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速度超过了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目前，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其中，继传统的卫生填埋之后，考虑到垃圾增量、土地资源紧张、循环利用等因素，不少国家开始加大焚烧发电的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便着手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据统计，目前日本、丹麦、瑞士等国家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70%—80%。

    受技术和工艺制约，焚烧垃圾发电时产生的有毒废气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这也是居民担忧并导致焚烧厂建设受阻的原因。另外，垃圾发电原理是将纸张、塑料、菜叶等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干燥等工序处理后，进行高温焚烧，将焚烧中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发电所需助燃物量大。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中约有一半城市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给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我国，垃圾分类仍然存在很大困难。一方面，巨型垃圾场内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倒，没有进行必要的分类，使垃圾处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民间自发的拾荒大军，虽在一定程度上变废品为资源，但大多是无照经营，缺乏规范和检验，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取材于霍文琦《直击城市垃圾之困》）

材料二：

    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大多是大自然在自身的漫长演化中产生出来的，来于自然，也容易回到自然，所以传统垃圾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局部的、缓慢的；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则大多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缺少与之对应的微生物，难以降解。因而，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

    近年来，垃圾问题全面爆发，频频成为新闻头条，这表明工业文明的惯性过于强大。及时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或许才能得以延续。生态文明不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延续，而应该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批判，二是要从各个传统文明中汲取滋养。很多非政府环境组织成员联合成立了国际性的“零废弃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零废弃”理念，以减少垃圾的产生。

（取材于田松《在生态文明形态下解决垃圾痼疾》）

材料三：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垃圾中的大多数成分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分开就是资源，混合就是垃圾。垃圾减量化的目标应放在综合利用上：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形成再生资源。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对垃圾处理展开一场更加深入的绿色革命。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使垃圾资源化，生产再生产品，才是垃圾处理的必然趋势。

    垃圾危机也可变成商机。据有关报道，德国一些企业能提供从收集、运输到再利用的服务，营业额丰厚；瑞士环保产业拥有欧洲最先进和最高效的垃圾再循环处理系统，进口国外的垃圾，经回收处理后，赚取高额回报。这让我们看到垃圾处理的一线曙光。

（取材于赵章元《用循环经济思维处理垃圾》）

材料一：

    从模特走台到婚庆主持，从影视拍摄到电视选秀，越来越多的幼稚面孔出现在大众娱乐的领域。带着孩子走进“娱乐圈”已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3岁练舞蹈、4岁学钢琴、5岁练书法、6岁画国画的孩子比比皆是，“小明星”们正在被全力打造出来。看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吧——“小模特”浓妆艳抹扭腰摆胯，“小婚礼司仪”煽情搞笑大谈情爱，“小歌手”劲歌热舞高唱情歌……他们的脸上少了些许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少了些许稚趣，多了几分老成。

    为了成名成星这样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把孩子抛进“名利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古有方仲永“天才沦为平庸”的先例，今有因成功主演《小鬼当家》中的“凯文”而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童星的麦考利﹒卡尔金的堕落。鲜花和掌声往往成为“童星”成长中的陷阱。而那些娱乐圈的“常青树”多是在成年后才涉足此行业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涉足娱乐圈是他们在对自身兴趣特长进行客观审视、对才能智慧进行正确评估和对未来人生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之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的“星光”经久不衰。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大学毕业加盟《正大综艺》之前，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求学道路，成为央视当红主持人的她后来又主动选择了全身而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为自己充电，从主持人走向传媒管理并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杨澜的厚积薄发对那些心急的“童星”父母来说，很有启发性——让孩子成为社会良材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

材料二：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九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中，要求城市与农村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引领家庭教育的新方向。

    俗话说，成人在家庭，成才在学校。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纵观历史，古有“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被视为垂训子孙及家庭教育典范的《颜氏家训》，近代有“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书》，当代则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总结。可以说，家庭的一点一滴教育、培养、规范以及耳濡目染的熏陶，便是对孩子成人的塑造过程。家庭教育搞得好，孩子就行端人正，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家就魂强根正。

