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

（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中国建筑的希望

梁思成

    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情况之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学知识、技术巧拙之了解等复杂情况总影响所产生。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遠传和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各有其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地移植过来，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中升到“士大夫”手中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多数却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然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一种神秘态度，或含糊地骄傲地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艺术上的成功，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旧房子，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 ， 这些亦正可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了。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这种建筑现在已传至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个时期，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设计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地在海中漂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

（有删改）

永恒的文赤壁

曹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

    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

    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镕“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科第、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选自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删改）

芦  苇

    那些草从黑色的泥地里长出来，它们和地下的根一样，也是一节一节的，它们有着竹子一样修长的叶子，但是我的祖先却叫它们芦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父亲告诉我，芦苇到秋天的时候，就开一大团一大团的白花，冬天的时候死去，第二年春天再活过来；而竹子不开花，竹子一开花就永远地死去了，再活不过来。

    我的故乡遍布这种叫芦苇的植物，它们成片成片地长在村庄的周围，跟着一条叫蒲苇河的河流曲折蜿蜒，长成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荡。

    这些植物的年纪比我祖父还大，我的祖先还没有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在这儿长了，一年死一次，一年活一次。它们把根深深地扎进黑色的泥土里，向四周肆意扩展，你拿一把铁锨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都会切着它们纤细的根。父亲犁地的时候就常常翻出来一两棵脆脆的白的苇根，那可是一块种了多少年的熟地啊。它们藏在地下，一有机会就冒出尖尖的头来，并且趁你不留神的工夫就迅速地长成一棵挺拔的芦苇。这些根在土里就像千万只鸟在空中一样任意飞翔，占领着空间和泥土，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我们整个的蒲苇桥村庄就坐落在这张大网上。这里到处都长满了芦苇和蒲草，我们的村庄就是以它命名的。父亲说，实际上我们都是蒲苇桥一棵一棵活着的芦苇，我们的根像芦苇一样深深地扎在大地上，我们永远离不开这黑色的泥土。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但是我隐约地觉出父亲是一位乡村哲学家，除他之外，我还没听谁说过人是一棵芦苇。

    地面是一个界点，芦苇在两个空间里活。根向底下使劲扩展，死死地抓住泥土；茎则直直向上，抢占着地上的位置。芦苇是一种特殊的植物，它一节一节地长着，就像我们进行一次长途的旅行，总要走一走歇一歇一样。每歇一次，它就挑起一把叶子做绿伞。我觉得芦苇更像一个人，抑或是人在冥冥之中学了芦苇。但人和芦苇是不一样的。一位哲人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是人比芦苇高明。但会思想也使许多人长得歪了，不能像芦苇一样正直地长。人群中有歪心斜术之人，但谁见过一棵弯着长的芦苇？

    芦苇一路直直地长下去，慢慢高过我们的头顶，我拨开苇丛走进去，后面的芦苇复又合拢，苇荡把我淹没了。这些细细的苇叶组织成了翠绿的空间。它们像一叶叶小舟，又像一队队纤柔的少女，这让我想起古老的歌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长腿细腰的美人儿可就是我二十年中夜夜梦见的伊人？我顺手捋过一支细长的苇节，做成清脆的苇笛，这是芦苇的情歌，汩汩流淌，滋润着幸福的胸膛。

    我看见母亲的羊群走进了苇荡，苇荡里马上就绽开了洁白的花朵。苇荡里偶尔会有一小片芦苇稀疏的地方，这儿长满了丰茂的野草，有水稗子草，芨芨草，开白花的野荞麦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草，母亲的羊群就在这儿吃草，神秘而又浪漫。

    这让我想起我的先人，他们一拨一拨地走进苇荡，最后睡在苇荡里滋养着芦苇，不知道我的身体能长出多少棵挺拔的芦苇？

怀念一颗种子

刘兆林

    我怀念的这颗种子，是一个人，一个我年届六十才偶遇过一面的人。他姓费，我叫他老费。和老费匆匆一聚后的第三年，这颗种子，便落入了泥土。

    这个已归于故乡泥土的种子老费，享年76岁，大我一旬多，是与我没一点亲缘关系，之前也没有一点儿交往的农民。令我特别怀念的，正是他曾作为文学种子之一颗，无意间落入了我少年时的心田。而今，他仍是一颗文学种子，长埋于我们共同生长过的故乡，永远为那片巴掌大的土地延续文脉。

