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藏中，传统节日有着其他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值得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岁时节日。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移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形成、发展、兴盛、衰弱以至消失的过程。

    节日就是时间历程的重要节点，它的形成当然是有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之后的事。古人最早产生的时间观念是日出日落、寒来暑往。由此，开始分为寒暑两季，接着有了四季的划分和最早的节气。先秦古籍《逸周书·时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流传至今的节气名称全部是以简洁朴素的词汇感性地描述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古人认识到这些日子是天象气候转变的关键节点，以为这些划分都是神灵的意志使然，便在这些日子施行巫术、占卜，祭拜日月星辰、五谷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健康平安等。每年如此，便形成了在特定时日周期性重复的民俗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节日。月亮的晦朔圆缺之日也让古人感到神秘并加以崇拜，也会产生萌芽状态的节日。这些早期的节日产生于古人以其感性、原始的方式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源于古人在特定时日用以解释、控制自然进程的超自然力崇拜。所以说，岁时节日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结果。确定节气之后，又有了年月日的划分，便形成了历法。

    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几千年来已经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故传统节日的保护，有利于保持和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已不仅仅是汉族的节日，也成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已成为我国境内四十多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同时，少数民族的节日数量众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采取切实的保护措施，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多样化；其节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可被吸收到汉族的节日传统中来。

    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是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在同一个日子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在异文化环境，一个族群同样的节日习俗就更成为文化认同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认同往往比政治的认同更为牢固、更为持久。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

（节选自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

“粉丝经济”正在打破着什么

钱好

    日前，少年偶像团体“TFBoys”的成员王俊凯过生日，粉丝专门请来美国当地舞团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快闪”表演，并包下时代广场11块LED大屏为偶像庆生。“粉丝经济”以这样一种高调的方式，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如果仍然从传统的追星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实在疯狂到令人无法理解。但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以往一味地购买明星周边产品、跟在偶像身后“围追堵截”，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了“粉丝经济”正在经历的新变化，今天的粉丝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说：“过去，人们常用‘脑残粉’来形容追星的盲目，但这个词语已不适用于现在的粉丝了。”他以“韩粉”举例表示，这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是一个对韩国明星狂热崇拜的群体，但“95后”“00后”的“韩粉”会主动对明星提出要求，对经纪公司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在言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有任何侵犯。这份理智背后，固然有这一代年轻人独特的成长环境的影响。作为普遍接受良好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些粉丝往往更独立、有主见。

    同时，在孙佳山看来，新一代粉丝有着“真实消费”的需求。“以往的粉丝崇拜完美的明星形象，这种追求也导致了他们的不理性。所以刘德华结婚的消息公开后，会出现粉丝自杀的极端情况。”但是，完美型明星对今天的粉丝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年轻人更喜欢与自己接近的，有“伴生性”、真实感的明星，诸如鹿晗、吴亦凡等新一代人气偶像皆是如此，粉丝一步步见证了他们出道后的成长历程，也乐于看到他们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甚至偶像的缺点也会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里约奥运会期间，傅园慧率真可爱的言谈为她赢得数百万粉丝，就是“真实消费”的一个鲜活案例。正是对真实感的追求，让新一代粉丝远离了“迷信式”的盲目追星，对偶像能有更加理智的平常心。

    粉丝们的“惊人手笔”，远不止“承包”时代广场这一桩。在偶像生日当天包地铁、包飞机都是近两年的寻常事。更多粉丝为偶像承担起了宣传、公益等活动。王嘉尔的粉丝集体为他购买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鹿晗的粉丝则在《重返20岁》上映期间在影院包场，请养老院的老人免费观影；黄子韬与经纪公司解约后一度面临形象危机，其粉丝主动以他的名义向埃博拉疫病区捐款，还筹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帮助他重塑形象。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追星，今天“粉丝经济”已然能够替代传统的经纪公司，进行偶像的包装、宣传工作；拥有了强大的能量。

    面对这股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相比用固有思路一味批判、压制，简单的“堵”和“批”已然不合时宜，如何真正理解、对话背后的群体，并合理运用这股能量，是更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波轰轰烈烈的“粉丝经济”，很大程度上正在推动新旧两种明星制的更迭———在20世纪的传统明星制中，电影、电视是主要的晋升途径，因此，传统的明星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建立在“粉丝经济”基础之上的全新明星制，为众多三四线演员、艺坛新秀，乃至“网红”，提供了成为明星的机会。比如鹿晗在成为大众熟知的偶像之前，已经作为演唱团体“EXO”的一员，拥有无数拥趸。换句话说，电影、电视不再是造星的唯一途径，“粉丝经济”为更多普通艺人的成名降低了门槛。