    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逐渐进步。教育模式由过去的浅耕粗作到现在的精耕细作，方式由专制野蛮过渡到民主文明。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有的家长借口忙，对孩子“生而不伴”；有的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对孩子“养而不教”。与此同时，家长的困惑也与日俱增。随着网络作为“第三者”介入家庭生活，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面对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家长不知如何把握教育尺度，比如重视学习成绩还是重视全面发展？诚实守信是不是就等于迂腐？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忍让是不是没出息？竞争激烈，还要不要协作互助……迎接挑战，解决困惑，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加强和引导家庭教育。

    还应看到，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我们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活教材”，“你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世界”。试想，如果父母没有道德底线，如何教育孩子守住道德底线？如果父母贪污腐化堕落，何以教育孩子堂堂正正做人？当然，家长不能止于做个“好榜样”，还要当好“导航员”。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对孩子进行“掠夺性的早期开发”，他们的童年便黯然失色；如果我们虚荣攀比，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好家长，才能教育好孩子。

材料一：

    11月25日，以“幻想无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闭幕。与会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行业近年来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前景乐观。

    会上，南方科技大学发布了《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2018年上半年，原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前六个月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中国科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呈现出出版、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局面。我国科幻小说发表平台继续增加，作品发表数量增加，质量也逐渐提高。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等几部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产业界的期待。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为科幻产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说。

    当前科幻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专家指出，我国科幻优质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说，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其他衍生品，优质的内容是产业的源头，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应给科幻作家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让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还有一些与会者认为，出版界和网络阅读平台应当在挖掘有潜力的科幻作家上给予支持。

（摘编自喻思南、张珊珊《中国科幻，前景乐观》）

材料二：

    “中国科幻产业的黄金时代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幻文学，一部分是科幻影视。对科幻文学的前景我真的看不明朗，但是对中国科幻影视我是抱着坚定乐观信心的。”刘慈欣说。

    刘慈欣坦言，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于一种很初步、规模很小的状态，长期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群体也很小，同时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三体》的爆红只是意外，这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的成熟。”

    对未来中国科幻影视的发展，刘慈欣称，现在很多科幻影视项目都在运作之中，2019年至少有三四部高成本的、工业化的、按照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去生产的科幻电影会上映。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刘慈欣说，即使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但发展空间广阔，中国科幻产业仍有迎来黄金时代的可能。

（摘编自马佳欣《刘慈欣：中国科幻产业需要共同守望“黄金时代”》）

材料三：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科幻小说都是属于硬科幻系列，一般是由有较高理工科背景的专业人士创作完成的，普通人很难去理解，刘慈欣的《三体》已经在故事情节上实现了突破，但是还是有很多读者表示读来吃力。科幻是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想象的边缘和交叉领域，技术细节的想象和运用确实是有理工背景的人的一种优势，但是有理工背景的人比较强调思维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忽略了作品的人文性、叙事感，内部的冲突感不强，导致故事不是很好看。因此阅读范围仅限于小众范围内，无法延伸到大众范畴。

    真正好的作品，仅靠技术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还需要更深刻的东西，需要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比如西方人关心的问题是文明冲突和对人性的终极审判，而中国却更关注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和国家的崛起，有广泛文化号召力的科幻作品应该对社会自身的现实问题进行观照、做出回应。

（摘编自吴苡婷《科幻产业的发展瓶颈问题剖析》）

材料一：

    有了全息影像和虚拟现实加持，不用去敦煌，就能欣赏飞天乐舞的精彩表演；戴上AR眼镜，穿越150多年的历史，一睹圆明园的金碧辉煌；在超级大屏幕上走入《韩熙载夜宴图》，加入一场古代的豪门夜宴……

    在掌握庞大数据信息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从而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精准打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爆款”内容产品和服务，成为新风尚。

    “在爱奇艺看一个电影、看一个电视剧，如果只想看男二号，通过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做到只看男二号的戏份。”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聃皓说，通过个性化算法做到千人千面，打开爱奇艺页面都是根据用户观看过的视频的DNA匹配出来的。

    腾讯集团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赵治认为，科学技术为传统文化带来无限活力。他举例说：“功能游戏不但有意思，而且特别强调社会治疗，有一种烧伤病人，每天给他用药仍然很疼，但是可以让他戴AR眼镜玩游戏，这样玩的过程中可以缓解病痛。”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文化和科技是新时代我国产业创断的两翼。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文化和科技二者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文化领域对前沿科技发展和技术利用情况不清楚，科技领域则缺乏手段和路径将人文内涵与技术相结合。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该如何打通呢？

