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米兰花香

于艳丽

    老吴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树，和远处已经返青的大地，总是觉得火车开得忒慢了些。他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叫来乘务员道：“丫头，你能不能跟你们司机师傅说一声，让他开快些？”

    乘务员一脸模式化的笑容，说：“大爷，火车已经很快了，您感受不到吗？”

    邻座一个和老吴相熟些的人打趣道：“老爷子，您以为火车是火箭呢？一眨眼就到家了。不要烧包啦，火车不比你家的牛车快？”

    老吴本来就语迟，被邻座抢白一顿，不再言语，局促地正了正身体，将一个小包紧紧搂在怀里。

    火车停到火车站，老吴和相熟的人匆匆道了别，便急忙走出站台。回家要去长途客运站坐大巴车，但老吴已经在火车上想好了，下火车就打出租车回家，多少钱也得打。离家不过是一个星期的光景，可老吴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

    老吴钻进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老吴一眼，问：“您去哪？”

    “于家庄。”

    “于家庄？”司机重复了一遍。“对，于家庄，盐山乡于家庄。”

    “老爷子”，司机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回过头来看他说，“您知道从火车站到于家庄得多少钱？”

    “我没和你谈钱，你快点送我回家，多少钱我都给你！”

    司机摇着头笑了，却也不好再说什么，转过身子，车子稳稳地滑出站前停车场，沿着不远处的高速公路，向于家庄驶去。

    老吴下了出租车，已是黄昏时分，他惶急地走进院子，晚春的暖风穿堂而过，带来屋里米兰花扑鼻的香气，几天来，旅途劳顿的疲惫似乎都融化在弥漫的花香里了。

    “米兰！”老吴叫道，声音里有不易觉察的颤音。

    一张俊美的少女的脸从窗里闪过。随后，穿着红色运动服，扎着马尾辫的素素从屋里奔出来。

    素素激动地喊：“吴爷爷，您回来啦！”

    “嗯嗯，素素在呐。”老吴欣慰地看着这个孩子，唯一的儿子吴天参军后留在部队，家里多亏着她和一帮年轻人照顾。他一边应着素素的问候，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屋子。

    “他娘，我回来了。”

    屋里叫作米兰的女人正歪靠在枕头上，气息微弱，如一盏将熄的烛火，却在老吴进门的瞬间拼尽全力爆出一星火花，她睁开眼睛看着老吴，想说什么却似乎酝酿不出合适的气力。老吴看懂了她的心思，忙道：“看到了，都看到了。”

    老吴的话让女人闭上了眼睛，眼角有几颗泪珠重重地滚落下来，落在女人散在枕边的白发上。“莫哭莫哭！”老吴急忙劝慰道，“我把你养的那盆米兰按你的意思栽到了他的墓旁，你不晓得，那盆花开得多香，扫墓的人都说，还没到墓地就闻到花香了，还有，你让我说的话，我也都对他说了。”

    女人还是哭出了声，虽然声音微弱，但这丝丝缕缕的哭声更让人觉得心痛。

    “哎呀，你看你，还病着，哭啥哩？你看我给你带啥回来了。”老吴小心翼翼从挎包里拎出一个黄绸布口袋，女人认得，这是老吴走之前她亲手缝制的，虽说她连捏针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但她还是拒绝了素素要替她缝袋子的请求，花了几个时辰，一针一线，缝好了这个袋子，甚至故意在针脚里压进一根自己的白发。

    老吴将装得满满的袋子递给她，不消说，她就知道袋子里装的是啥，她紧紧地将布袋搂在怀里，枯瘦的前胸剧烈地起伏着。

    站在一边的素素知道，吴奶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吴回家一个星期后，米兰去世了。

    埋葬米兰的时候，老吴郑重其事地把黄绸布袋拿来，大家看见，老吴从黄绸布口袋里倒出一抔黄土，将黄土覆在米兰的棺盖上。

    回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吴天，从志愿者素素那里知道，那抔黄土是钟国英坟冢上的，是父亲为钟国英扫墓时带回来的。

    钟国英是米兰以前的爱人，于1952年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有删改）

裱画徐

马犇

    裱画是一门传统手艺，淮城自古多文人墨客，裱画的地儿也就不缺乏了。说是裱画，其实字也裱。

    本土出产的画，外地的画，还有那些需要修缮的旧藏，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但后来，有些作坊后继无人，有些作坊不再经营这老手艺，还有些作坊改成了机裱。

    不管别人怎样，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姓徐的裱画师，一直坚持手工装裱。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他居于淮城天妃宫的芦苇畔，号苇间居士。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裱画的程序复杂烦琐，讲究颇多，对裱画师傅的综合素养要求极高。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还是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儿。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鏊子上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有人说，睡不着就数羊，数不到一百头就睡着了，老歪连着几个晚上，都数到一万多头了还是没有一点睡意。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转一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去就去吧，住是不会住的，玩两天还是可以的。若是犟着不去，说不定哪一天蹬腿了，会让孩子遗憾终生的。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不少人给他出主意，有的建议他去北京，说北京有毛主席纪念堂，有天安门城楼；有的建议他去南京，说南京有中山陵，有雨花台。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房子买在了河北，每天上班要提前三个小时。唉，上个班就这么远，也真难为儿子了。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恰好老歪当时刚参加过本村的一个葬礼，按农村阴阳先生的说法，不宜再去参加婚礼，就没有去。他们也没回来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儿子说那是问候老爸新年好的。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视频了几次也没见媳妇的肚子大起来，老歪也不好意思问儿子，当然，更不好意思问媳妇了。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去年村里来了个收破烂的，临走给了老歪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回收公司总经理”。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年龄也不小了，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这个女婿不是外国人，是苏州人，说话也听不懂。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陈小手

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①。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冼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②。见了陈小手，说：“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他奶奶的！”团长觉得怪委屈。

（选自《汪曾祺作品精选》）

【注释】①老娘：接生婆。②走柳：方言，在一个地方走来走去，多指心里焦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