，有机会获得老板或工友会在微信群等数字平台里发布一些用工信息，为留守在乡村的村民找工作提供渠道。此外，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事宜大多数都会在村微信群通知，虽说打工村民不能到场，但是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来表达对“办大事”村民的祝贺。这种交往方式虽说少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密性接触，但却维持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

互联网实践还赋予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以新的展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瞬间切换，重构熟人社会的乡村记忆因子。比如，乡村社会可以在数字平台上举办具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使得乡村记忆在“线下”和“线上”双向建构。打工村民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赋权对特色民俗互动进行重构，并与村庄建立起新的联络机制，使得乡村记忆的传承得以继续。在乡村记忆演绎的过程中，村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观赏及评论乡村的特色民俗活动，也有助于形成乡村记忆的共同意识，进而强化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

（选摘自郭明《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