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歌中真有价值的，要数乐府歌诗和文人古诗两大类。前者的多向探索，恰为后者的定格定型创造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乐府歌诗在两汉诗歌的整个转型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 而转型的结穴点则落到了文人古诗身上。

    乐府歌诗在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演变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主要之点便是传统“比德式”思维模式的解体。秦汉以后，新兴官僚政治以“外儒内法”为指导思想，礼教人伦的全面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尤其民间社会里普遍关注的是各种民生现象，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恰当地显示了民间歌咏所由产生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心理机制的广泛作用下，“因物兴感”的意象思维活动才得以突破“比德式”的框架顺畅地运行，人的活生生的情感体验亦能自由地转化并结晶为诗歌意象，这便是意象艺术开始发达于两汉乐府歌诗的原因。

不过，以乐府歌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意象艺术，在形态上仍是不够完整的。最能体现乐府特色的叙事诗，通常以人物、故事、场面为表现重点，写作主要依靠“模拟”（叙述和描绘的艺术），而非“意象”。至于说理诗，其打动读者的方法往往凭借比喻、夸张、对比、排偶等修辞手段及采用格言警句来阐述道理，有一定的形象性，也称不上真正的意象。乐府歌诗里较能体现意象艺术的，主要是抒情类作品，而其情意内涵似还缺少生命意识的清醒反思。

    现在来看文人古诗。文人创作群体的自觉即意味着诗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而文学形态的诗造就了诗的文学体式，那就是五言诗体。就声律而言，五言诗以“二／二／一”的音响组成节拍，化板重为灵动，变平实为流走，加以奇字句的结末一拍有半个音阶的休止符，正好便于间歇顿宕。这种在整齐中寓有变化错落之致的声律，与汉语以单音节为基干的语言文字性能恰相适应，故而五七言诗终能发展壮大为古典诗歌的主导形式。从语句表达功能着眼，“三字尾”作为意群的组合，天然地适应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自由搭配，进而将整个五言句明晰地划分为“二／三”两个意义段，于是一句诗便能顺畅地表述一个完整的语意单位。

文人古诗还促成了诗歌意象艺术的完形。意象艺术的完形，首先得益于先秦“比德式”思维的解体。与此同时，东汉中叶以后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更使敏感的下层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并普遍渗入于文人古诗之中。这些作品多表现游子思归的情愫，但不限于单纯思念亲人或感叹失意，常将个人命运提到“忧生”的层面上来思考，成为人的生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它让诗歌创作真正成了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而这正是诗歌艺术形象得以明确树立的前提。

（节选自陈伯海《唐前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有删改）

注：“比德式”思维，由孔子开创，指的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道德、品格、情操有相似之处，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使人联想起某种美德。

    虽然风电成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前景广阔，但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弃风限电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西北、华北、东北“三北”地区，已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弃风限电现象的根本在于有效解决风电消纳问题。

    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风电市场容量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为实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和20%的目标，我国应加快推动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因为风电已经从补充能源进入到替代能源的发展阶段，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今，从西北、华北、东北到东南沿海，到处耸立着风机，我国风电呈现快跑态势，装机规模持续迅猛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连续5年领跑全球，累计新增9800万千瓦，在电源结构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年发电量1863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3%，比2010年提高2.1个百分点。风电已成为我国继煤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源。

    专家认为，我国风电能迅猛增长得益于政策的持续性、补贴的力度大、投资者涌入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风电疾驰发展的脚步相挟而来的是弃风限电问题十分严重。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全国弃风率为10%；2012年全国弃风率达到高峰，为17%；2014年全国弃风率为8%，同比下降4%。但今年以来，风电弃风现象加剧，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15.8%，同比上升6.8%。

“造成风电发展双面性的原因是风电消纳问题严重。”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而在200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仅为126万千瓦。10年间，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增加100多倍。风电发展速度过快、电网建设跟不上等是导致我国风电消纳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此外，风电也存在着波动性、随意性、不稳定性等缺陷。“三北”地区是风电消纳问题特别严重区域，原因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风电消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关乎风电发展的生死存亡。对此，《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消纳优先，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的原则，优化风电建设布局，大力推动风电就地和就近利用。

（本文作者叶伟，节选自2016年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有删改）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并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集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还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语言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

