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与“高贵”的文字结缘

曹文轩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后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谁更有价值，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有先后次序，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趣味。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书并不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当一个善良、充满母爱的母亲为孩子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相同的，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心存质疑——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整体上我们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恐怕也不可靠。我们只需看到：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也不要怪罪作者，需要检讨的，是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般的提醒。

    有的书具有高贵的血统，有的书则不然。你得承认：中外历史上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具有高贵血统。我这不是说：我们要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排斥在外。只是说：我们应创造机会让孩子多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经典之作。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想提升境界，大概是很难的。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这样的作品、作家恐非一流。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如果一个成人不愿提及自己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必是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即将消逝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其作品能被当年的小读者在晚年时充满感激地回忆着。

（选自《人民日报》 ）

儒学文化的本质特性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儒学的思想价值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服务。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儒学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

    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时，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与之共存，而且将其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人，《汉书》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东汉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一书有《问孔》《刺孟》两篇文章。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节选自《教育文化论坛》2016年01期）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由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士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

语言智能和语言教育不应“相杀”

饶高琦

    近年来，语言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在舆论中对人工语言服务形成冲击。语言教育存废及投入多寡等，成为国家教育规划和技术规划中需要面对的问题。12月24日，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召开了“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40余位来自语言教育界、信息技术界、企业界、新闻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就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献言献策，并形成了《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宣言》，倡议教育界和技术界相拥相爱，停止相搏相杀。

    智能技术冲击传统产业，挤出其中的就业人口，本不新鲜。但今天机器翻译为代表的语言智能技术对传统语言产业的冲击大部分只存在于舆论之中：翻译人员的收入保持稳定，翻译市场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规模持续增加。其他语言服务产业也在蓬勃发展。2018年两家一线创新企业机器翻译产品在重要会议上“翻车”，也表明语言智能还远远不足以像两百多年前的轧棉机一样制造失业潮。

    但这种舆论中的冲击，伤害却不小：大学英语专业，从曾经的香饽饽，变成今天坊间“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语言智能的冲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学界、企业界人士刻意制造了一种“外语专业灭亡论”。××翻译在××技术竞赛中拿到冠军，××系统超越人工翻译，××翻译机通过专业考试等信息更在媒体的追逐中频现网端。在人工智能服务大量进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这种论调已经不再是未来小说、科幻电影里那种飘忽云端的危言耸听，而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恐慌之源。这种恐慌首先就表现在学生的专业选择上。笔者所工作的大学，近年来就有数十位新生受这种舆论影响选择改换专业，甚至退学。

    诚然外语教育，尤其是大学外语专业，在学科设计和培养模式上问题深重，但如果任由机器翻译狂热宣传发展，煽动公众情绪，将会对国家的科技规划和教育规划形成严重误判，进而有损公众利益。语言智能行业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前的智能应用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统计机器学习方法和2010年以后突飞猛进的深度学习技术。它们都依赖于富含人类知识的大数据资源。而外语从业者，正是语言大数据资源的生产者。可以说，语言智能如车，语言数据如油。岂有汽车行业整日恐吓石油行业的道理呢？

    另一方面，舆论上的恐慌虽缺乏道理，但不完全是无源之水。外语教育，为学生前途和自身发展计，理应化冲击为契机，在人才培养的范式、方法和内容上吐故纳新，热情拥抱新技术和新时代，努力帮助学生过好智能时代的外语生活。在智能时代，语言教育更要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在工具性上，培养懂得工具，会利用智能服务的语言从业者。而在人文性上，更加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包容心的教育，培养不同文化间的穿行者。

    2018年，原谷歌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这一观念。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顶级高校也就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科技伦理设立课程与研究项目，旨在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划定界限。人工智能，尤其是语言智能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更深和更广的人机互助，进而通向人机共生。替代和对抗的人工智能观并不可行。人工智能和其服务的领域都理应相爱，不能相杀。

（有删改）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