    不得不承认，当下一些依托“粉丝经济”走红的新生代偶像，接替了传统大牌明星的位置，继续享受着“天价薪酬”，资金泡沫也是“粉丝经济”时代文娱行业仍需警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合理利用粉丝的能量，“粉丝经济”将大有可为，很可能成为打破资源垄断等行业困局的契机。

（选自《文汇报》2016年10月16日 有删改）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古代文章（这里主要指散文、骈文、小品文及八股文）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其评点的范围大到文章的宗旨、结构，小到一字一句的安排，无所不至。

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一些治经史之学的文人，十分轻视文章评点，甚至对它进行严厉批评。这种偏见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古代文章评点的主观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严谨性、体系性等等。尽管如此，文章评点自宋代以后就一直十分兴盛，流传十分广泛，深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甚至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尤其是日本，不仅刊刻了许多中国文章评点之作，而且日本人自己也从事中国古文的评点，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评点家，如赖山阳、竹添光鸿等。文章评点能广泛流行，一是形式灵便活泼，文字要言不烦，见解新颖独到，给人启发；二是能指导写作，有助于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写出合格甚至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古代文章评点文献数量相当庞大，因此今天开发古代文章评点，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文献调查。这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古代文章评点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以往我们一般认为评点主要存在于选本之中，但实际上在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明清时期，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风气，即很多作家在写出作品后寄送给自己的师长、朋友和弟子阅读。这些人阅读之后，往往会有一番评论。很多作家在刊刻自己的文集时，就会把这些评论也附在每篇作品之后。这样一来，就使明清时期的很多别集之中也有评点。比如，康熙年间所刻《醉白堂文集》有王士祯等人的评点。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其次，古代文章评点涉及的对象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的文献，所以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文献类型之中。假如只注重散文或骈文评点，而不去了解八股文评点，或者只注重集部评点，对有关经、史、子部的评点视而不见，肯定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古代文章评点的脉络和格局。

    总之，只有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考察，编制出一个尽量完备和详细的古代文章评点文献目录，才能谈得上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这需要学界同人齐心协力，长期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摘编白余祖坤《略谈古代文章评点》）

材料一：

人物视角叙事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叙事观点，《红楼梦》可以从每个章节的不同人物视角来读，对同一件事也可以从不同人眼中写出。黛玉进府，是贵族少女兼伶仃孤女角度；刘姥姥进大观园是穷人兼世故老妪角度；查抄大观园是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王熙凤角度。这是作者熟谙人物视角叙事的结果。曹雪芹善于使用人物视角叙事，喜欢变换视角，但目标却始终围绕着贾宝玉和贾府盛衰。《红楼梦》人物视角叙事既考究且华丽，站在叙事视角的人物一定有特别深刻的叙事角度，他（或她）和所叙之事或人又肯定有重要联系。

在《红楼梦》前三回中得到详尽外貌描写的依次是熙凤、宝玉、黛玉。熙凤和宝玉都映现在黛玉眼中，黛玉到荣国府，王熙凤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她夸黛玉长得好，主要为逗老祖宗开心，所以还有下边的话：“这通身的气派，倒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至于黛玉标致到什么程度？曹雪芹却故意不写，他要将黛玉的外貌放到最应该观察的人眼中写，绛珠仙草只能在神瑛侍者面前显露绝世风姿。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必须从贾宝玉眼中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林黛玉眼中，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的外貌得到了详尽展示，他的通灵玉却绝对不能从林黛玉眼中叙出，所以当袭人要拿通灵玉给黛玉看时，被婉拒。贾宝玉的通灵玉只能从最终兑现了“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眼中叙出。每个情节都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叙事视角，一丝不苟又一丝不乱。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和自如转换，是《红楼梦》取得前所未有叙事成就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马瑞芳《红楼故事及文本写作》）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境界，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一：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

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会有助于他们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和心态。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

“（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象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文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市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仅仅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1：如果我想出国工作，我就必须学好外语；我不想出国工作，所以，我不必学好外语。

这个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想出国工作”只是“必须学好外语”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随着中国搞市场经济，有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有许多外国人来中国工作或经商，即使有些人不出国，也有很多机会与外国人打交道或做生意，因此，若可能的话，仍有必要学好某门外语。

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掏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即错误的前提：断定一件事物是正确的，只需因为它未被证明是错误；或断定一件事物是错误的，只需因为它未被证明是正确。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干的。”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

下面看著名的“美诺悖论^【法】”：

①或者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或者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

②如果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必要的。

③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可能的。

④所以，研究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仅从字面看，①②③三个前提似乎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①中“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这个推定是有歧义的：

（A）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

（B）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A）的意义上，③是真的，但②却是假的；在（B）的意义上，②是真的，但③却是假的。故②③两个前提不在同一种意义上为真。从一对真的前提，即（2B）和（3A），却推不出任何结论，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

【注】美诺悖论：古希腊一位富家子弟美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论证，记载于《柏拉图对话集·美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