    续超前说，要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VR等技术浪潮对文化领域的颠覆影响，形成新一轮的文化科技融合：从单一要素融合走向全方位融合，从被动融合走向主动融合，从浅层次融合走向深层次融合，从区域内部融合走向产业链融合，从“文化+科技”向“文化×科技”的模式升级。

（摘编自张晔《当“文化秀”遇上“黑科技”》，《经济参考报》2018年11月5日，有删改）

材料二：

（数据源自《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材料三：

    上周，备受瞩目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落下帷幕。峰会为数字中国建设勾勒出美好图景。

    数字中国的未来令人期待，但在推进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新动向仍需加以关注。国家信息中数字中国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18）”显示，尽管数字中国的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区域分化趋势较为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加大的态势。

从单个城市看，北京、广东、上海三地以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数字中国建设持续领跑全国；从我国区域布局的4大板块看，东部地区数字中国发展增速为2.26%，高于中部的2.1%、西部的1.26%和东北的0.89%，呈现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这一判断是基于数据中国大数据监测系统所汇集的5000多亿条数据资源，并从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多个维度，对全国各省区市数字化水平进行的全景式展现与分析。总体看，数字中国的发展态势，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保持着较高的吻合度。

    为了缩小差距，多省采取多项举措。上周，江西提出将着力培育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一批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一批中小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以及一批智能产业集群；湖北武汉提出将加快推进国家存储器、航天产业、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4大基地建设，年内培育1家以上独角兽企业、500家瞪羚企业、1000家小中型企业和新增5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目标。

同时，各地“抢人大战”仍在延续。湖南衡阳启动“人才雁阵”行动计划，高层次人才团队来衡阳创新创业，最高可享受1亿元综合资助；河南首次启动“中原千人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中原本土人才发展，形成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相衔接的创新人才开发体系；武汉则通过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诺贝尔奖及世界领军型产业科学家等举措，构建多层次、全产业的人才“金字塔”体系。

（摘编自张倩《抓住“数字中国”建设机遇》，《经济日报》2018年4月30日，有删改）

材料四：

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其中，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数字中国建设功不可没。按照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到2020年将突破1万亿元。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认为，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进展顺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中国战略过程之中，依然停留在以硬件建设为主，忽视了对政府数据、城市数据应用以及相关价值的激活。全球约有一千万台服务器被闲置，占到市场规模的30%，几乎浪费了300亿美元规模的IT基础架构投资。”同时，王叁寿认为“我国数字中国战略缺乏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体系的支撑。美国开源技术固然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可形成依赖，我国亟需全面研发关于数字中国战略的相关核高基技术，紧盯短板，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争取早日实现自主、可控，牢牢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切实保障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

（摘编自王叁寿《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北国网》2018年7月18日，有删改）

材料一：

新华社西昌4月1日电（李国利、钱铃奇）3月31日23时5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天链二号01星送入太空，卫星成功进入地球同步轨道。

天链二号01星是我国第二代数据中继卫星系统的第一颗卫星，将为载人航天器、卫星、运载火箭以及非航天器用户提供数据中继、测控和传输等服务。

天链二号01星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01次飞行。

（摘选自《我国成功发射第二代数据中继卫星系统首星》 2019-04-01  新华社）

材料二：

材料三：

可以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300次发射任务，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这靠的是什么？龙乐豪院士认为，靠的是牢牢把握住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火箭技术的不断跨越，带动基础工业和材料科学不断进步。

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为例，在此之前中国火箭直径是3.35米，而长五火箭的直径为5米。虽然只多了1.65米，研制人员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全国各地工业企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未来，比长征五号更大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将研制9.5米级的火箭箱体，也将带动国内新材料、新工艺、新器件、新装备等向前发展。

绿色环保，也是中国航天人将运载火箭技术转为民用的一个关键词。新一代运载火箭不仅能力强、技术新，而且采用了绿色环保无毒无污染的推进剂，实现了中国火箭动力系统向绿色环保的转型。随着长征六号、长征十一号、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先后登场，以及未来还将研制的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等，绿色环保推进剂将成为中国火箭的主流能源。

