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俄新社近日的文章称赞中国扶贫成效显著。文章说，中国在脱贫方面创造了世界纪录，近30年来，那里有7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已经设定目标，在4年内把处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变成“0"。文章指出，消除贫困与社会制度问题的关系由来已久。就目前来看，“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仅看不见，甚至常常是无力的。而中国证明，成绩需要实实在在地干出来，而且要因地制宜，多方入手——改善教育（吸引教师去最贫困的地方支教）、提供信息、给乡村贫困民众送去更多高产的种子和牲畜。

    美国《财富》杂志和石英财经网都报道了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一些乡镇村庄，作为中国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一部分，利用电商热潮实现脱贫的故事。报道也指出，有的偏远地区的贫困村碍于基础设施薄弱，不易通过电商脱贫。

    津巴布韦《先驱报》在《扶贫：来自中国的经验>一文中说，非洲国家正深陷贫困泥潭，而中国有可供学习的扶贫经验，中国非同寻常的扶贫战略被盛赞为全世界最佳范例之一，它向全世界表明，只要齐心协力，任何国家都能成功扶贫。

    （摘编自刘仲华、骆青、杜一菲、颜欢、徐伟《外媒关注中国精准扶贫：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人民日报》2017年3月16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依靠人才振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依然是难点。如果缺乏有效的发展机会和平台，特别是产业发展机会和平台，人才往往很难留得住。即使能够留得住，也很难保证不会因为缺少发挥作用的机会而被浪费甚至荒废。当然，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合理的人才结构也应是动态调整的。产业振兴方面的人才需要产业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又会为进一步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支撑。文化振兴方面的人才，需要推进乡村文化发展方面的机会和平台，也会为推进文化振兴提供支撑。其他方面与此类似，实际上形成乡村振兴与人才振兴的互动过程。至于推进乡村振兴紧缺的复合型人才和领军型人才，更需要在“建功立业”的舞台上成长和磨练。在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创新体制机制，营造

    良好的用人环境或人才成长生态，吸引适宜的城市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如何将引进外来人才与开发利用本土人才结合起来，发挥外来人才对本土人才成长的引领带动作用，规避之前许多地区出现的“引来了女婿”“气跑了儿子”或“荒废了儿子”等现象，也需要统筹谋划。据此可进一步看出，注重推进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重要和必要的。

    (摘编自姜长云《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和规划精髓》，《东岳论丛》2018年10月）

    材料四

    从范畴逻辑上看，精准扶贫解决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在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的深刻把握上，消除城乡发展之间的鸿沟，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富共赢。按照既定的工作部署，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2010年不变价2300元）下农村人口的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人民温饱有了充分保障。然而，只要社会存在收入差距，就会存在一部分人的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数。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绝对贫困现象消除后，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凸显，农村人口成为相对贫困的主要群体。

    从时间逻辑上看，要立足2020年和2050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在全面脱贫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都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定的国家战略。前者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者着眼于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按照时间节点，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基础上，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全面实现。

（摘编自章文光《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有效衔接》，《人民论坛》2019年2月上）

材料一：

    如何认定一本好书？各种图书奖项是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图书奖项入选的图书，是否就是网民心目中的好书？网民心中理想的图书评选标准是怎样的？为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出版大数据用户行为跟踪与分析实验室”项目组进行调查分析。

    分析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与评价，可以看出，图书评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好书、推荐好书，倡导出版社多出好书，鼓励读者多读好书；读者希望图书奖项帮助自己选择、阅读好书，期望权威的图书奖项为他们选书、读书提供引导。对此，我们建议：

    要对参与评奖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出量化要求。在现有评奖标准严把政治性、思想性、文学性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应增加对图书质量、效益的量化的要求，适当设立销量、利润的基本门槛。在资格审查时，要严格核查出版社报奖图书的印数、销量等。

    完善专家组评奖、读者参与的评选方式，要注重网民读者的话语权。注重吸纳网民读者的意见，开辟专门的网上评选渠道。结果计算按专家组评选、网民读者评选各占一定百分比分配权重。不同类型的图书评选，两类权重可做适当调整。

    改变网民读者对中国图书奖项的传统认知，保持中国图书奖项评选权威性、公正性、影响力的同时，利用多种有效手段，打造图书奖项品牌，提高各大图书奖项的知名度，在网民读者中形成良好口碑。

    网络阅读的特性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对于某些以销量、热度为主要标准的网络好书评选，应予以正确引导，不能放任其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社会效益的做法。

（摘编自《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与评价调研报告》）

材料二：

图1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

图2图书奖项推荐方式认同度

材料三：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给予适当奖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18年11月2日公告：

    经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组织委员会审定，第五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共评选出科普图书类金奖作品10种、银奖作品20种；科普影视动画类金奖作品5种，银奖作品10种；青年短篇科普佳作金奖作品4篇，银奖作品10篇。

材料四：美国科普图书几个主要奖项：

    （一）美国科学促进会、斯巴鲁“科学图书与电影”优秀科学图书奖，由美国科学促进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旨在鼓励适合不同年龄段人群阅读的高质量科学图书的创作与出版。奖励图书分为四类：儿童科学图画书、中年级科学图书、青年科学图书、实践类科学图书。奖项的评审由评审组根据四类图书的共同标准以及四类图书的特定标准要求进行初选，然后再评定，每个类别评选出1本获奖的优秀图书。获奖作者可以得到一枚奖章和1000美元的奖励。该奖项得到斯巴鲁汽车公司的长期赞助。

