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向来文人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文人。所以文人向来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 但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乐，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文人穷了，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缠绵凄恻，很有诗意，但若身临其境，却不甚妙，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且丈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怨天派。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像。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丈人自招的。文人不大安分守己，每每是非辩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再说，丈人好相轻。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摘。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大家争营对垒，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所以我向来不劝人做文人。

    既做文人，就要有点胆量，所言是真知灼见之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袁中郎说得好：“物之传者必以质，丈之不传，非不工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这样就同时可以做文人，也可以做人。

（节选自林语堂《做文与做人》，有删改）

榨菜经济学

肖楠

    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面对面吃了一顿早餐，两人的餐品包括一杯果汁、一碗小米粥，还有摆在餐桌正中间的几小碟“家常榨菜”。很快，5毛钱一包的榨菜超越两位国家元首，成了席卷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榨菜在餐桌上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但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名叫“榨菜指数”的概念就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2012年年底，一家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发现，榨菜销量的区域变化，刚好能够体现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据说，政府已经在跟踪“榨菜指数”的变化，并且据此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制定不同的宏观政策。

    尽管发改委近期否认了他们曾经提出“榨菜指数”的说法，但大量数据证明，榨菜销售量与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存在巨大的相关性。从2007年到2011年，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从49%一路跌破30%，与此对应的，正是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份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相关性。报告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相比于在华南地区的惨淡经营，涪陵榨菜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额，也伴随着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接近50%的增长率。

    从餐桌上的“小角色”，到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榨菜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榨菜的销量直观体现了流动人口数量的高低起伏，并且具备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据此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人口骤增后的就业、治安、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而外来企业也能及时核算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当然，能站上宏观经济舞台的食品，不仅是这小小的榨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用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来衡量各国的实际汇率。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也曾经提出，拥有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网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指数：用茅台酒的消费量监测“三公”消费，用“大妈扎堆”现象预警有过热危险的市场。

（节选自《读者》2014年1月第2期）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如果你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小镇，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它们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静的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房屋，动的则是袅袅上升的炊烟。房屋是冷色调的，炊烟则是暖色调的。这一冷一暖，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

    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地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过去，人家才有空儿聊天。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

    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这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在北极村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窗外是一片很大的菜园，种了很多的青菜和苞米。菜地的尽头，是一排歪歪斜斜的柞木栅栏，那里种着牵牛花。牵牛花开的时候，那面陈旧暗淡的栅栏就仿佛披挂了彩带，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在木栅栏的另一侧，是另一户人家的菜地，她家种植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从东窗，还能看见她家的木刻楞房屋。

    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所以每天我从东窗看见的山峦，都是俄罗斯的。她嫁了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两个儿子相继结了婚，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她住在一起。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贯。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地挑水，把大缸小缸都盛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就是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招手。

    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她似乎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我到玉米地时，隔着栅栏，常能看见她在菜园劳作的身影。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的皮肤非常白皙，眼窝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只装着蚕豆，一只装着葵花子，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好像她咬着舌头在说话。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块糖。我自幼满口虫牙，硬东西不敢碰，而她虽然已是个老人，牙齿却格外地坚实，嚼起蚕豆有声有色的，非常轻松和惬意。与她熟了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

    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冬天到来的时候，园田就被白雪覆盖了。天冷，我就很少到老毛子家去玩了。玻璃窗上总是蒙着霜花，一派朦胧，所以也很少透过东窗去看那座木刻楞房屋了。她家的炊烟几时升起，又几时落下，我们也就不知晓了。

    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一趟房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要习惯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结果她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它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①中国古代的戏剧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团圆结尾。这种“大团圆”结尾的结构模式，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②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吏治腐败深深地刺痛着报国无门的文人，于是大批公案豪侠剧面世，作家们用戏剧赞扬英雄、鞭笞小人，揭露阴暗、痛斥腐败，以此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愤mèn。然而，这种鞭tà似乎于现实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就把这种扶危济世的理想加以美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以苦开头，以乐结束，用惩恶扬善的结尾，使戏剧洋溢出了浓厚大团圆色彩。如《窦娥冤》中先借窦娥的冤屈揭露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结尾用窦娥的平反昭雪来表达贪官污吏受到惩治的美好愿望。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就借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是元代文人自我心理调适的一种方法。

    ③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被压抑的情感多少得以宣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在各种爱情婚姻剧作中得以实现。如《西厢记》《倩女离魂》等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艰辛曲折之后获得团圆，表达了作者对礼教的不满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④到了明清两代，思想文化专制愈演愈烈，许多作家把创作转向了神仙道化剧。比如《宝剑记》和《鸣凤记》，尽管是反映沉痛的历史，最终都还是正义被伸张而邪恶被惩治，既批判了政治黑暗，也留了个光明的尾巴。而婚恋剧（如《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则更强烈地反映了作家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⑤戏曲与诗、词、文等雅文学不同，它属于市民俗文学的范畴。戏曲能否搬上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观众态度的制约。剧作家和演员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剧本来维持。因而，戏剧作品更倾向于娱众。中国的老百姓大多善良厚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了冤屈难以讨回公道，舞台上善得善报、恶得恶果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心理的安慰。他们不能接受好人的悲剧结局，容不得坏人没有恶报的结果。他们需要舞台上的精神安慰，“如果连舞台上的一点正义的呼声都失去了，那么这些戏剧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老百姓花钱看戏的目的是“找乐”，是消愁，是追求心理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至于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他们的愿望。大概正因为如此，从原本《会真记》到后来的《西厢记》、从原本《霍小玉传》到《墙头马上》才发展出了喜剧的结局。

    ⑥文学可以影响读者，给人以教育。奖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又使作品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同样，老百姓也会把舞台当作教科书。为善的不得好报，作恶的不受惩罚，一旦道德的准绳失去公正，人们的心理和道德的准则便没有了依据。从一定层面上说，戏剧的教化功能也对其“大团圆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

（取材自《浅析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尾》）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敢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我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推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续”。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城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文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0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