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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6强调“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选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有删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追求,自觉地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B . 中国知识分子强调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及彰显内在品格的家国情怀。 C . 深厚的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价值的精神动力,将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便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D . 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要求知识分子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应追求个人利益。
    【答案】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其中第二段主要论述了家国情怀与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价值的密切关系。 B . 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运用了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正反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C . 文章最后一段从是什么,怎么样等方面论证了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的观点。 D . 文章分四层论述了拥有家国情怀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每层的第一句话都是全段的中心句。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都是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拥有深厚家国情怀的人。 B . 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治理十分重要,具备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更是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的保障。 C . 社会的发展赋予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以新的内涵,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将逐渐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D . 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应认识家国情怀的新内涵,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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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①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②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③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④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丁忧与守制

        古代作品中,时有关于某官丁忧、某官守制的记述,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寓圃杂记》:“成化初,(陈)缉熙守制于家”,等等。

        什么是“丁忧”呢?《尔雅•释诂》:“丁,当也。”《日知录•期功丧去官》注:“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可知丁忧是值丧、居丧的意思。丁忧一词源于《书经•说命》:“王宅忧”。王宅忧就是商王居父丧,宅忧就是丁忧。古时候,不管是兄弟丧、姊妹丧,还是从父母丧、从兄弟丧,都可以称之为“忧”。只是到了后来,丁忧才特指遭父母丧或承重祖父母丧(所谓承重,是指长房长孙)。

        《日知录•奔丧守制》上说:“《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丧服)以下。以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期”,指一年的丧服,可见古人遇有祖父母丧、伯叔父母丧、兄弟姊妹都要奔丧。陶渊明《归去来辞》自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职”即是一例。后来又将奔丧限制在期服(即一年的丧服)的范围之内。至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废除了期年奔丧的制度,认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均为一年的丧服,如果都让奔丧守制,有的一个人连遭数丧,或者道路数千里,那就会导致居官日少,更易频繁,旷官废事,于是决定“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自此以后,相沿成习,奔丧丁忧仅限于父母丧或陌生祖父母丧。

        那什么是守制呢?所谓守制乃是指遵守居丧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一般人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算闰月)。官员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则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二、禁止婚娶。丧中婚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春秋》文公二年(前625年)冬记载:“公子遂入齐纳币。”纳币之事照例是不必记载的,史官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呢?原来这年冬天,文公的父亲僖公死了才不足二十五个月,而文公在居丧期间,竞张罗着送彩礼,所以史官乘笔直书而加以讽刺。三、禁止饮宴。儒家认为,“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以饮宴也是在禁止之列的。在居丧期间因宴饮而被责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四月癸未,陆赓故世,其子慎余、其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着华丽的衣裳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结果都被打了板子,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递解原籍。四、禁止赴考。起初限制极严,即使是缌丧(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仅三个月的丧服)也不准赴考。宋天禧年间,举人郭稹冒缌丧赴考,被同辈告发,被交付御史台劾问(见《日知录•缌丧不处赴举》)。到了明朝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的不得赴考外,余者皆不限。

        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皇帝一般都要派遣官员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清初,只有满族大臣居丧,皇帝才派官赐给茶酒。至康熙年间,汉大臣陈廷敬有母丧,康熙皇帝便命令阁员查阅《明实录》中有关慰问的条例,并派遣内阁学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学士喇沙前往赐给茶酒。从此以后,慰问之典便成为定例。

        丁忧和守制,从字面上是有区别的:丁忧是就居丧而言,守制则是就遵守居丧的制度而言。但在具体使用时二者的意思并无严格的区别,既可以说某官丁忧,也可以说某官守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存在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道”这一概念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后人所说的“礼乐崩坏”,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的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乐崩坏”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了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室之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核心精神,同时又以礼乐的核心精神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核心精神,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含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他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崩乐坏”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刘德喜《礼乐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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