完成48次国际商业发射，中国火箭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回顾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展历程，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包括中国航天不断开放、走向国际市场，使“长征”真正成为响当当的国际品牌。

1985年10月，中国向世界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中国航天从此踏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截至目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已完成了48次国际商业发射，发射了56颗国际商业卫星，并向国际客户提供17次搭载发射服务，发射了20多个国外小卫星/载荷。

运载火箭是航天技术的核心基础，发射次数代表一个国家的航天规模与实力。在世界上，中国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次数位居第三，发射成功率属世界一流而非世界第一，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航天强国建设。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规划，预计在2025年前后，研制成功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运载器，亚轨道太空旅游将成为现实。到2030年前后，重型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为载人登月提供强大支持，并为火星采样返回提供充足的运载能力。2040年前后，航天运输工具能够有效支持大规模的空间资源勘探和开发，小行星采矿和空间太阳能电站有望成为现实。到2045年，天梯、地球车站、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实。

（摘编自《长征火箭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2019-04-01 《人民日报》）

材料一：

达尔文雀隶属于雀形目燕雀科，一共14种，其中13种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分布在距加拉帕戈斯群岛600km的可可岛上。达尔文雀羽毛颜色均为暗色，体形相似，体长7—12cm不等，种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喙部的形状和大小。据考证，这14种达尔文雀是在过去的100万年至300万年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

1835年9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在岛上发现一些羽毛颜色暗淡的雀形目鸟类，并采集了标本带回英国。后来，英国鸟类分类学家古尔德在研究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时发现这些雀形目鸟类是一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种。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在《物种起源》中论述到：“这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的雀形目小鸟实在令人感兴趣，它们由一个种分化出来而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形目小鸟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达尔文就把这些雀形目小鸟称为“达尔文雀”。

（摘编自邓文洪、郑光美《达尔文雀与生物进化》）

材料二：

1938年12月，28岁的英国帅小伙大卫·拉克和他的研究团队登上了圣克里斯托巴尔岛，研究不同种“达尔文雀”的繁殖和觅食行为。每天上午他外出观察这些小鸟，下午则捕捉个体尝试进行圈养，看不同种之间是否会发生杂交。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的那样，“达尔文雀”非常温顺，不怕人而易于接近。这些“很傻很天真”的鸟，是拉克在野外非常难得的理想观察对象。

1939年4月，拉克一行和4种共计40只地雀一起来到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从4月底至9月初，拉克在加州科学院、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地的馆藏做研究，还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检视了达尔文当年采集的标本，最后他竟总共测量了近6400号“达尔文雀”标本！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而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竟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拉克在第一本书中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比如喙的大小和形状在不同种之间和同一种但分布于不同岛上的种群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亚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具备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的影响，拉克在“达尔文雀”身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认为上述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种间生殖隔离当中发挥作用，即同种的雌鸟主要通过喙型来识别同种的雄鸟。而生活在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由于具有介于两种之间的喙型，而被认为可能是杂交的产物。

在回到达丁顿会堂学校又教了一年中学生物之后，拉克开始为军方工作，主要是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为刚刚投入实战不久的雷达提供智力支持。在这期间，生态学上一项名叫高斯原理的理论引起了拉克的注意，并最终改变了他关于“达尔文雀”的研究结论。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态各异的喙。以地雀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比如，尽管他指出了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是主要的演化驱动力，却没有提供大、中、小地雀在取食种子大小上是如何分化的例证。又如，他指出了对于同域分布的种群而言，生殖隔离是最后形成物种的关键一步，却没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生殖隔离的实现。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弥补。1973年，英国鸟类学家格兰特夫妇开始在大达夫尼岛展开持续40多年的研究，这段经历，将他们的名字与“达尔文雀”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达尔文雀”的研究，研究者们手中的工具从达尔文时代的猎枪，到拉克的望远镜，再到格兰特夫妇的雾网和录音机，发展到了今天的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仪。对于“达尔文雀”的认知，既有最初达尔文的慧眼未识珠，也有拉克两本著作之间观点的骤然转变，更有格兰特团队42年的荒岛坚守。“达尔文雀”的传奇，生动地展现了追求真知的人们在旅程中可能会遭遇的起伏波折和不经意间的曲径通幽。在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去追求长期的开放式的持续工作，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演化及生态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尽头。

（摘编自Robbi《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