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获得了诸多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近年来中国选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的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参加各电视台选秀的选手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是观众的新鲜感消退之后，对于选秀的形式已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引发了轰动效应。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音乐专业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会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人物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使普通人能够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放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一下子就能实现梦想，也不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通过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的过程，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而独生子女的适应和抗压能力又相对较弱。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诸多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而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的，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这样，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所倡导的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通过艰苦的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遽然实现的舞台，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又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值得我们反思。“好声音”的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为了制造效果而经常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电视节目有更严格的自律，要求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的情节。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迸发。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更经得住追问，节目才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有删改）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还命令羲和四子分赴东、南、西、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并发布讲话云：“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尚书·尧典》是中国古代关于时间体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从《尧典》的记载可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年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这和今天的“三百六十五日加四分之一日”是非常接近的。《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东、西、南、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因为这里羲和四子所司掌的四方与四时，不仅是中国古代最根本的时空结构框架，而且地方与时间同时为四子所分别司掌，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同构互换这一特殊性质。这一特质的展开，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文化特征。而《尧典》“钦若昊天，敬授民时”中所蕴含的“顺天”和“遵时”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顺应自然之发展，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深层内涵，是中国古代时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春种秋收，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人，在实践摸索中很早就拥有了顺应四季的自然变化从事生产劳动的智慧。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中国古人很快认识到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掌握了十二个月的月升月落规律，了解了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循环。可是用什么手段来表示它呢？

    中国人选择的是使用六十甲子。中国古代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的方式来标示时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由甲子到癸亥，天干配地支功产生出六十个搭配。以之纪年则每六十年完成一个循环，纪月则每五年一个循环，纪日则每六十天一个循环。所以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六十”与“五”都是非常重要的数字。《汉律》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汉书》也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如果追寻五日休沐这一规定的文化源头，应与纪时每五天六十甲子完成一个循环有直接关系。这与西方依据《圣经》开篇上帝七日创世纪而形成七日一周的划分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依据上帝耶和华创世纪的七日周期的划分方法偏重的是西方宗教与神话的背景，而以六十甲子纪时、每五日完成一个循环为依据的划分方法偏重的是中国古人对时间循环性质的客观认识，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别，经常就这样展现于很多细微但非常关键的细节之中。

    《世本》记载：“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典籍记载的容成与大桡皆黄帝之臣，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事茫茫焉不可考也，但地下发掘出的甲骨文字可以证明，殷商时期的中国古人已经用干支来表示时间了。把天干地支配合起来形成六十个数字，非常适合于表示相对复杂的时间周期。时间和空间是历史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框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循环往复是时间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六十甲子的循环排列，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时间周而复始的特性。它是古代中国人时间文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时间生活影响很深。

牙舟是贵州省平塘县一个偏僻的村落，主要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民俗文化丰富，境内有丰富的陶土资源和适合烧陶的栗木。明朝洪武年间，江西人杨正真入黔，在平塘地区建长官司衡署以后，社会秩序安定，江西迁居平塘地区者日众，陶瓷生产工艺随之传入，于是产生了牙舟陶。牙舟陶是汉族带入的一种制陶技术，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布依族是当地人口占比例较多的一个民族。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迫切需要寻求精神的庇护，于是便产生了图腾崇拜。布依族的图腾主要有龙凤鱼等，这些图腾作为装饰，被应用在衣服、染织、雕刻等方面。一方面，由于铁器等的出现，传统陶器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不得不开发新的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陶工的审美，他们从布依族的图腾、礼仪、古代图案中吸取元素，加入自己的想象，形成了这些独特的造型与装饰。这正是牙舟陶宝贵的艺术价值所在。

    牙舟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独特的装饰效果。牙舟陶表面千奇百怪的装饰，特别是由当地陶工想象、设计后制作出来的“小怪兽”样子的雕塑摆件，一个个龇牙咧嘴，形态夸张。碎玻璃、粘土、草木灰、着色氧化物等原料形成的透明颜色釉，便成为牙舟陶最主要的艺术特色。牙舟陶使用光泽度良好的玻璃质釉水，由于玻璃质釉的膨胀系数大于坯体膨胀系数，因此在烧制完成后便形成了特殊的冰裂纹，色彩古拙，淡雅和谐，充满一种神秘感。

牙舟陶虽然没有宜兴紫砂的工艺繁琐、没有景德镇瓷器的光滑细腻，但是其原始粗犷、不拘一格、充满乡土气息的造型却有着别样的美。有这样一句话：“自由创造美。就牙舟陶来说，这“自由”包括想象力的自由和造型的自由。牙舟陶艺人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融合传统造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出各种神态迥异的造型，体现了牙舟陶艺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也是牙舟陶宝贵的艺术价值之一。

    牙舟陶主要用爬坡窑烧成，由于窑内温差等的变化，往往会形成窑变，这种不可控的现象给质朴的牙舟陶增加了无限乐趣。

    时至今日，牙舟陶的生产制作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方式，从原料加工、制作、施釉、烧制直到出窑都由一个人独立或几个人完成，甚至需要掌握建造爬坡窑的技术。牙舟陶的捏塑是纯手工成型，不需要模具，工具也相当简单，并且每位陶工所捏的造型都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动物或者异兽的形象来进行制作的。先捏出基本造型，再用泥条在泥坯表面堆出浮雕图案的大致形状，最后用竹片压出细部花纹。这种自然的方法使得牙舟陶的每个捏塑都造型各异，陶工的每一次雕琢不是简单的重复性生产，而是在进行充满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期望美好生活的艺术创造，因此每件作品都自有不同的神态、性格，充满着活力。

（摘编自吴俊卿《牙舟陶初探》）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6强调“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选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有删减）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近年来，在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虐待生命的现象。不管是自杀、校园暴力还是残害动物，都折射出了当今部分青少年的情感荒漠，以及对生命的漠视与践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我国的生命教育不够有关。

    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只有生命存在，才会有人的其他价值的创造、实现和评估。具体地说，人的生命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的生命的不可替代性；第二，人的生命的不可逆性；第三，人的生命的基础性。生命的价值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生命、热爱生命和珍惜生命。就教育而言，最基本的是要教育学生理解生命的价值，懂得尊重生命。然而遗憾的是，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在我们的教育观念中，忽视了具体实在的生命教育，难以使孩子们养成对具体生命，即对大自然、家人、邻里、同学等的爱心与同情，也无法收获爱心所带来的真诚回报。

    如果说生命价值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是倡导生命教育的内在依据，那么生命意识的彰显则是开展生命教育的现实背景。就宏观而言，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的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日益枯竭、贫困、疾病和犯罪等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销蚀着人的生命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就微观而言，一方面，孩子、中青年人甚至老人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压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们有幸福感；另一方面，人们在就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面前，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这些都使人体会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有一种无所适从感。

    国外一些专家学者指出，人类要幸免于难，就必须从内心深处改变，即从生命教育做起。因为只有找到自己的心安之路，生命才有所皈依。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并且在美国倡导和实践生命教育思想。日本于1989年修订的新《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

    所谓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的生命价值，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滋养学生的关爱情怀，激发学生对终极信仰的追求。它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保存生命的教育，即生存教育；第二，发展生命的教育，即生命价值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及其对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珍惜和敬畏生命，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第三，死亡教育，让学生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对亲朋的伤害，使学生对各种与死亡相关的打击、挫折、损失有所准备，从而更加珍惜生命。与其他教育一样，生命教育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实施与开展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摘编自张云飞《呼唤生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