    （二）科学图书奖：由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奖励在科学和数学领域的科学家创作的科普读物，评审委员会选出5本图书入围，再从中评选出1本获奖图书，给予1万美元奖励。

    （三）科学传播奖：由美国物理学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奖励上一年度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等相关科学领域促进公众理解的科普作品，每个领域各评选出1个获奖作品，给予3000美元、一把雕刻温莎椅的奖励。

    （四）美国研究院传播奖：由美国科学、工程及医学研究院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奖励美国上一年度出版或发行的英语科普作品，奖项包括科普图书在内的4个类别，各评选出一个获奖作品，每类获奖作品作者奖励2万美元，奖金由基金会提供。

    （五）获伯瑞优秀儿童科学图书奖：由美国植物病理学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对前一年出版的、从天文学到动物学等各领域的优秀儿童科学图书，根据不同阶段的儿童读者群体，各评选出一本获奖图书，予以奖励。

（摘编自《国外科普图书奖项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

1.非连续文本阅读

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辙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

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今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朝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到明嘉靖二年（1523年），人们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

以知名度而论，杭州绝对算得上“顶流”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的由来也与大禹有些渊源。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后转讹为余杭。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也有学者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和大禹是否在此治水无关。

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武王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时，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津观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演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作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津”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大约60千米。 

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场大进军有关。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克商、提牧野之师、兴兹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

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作《牧誓》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当时都城朝歌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牧野”指的是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联想到的却是这场决定商亡周兴的命运之战，以及发生决战的那一片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卫辉市。

灭商后，周武王罢兵西归，我们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区，其名同样源于这场战役。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首次载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焉。”

西周时，统治者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至今，在中原大地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颖（济水、洛水、黄河、颖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西周王朝还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

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

秦统一六国后，改分封设郡县，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地名，绝大多数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在秦时属战略要地，秦始皇给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我们再来看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获嘉县。仅凭地名，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后被汉伏波将军路博德诛杀。汉武帝出巡行至汲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改新中乡为“获嘉县”。

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三国这个时代自然也有巨大贡献，例如今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是1986年2月设立的，命名由来也比较好理解，曹丕称帝后，定都洛阳，又设了4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唐时，武则天称帝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室山封中岳之神，她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今河南省登封市。河南省灵宝市之名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后御赐。从远古到现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含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

（摘编自国家人文地理《华夏青史的地理印记》）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越发深入影响人类命运。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可能是造福人类的“利器”，也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凶器”。科技伦理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技活动的规范发展提供价值理念，保障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价值是科技伦理的内核，基于何种文化价值决定着秉持怎样的科技伦理，影响着科技发展的方向。

一、向善：科技伦理的底线价值

数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仁爱精神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既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中，“仁爱”应处于核心位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逐步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如果科技受“个人至上”的文化价值影响，那么个人的私心、欲望会越发膨胀，科技活动则容易失控而带来灾难。科技伦理要注重“仁爱”的文化价值，怀有“仁者爱人”的仁善之心。科技活动要以人类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美好幸福为目的。

在看待“天人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文化是一种“分”的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在此文化价值下，科技活动很容易破坏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带来诸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合”的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作密不可分的生命整体，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在科技伦理中弘扬和发展“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做到守“善道”、走“正道”。树立“以道驭技，道技合一”的科技伦理精神，用“道”来引领和规范技术向“善”发展。

中国儒家还讲究“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一种“成己达人”的善行，同时也是一种“内省自律”的慎行。在科技活动中，特别是在高尖前沿领域，科技人员很多时候独处于“无人在之处”“无人知之时”，能否做到“慎独而行”则显得尤为重要。要把“克己复礼，慎独而行”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强化科技活动的规范性，提高科技人员的自律性。科技人员要按照科技伦理道德原则行事，对科技活动全过程做到自我约束、自我警醒，为所当为，不当为则不为，防止技术的谬用和滥用。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具有极强的传导性、连锁性、覆盖性。并且，科技发展越是迅猛，后果往往就变得越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从而存在巨大的伦理风险。因此，科技伦理中要具有“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的价值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用大概率的思维应对小概率的事件。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谨慎提防“灰犀牛”事件；既要筑牢防范和控制危机的“防火墙”，也要打好应对和处置危机的“主动仗”，更要提升化解和扭转危机的“能力值”。这样，

尽可能促使科技活动“趋利避害、健康发展”，保障科技应用“增进福祉、避免灾殃”。

二、向上：科技伦理的理想价值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拼搏奋斗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源泉。科学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闯出来的。因此，要把“自强不息”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把握大势、奋发向上，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锐意进取，解决“难点”、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突破“卡脖子”的困境，确保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把创新的文化价值与科技伦理相结合，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意识，加强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科技人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创新决心和豪情，以及“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创新思维和目光。要紧紧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在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做到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科技的宗旨和作用是让人类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促进“大同”理想世界的构建。要把“大同”的文化价值注入科技伦理之中，引导科技发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世界发展的一边，为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贡献力量。

（摘编自许志平《把握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