    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乐道精神就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中国儒学确立了人本思想。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如“泛爱众，而亲仁”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若无仁道精神，人本精神就不可能实现。战国时，战争频繁，人民苦难。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国家的局限，从天下人的视角来思考战争问题，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主张。“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人的本质，从仁学中建立了人学。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君子不以言举人”，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摘编自张立友《儒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印章文化源远流长，商周时期已出现形制完备的实用印章，但直至明初，篆刻才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艺术流派。明代篆刻取法汉代官印的审美范式，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篆刻“印宗秦汉”的创作与审美基础。明代及清初倡导的“印中求印”，邓石如等艺术家发展为“印从书出”，篆刻面貌为之一新，此后赵之谦、黄士陵等人“印外求印”的努力，则让篆刻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清代中期以后，篆刻家来自全国各地，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此时篆刻的地域性才被打破，成为真正具有文化属性的艺术形态。民国时期，篆刻形式多样，民众接受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发展速度之快，形式之丰富，内容之精彩，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篆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时代的繁荣与文化的多元，在篆科艺术中如何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当下的篆刻艺术应进一步拓宽“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创新表现内容与形式。“印外求印”最初的概念，主要是指从金石学范畴之内、印章之外，寻求新的创作手法和形式，如借鉴青铜器，古文字等，后来扩展到更为广泛的艺术领域。目前，艺术创作的空间无比宽阔，各类艺术形式的交互融合更加多样，这为当代篆刻创作提供了无限发展空问。譬如，以前少有入印的印刷体文字，经过印化后，也可以成为篆刻的表现形式；以前少有人采用的创作手段，如铸造之类，也可以引入篆刻创作的范畴；在历史的空间中尘封已久的陶印，其独特的可塑性被重新挖掘，从内容形制到彩釉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中式审美，并作为文创产品进入现代生活，此外，印章的文字内容也可以进行调整变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篆刻一直被视为书法、绘画的附庸，可以说，直到专业篆刻展览出现之前，篆刻的独立性都未能得以完整体现，故其文字内容势必会受到局限。篆刻艺术早就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文字内容也应适当扩大范围、寻求变化，更多以往所不用但能真实展现时代风貌的“金句”“热词”“俗语”等，也可以进入篆刻家的视野，从而让篆刻艺术更好地融入这个时代，为更多年轻人所喜爱。前贤经典是艺术创作的圭臬，然而，绝不能将其视作顶点，艺术上的进步永无止境。

    在艺术的汪洋大海里，篆刻是其中一朵浪花。但若能激起一朵接一朵浪花的活力，也足以产生新的浪潮，使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

（摘编自曾呆《激发篆刻的时代活力》）

    伴随农村环境治理力度加大，许多农村已不再是“垃圾乱堆、污水横流、尘土飞扬”的形象。笔者日前走访一些村庄，乡间小道干干净净，农房墙体统一美化，就连犄角旮旯处也难觅垃圾踪迹。村干部说，现在政府专门有农村垃圾处理项目，村里垃圾定时运，农村不再是“灰头土脸”。不过，农村垃圾处理也有难题。村干部说，许多村民垃圾分类习惯尚未养成，垃圾桶里厨余垃圾、残砖瓦片，甚至农药瓶子等混在一起，集中、转运难，后续处理也难。村民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有的村民觉得“垃圾扔桶里就行了”，为啥还得费工夫分类，而且要用好几个垃圾袋，挺浪费的。有的不清楚如何分，扔垃圾倒成了麻烦事。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必须解决农村垃圾处理这个难题。中央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垃圾是主攻方向之一。政府在资金、人员、设备等硬件上不断补齐短板的同时，不能让“干部干、群众看”再继续下去，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和自觉行动，解决农村垃圾处理“最初一公里”问题。

    做好农村垃圾处理，首先要源头分类。过去各类垃圾混在一起，通过填埋或焚烧等方式处理，不仅处理体量大，设备损耗快，而且有害垃圾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况且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不少金属、塑料、纸张等可实现再回收利用，一扔了之，造成资源浪费。实践证明，源头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农村居住分散，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若能在源头将可回收、可沤肥等垃圾分拣出来，能减少垃圾运输、处理的成本。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得立足农村实情，多想接地气的好招。城乡生产生活环境不同，垃圾成分构成迥异，照搬城市“有机”和“无机”分类方式，脱离村民实际生活，村民接受度不高。比如农村瓜果皮、剩饭菜等易腐垃圾多，恰恰可沤肥再次还田。有的地方将农村垃圾分为“可腐”和“不可腐”，最大程度方便村民理解，再通过保洁员的二次分类，确保源头分类质量。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机制，调动村民积极性。针对村民的疑惑、遇到的问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让大家畅所欲言，干部及时解答。制定村规民约，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成立监督小组，确保垃圾分类有人管、管得好。有的地方举办“最美庭院”“垃圾分类能手”等活动，农民踊跃参加；有的地方探索垃圾分类积分制，可在小超市等兑换商品，将垃圾分类和农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吸引农民参与。

    建设干净整洁的农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顺应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政府和农民一起发力，确保垃圾不落地，让农村“颜值”越来越高，农民生活越过越舒坦。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