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

                                                                                                     李智福

        ①庄子与孟子同是战国中期人，同为思想巨擘，他们对“物之齐否”持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的观点，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命题。形式上，“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歧见之大，归本于哲人对世道人生不同的关怀方式和迥异的观照态度。

        ②庄子不是将万物强定为一尊，而是以承认“万物之不齐”为前提的，这种“齐”意味着承认一切存在皆有合法性、合理性。章太炎说：“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正是此意。庄子因“不齐”而走向的“齐”，是一种平等的眼光和宽容的胸怀，对差异的包容，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独异个体的尊重，这与《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近似。同时，当他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时，齐万物，一生死，生命也从高下区分的利益焦灼中悬解了出来。另外，庄子认为“齐物”的初始图景是人类未开化时的“至德之世”，那个时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对“至德之世”的呼唤渗透着浓浓的诗人之乡愁意识和哲人之批判精神，警醒着人类不可妄自尊大，时时需要反省。

        ③孟子没有像庄子那样悉心去论证“物之齐否”，而是用一句平实的常识之语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提倡“君臣并耕”的农家学派展开批评。当时农学学派之许行从楚国到滕国传道，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闻风而来，尽弃前学，从师许行。陈相将许行之学转告孟子，孟子深不以为然，乃从社会分化、商品交换、劳心与劳力分工等角度论证了这种“君民同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荒唐的。孟子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④孟子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恰恰是反对对天下万物整齐划一，比而同之。天下之物的价值本应有大小多少之分，因此不可以“同价”贾之，如若以“同价”来买不同之物，必然会造成良莠不齐，以次充好。若这种“比而同之”的思想上升至社会政治领域就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在孟子看来，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由“劳心者”与“劳力者”两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劳心者”从事治理、组织和教化之事，是“食税者”，古代圣贤如后稷、尧、禹等都属于这类人；“劳力者”从事生产劳动，包括耕作、做工和经商，他们要“上税”，为“劳心者”提供衣食之资。可见，孟子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常识之语目的在于证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⑤庄子持“万物一齐”，孟子持“物之不齐”，二者不可同，不能同，不必同，亦无高下之分。在那个战乱频仍、世道窳败的战国之世，他们发现的是不同的症结，因此对“君臣佐使”的调配，亦大不同。唯其不同，才证明了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实现了互诤互补。以孟子对人性之善的信念补庄子的自然天性论，以免人性的沉沦、堕落和虚无；以庄子“万物一齐”之自在的、诗意的、艺术的觉悟精神补孟子哲学所许诺人生之过于沉重的负担、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人生的异化、僵化、道学化。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07月27日第16版，有删改）

材料一：飞扬的诗词文化的乡愁

    中华诗词是文化百花园中最为葳蕤芬芳的一枝。史志、经书、宝笈、医典、铭文、石刻、楹联、题额、戏文、歌赋、唱词、散曲、小令、灯谜、书画、碑帖等文字典籍，哪一个都离不开诗词之美。中华诗词有高傲的颜值和尊贵的禀赋，却以平近的方式潜流在我们的血脉里，滋养了中华民族高贵而纯洁的心灵。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智慧的深泉、文化的航标、思想的峰峦。爱国主义是中华诗词的永恒主题。从春秋楚国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仰天长叹，到战国时期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从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耿耿忠心，到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浩胸怀，爱国、为国、利国、报国是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诗词的思想高地。历览前贤先烈，他们在诗词中凝聚了最浓烈、最真挚、最深沉、最持久的爱国情感。在凝成民族性格、传承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心理方面，中华诗词功不可没、无可替代。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中华诗词独有的魅力。寥寥数个字，绵绵无穷理，诗律词格中隐藏着深奥的哲理玄思。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揭示了新陈代谢、新旧转化的客观规律；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因指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深邃如夜空；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出了知与行、学与思的哲学关系……诗人在诗词韵律中搭建自己人生的亭台楼阁，畅达时自成风景、各领风骚，赋闲时以逸待劳、守静待动，逆境中韬光养晦、不与乱世争英雄，不失为一种人生韬略。

    没有宋词就不是宋朝。北宋九皇、南宋九帝，虽然饱受内乱与围剿，却享国320年，成就了中国古代一次文化的复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清照、岳飞、陆游等文学名家如烟花绽放在宋朝的夜空。岳飞的“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读得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直教人跃马挥戈征战死；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气势千钧，豪情万丈；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忧心系南宋，正气满乾坤，英雄豪气直上九霄，殉国之心耿耿昭然。这些情感鲜明的宋代诗词大多来自中原、出自汉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锋、大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战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奇葩。抗辽、抗金、抗元战争几乎贯穿了大宋王朝一半的生命时长，而宋的三个对手辽、金、元对中华诗词也有自己的贡献。如金主完颜亮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如此猎猎有声的诗句，怎不令残宋弱帝们胆战心惊！多民族诗词的同坛斗妍，催生了多样多元多彩的中华诗词，建构了共生共荣共享的中国文化。

