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使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选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失败的英雄

    荆轲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行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这件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荆轲看做是一个英雄。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描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轲。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功绩，荆轲是刺杀最没有成效的一个：刺秦完全以失败告终，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自己被杀之外，还搭上了秦武阳．樊於期的性命，失去了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使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但是，荆轲却成为这五名刺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

    在《刺客列传》中，描写荆轲的文字最长，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司马迁在描写荆轲时，笔墨包含感情，整个刺秦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又为什么要对荆轲如此偏重呢？因为荆轲比其他刺客高出一筹，而那又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对象高出一筹。况且，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

    两千年来，人们为荆轲失败扼腕叹息，纷纷分析其失败原因。有人认为是荆轲进咸阳宫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刺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轲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匕首见”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给自己生还的希望。说荆轲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到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轲刺秦”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轲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轲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燕国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能达到。

    世人对荆轲的失败耿耿于怀，是因为潜意识里希望他刺秦成功。然而，假如荆轲真的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轲的名声也与《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轲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

    荆轲的英名虽与成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轲敢于越过易水，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了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但他敢于向最强者挑战；他去赴死，高歌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那个号称十二岁就杀过人的秦武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的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他能谈笑自如；当他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在孤独中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

    荆轲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却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

    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 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钟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材料一：

唐代丝路沿线人文遗存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唐至北宋丝路沿线的各类遗存古迹对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从共时性角度看，又可将此线路切分为三个单元。首先，关中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关中古迹众多，其中尤以宫殿、帝陵和宗教遗迹最为有名。宫殿巨丽，与赋之精神相合，其中尤以杜牧《阿房宫赋》最为有名。这些赋作所书写的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等宫殿群的历史记忆或现实观照均属唐人的盛世文学书写范畴，包举天地之心，并烛见时代礼治精神。华清宫与兴庆宫则因白居易《长恨歌》在宫殿政治意蕴书写之外，展现出其浪漫唯美的一面。秦汉以来，长安迭为帝都，京城为帝陵环拥，形成别具特色的陵寝文化和陵邑文学圈，游离于京城与地方之间，成就了诸多诗人丰富的内在生命体验。华山、终南山是关中久负盛名的山川，与帝都在空间上形成巨大的张力，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等卓绝一代的大诗人在内心对其充满复杂感情，并借此成为他们叩问仙道与天人关系的重要载体和思考人生进退出处的重要场所。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遗存的文学写作。“陇头”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响的文学意象，由于其在人文地理层面富有特殊价值，故使“陇头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征人、游子思乡恋家的精神寄托。就其内涵而言，书写内容主要包括边塞战事、征人思乡、大漠风光、陇头风俗等，分别展现出苍凉、悲壮和豪迈三种情感，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待“家”与“国”的矛盾心理和忠孝观念的碰撞，并最终使其经典化为中国文学写作中的重要意象。最后，西域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西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两麓共分三条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学创作的绿洲化，体现出交通路线的分异与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差异。此外，唐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着有关西域的地名、人物、器皿、民俗等，许多诗人都先后有从军西域的经历，但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还主要停留在材料发掘与整理层面，而缺乏对其背后机制、关系的深入挖掘，这或许是日后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抓手。

而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又具有主观性，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可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由于人们可从各种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数人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人们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可以读出作者对某一特定空间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点可知，唐代文人创作受到丝路沿线人文遗存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时，千万个行走其地的文学家也以作品或行动影响着丝绸之路的文学内涵。首先，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例如轮台这一地名，汉“轮台”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时治所则位于天山之北，汉唐轮台县治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前后期统治区域的伸缩，使“轮台”在唐代文学的前后期创作中成为一个悲喜俱存的地理符号和文学意象。其次，文学写作重构丝路遗失的地方文化。楼兰是汉代丝路上的一个邦国，后为黄沙所掩，但唐人却通过反复吟咏书写“楼兰”，最终借助想象与回忆，建构起诗文中的“楼兰”意象，展现出对汉代国力强盛、英雄辈出的崇拜，体现出唐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摘编自王伟《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

材料二：

西域文化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内容，西域风光、歌舞、人物、服饰、用具都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岑参的70多首边塞诗出现“沙碛、沙、碛”37次，“轮台”18次，“火山”11次，“白草”11次，“热海”4次，“雪海”3次，“胡虏”29次。他两次西北军幕供职，活动地域广阔，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边塞诗人。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诗中对西域地名多有记录。沟通与防御成为西域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唐代西域诗歌意象主要表现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边塞诗的战地风光描写，陌生事物出现的多，熟悉的东西相对少些。写入陌生事物使作品带有奇异、浪漫的色彩，熟悉的因素出现诗中则增加亲切感。二者各具艺术魅力，彼此补充，相得益彰。陌生的事物是诗人在边塞才见到的，故冠以“胡”、“虏”等字。边塞诗中汉和胡、虏对举的句子，往往都是把熟悉和陌生的两类事物加以比校。“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汉月是熟悉的事物，胡尘、胡霜则属于陌生类。“蒸沙砾石然虏云，沸浪突波煎汉月。”《天山歌送萧治归京》：“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和虏云、胡风、胡沙相对的都是汉月，前三者作为陌生事物出现，汉月则是作者熟悉的对象。以熟悉的意象写陌生的环境，表达的是心理定势与对家乡的眷恋；在熟悉与陌生的比较中，以倍增其哀乐。

（摘编自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