    继承与创新，分享与共赏，刚健与柔美，雅趣与流俗，正因各个朝代、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流派都为中华诗词盛宴奉献出自己的风味，中华文化才如此流光溢彩、五光十色。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乡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又指出：“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责任。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改）

    ①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其中就包括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这些节日久经沧桑传延至今，不仅有着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约定俗成的民间礼仪，而且蕴藏着历代民众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精华。中华传统节日蕴含的值得弘扬的优秀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点：

     ②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天地之间人为贵，以人为中心，人是主导，人追求与万物的和谐，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基调。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之中，人始终是节日的主体。节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和谐天人关系、展示人的才艺、进行人际交往为主的。

    ③敬祖孝先、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祖先历来有着异常浓厚的感情，《礼记》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仁义”与“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悌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由此推及尊老爱幼等。慎终追远的情怀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根脉，每逢佳节都要度诚地祭祀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和怀念。

    ④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节庆文化中也有突出的显现。中国传统节日是人们展示勤劳智慧、聪明才艺的最佳时机。

    ⑤弘扬正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中华民族是个重理智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坚持正义的的民族气节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中国传统节日中，有不少节日是与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相关联的，尤以清明节和端午节为代表。

    ⑥贵和尚美、团结和睦的心理追求。“和”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团结和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节日便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生活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节日中的各项娱乐活动、人际交往、饮食安排等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⑦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如此深厚的民族精神，所以，其传承民族血脉、提升民族精神的价值，强化民族文化记忆、心理认同的价值，维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价值，激发与释放情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是任何文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史　记

吴智勇

    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这颗亮星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钦仰！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二十五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 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 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 、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中国南北文化

    从历史上说，中国就存在南北文化差别与南北文化对立融合的问题。从周朝起，北方诸侯自称中国，而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则因为“断发文身”，地广人稀，刀耕火种，被视为“蛮夷”，并受到北方的排斥轻蔑，直到晋代仍被视为“化外之民”，南方文化被称为“蛮夷文化”。黄河与长江作为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远古时期就哺育滋润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两大文化体系。而“炎黄子孙”“华夏民族”的称谓，正是远古南北文化对抗融合的遗迹。代表北方文化的黄帝部落，与代表南方文化的炎帝部落曾在中原大地摆开了宏大的战场，一决雌雄。这场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天地都为之变色，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多次的反复，黄帝终于打败了炎帝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从那时起，奠定了北方文化的胜利及其权威地位。南方部落虽然失败了，但南方文化并没有绝迹和湮灭，而是作为一种与北方文化相对立的“异端”文化依然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不时燃放出一段光彩。如果说《诗经》代表的是北方文学，灌注着现实主义精神，那么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是南方文化的化身，流淌着浪漫主义的神韵。正如王逸《楚辞章句》中所说的“楚人信巫”，南方文化是一种巫术文化，这种激情激发了屈原的灵感，刺激了他的无穷无尽的想象，丰富了他的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确立了史官的权威和绵延不断的修史传统。

    后来则有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立和分庭抗礼。南朝文学具有柔靡香软的特点，南朝民歌更是以情歌为主，不同于北朝文学和北朝民歌的刚健质朴。再后来则是南北文学走上合流，这种合流促成和孕育了唐代文学的博大卓著。而元杂剧作为北方文学的代表，其音律、曲调都不同于以南戏、明清传奇为代表的南方文学。

    从美学上说，北方文化代表壮美，充满着阳刚之气，刚烈豪放，慷慨激昂，正所谓“铁马秋风塞北”；而南方文化则是优美的化身，弥漫着阴柔之气，“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所谓“杏花春雨江南”。从地形地貌来说，南方多山多水，山川秀丽，北方则以平原、草原为主，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从饮食结构来说，北方是麦黍文化，南方是稻作文化。

    从思想形态上说，儒家思想更多地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充满着先秦理性精神；道家思想更多地属于南方文化，充满着理想和浪漫气息。而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形态和文化发展趋势。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标志着北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和主流性。文化的中心在北方中原、华北地区，这里的重要自然景观是黄土和黄河，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哺育中国文化的乳汁，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在黄河，传统文化的根扎在黄土中。正统文化的底色就是黄河文明，或称黄土文明。中国历代首都大都坐落在黄土地上，分布在黄河主轴线周围，如西京长安、东京汴梁、北京等，它们都是中国传统华夏“黄土文明”或叫“黄河文化”的凝聚点和扩散中心。

    20世纪，北方文化有了“五四”运动的辉煌后，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就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因居于西方现代文明登陆中国的前沿地带，获得了中国文化发展潮流的领导权。20世纪前半期进行的北伐战争，意味着南方文化在拉动着中国战车；而长征更是从南向北一路播撒革命的种子，是南方文化向北方播撒现代福音；20世纪后半叶则有文化界劲吹东南风，港台商业文化从南方一路厮杀过来，演化成大众文化对北方精英文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