    在我青年时代，有另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这就是与我故乡紧紧相挨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萧红虽在我出生时就早已英年而逝，但她的名著《呼兰河传》，却成为不朽的种子，落在了我心里。萧红这颗文学种子，是在老费之后落入的，虽然她对我产生的影响比老费大，但老费在先。老费的先入之功，是萧红不能替代的。

    不管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反正他们都是种子，人若都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后人心田开花生果，那就不枉来人世一回了。尤其是老费，这颗土生土长的文学种子，不仅在我心里，还在不少乡亲心里发芽以至成活结果，的确让人怀念。

    我在故乡巴彦县西集中学读书时，知道了我们西集兴旺村有个会写诗的农民叫费忠元。在一个初中生眼里，本镇有个能在《巴彦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北方文学》发表诗歌的人，那就是大名人了。我们这些孩子深受感染，很重视语文课。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时，又知道老费还和当时西集另一个名字不能见诸报刊的人是朋友，我就更加觉得他了不起了。那个人叫李兆鸣，也是诗人，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且坐过牢。一个严冬，我在伯父家的果点铺里馋糖吃，店里忽然进来个卖糖葫芦的罗圈腿男人，那男人个子也矬，一条抿裆破棉裤配一件前襟油亮的破棉袄，一副日子最不济的农民形象，他是到伯父的小铺子来蹭暖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李兆鸣。据说老费那时已是村党支部书记，“李右派”写的诗，只能以老费的名字发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及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我更加佩服老费，他能与一个右派分子结为诗友，而且以己之名为其发表作品，并给予多方保护，足见其心地的善良。

    我见到老费，却是离开故乡40多年后的事了。那是我回故乡为“巴彦文学之星”颁奖，得以在同一酒桌上有过仓促碰杯的匆匆一见。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诗人已74岁，体弱多病，但激情仍沾酒便燃。他听说他曾影响过我，是我心中的一颗文学种子时，一口喝干了满杯家乡自产的白酒，布满皱纹的脸上闪出大片橘红的光泽。

    我说的一点都不是客套话，我眼前浮现着当年老费往报社投稿的情形。从我和老费所在的西集到县城，有30多里。如果往市里省里或县里投稿，经镇上的邮箱投，要比经县上的邮箱投慢好几天。有年暑假开学，我和高我一年级的一个同学徒步返校。到了县城，同学没先到学校，而是去邮局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进邮箱。同学说，老费告诉他，往报社投稿就得这样。又说，老费正给市报投诗稿呢。不久我真在《哈尔滨日报》副刊读到了老费的诗，是歌唱我们家乡那条少陵河的诗。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地想，老费把家乡的河唱到老远的地方去啦！老费就是在那一刻作为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的。此后好几年我才知道，少陵河西边，与我家乡紧紧相挨的呼兰，出过一个写过《呼兰河传》的女作家，叫萧红，她的作品曾受鲁迅先生的赞美，比老费还了不起。所以可以这么说，是老费这颗文学种子，让我心中落入了萧红这颗更饱满的文学种子。

    直到从学校参军离家远行，我并没见过老费。40年后偶然见到老费时，我不仅已无数次往报刊投过稿，还能回故乡为一大群优秀的投稿者颁奖了，这怎能不让我感激老费？所以我也一口干了满杯家乡白酒。

    如今，老费已在家乡的黑土下闭上了眼睛，但他敬我酒时带有哮鸣音的深重喘息声，却在我耳边愈加清晰，像在告诫我，也该成为一颗种子，叶落归根时，落入故乡的泥土。

    安息吧，我心田的一颗种子，老费，愿你年年在瑞雪覆盖的冻土下安眠，年年在长风抚摸的暖泥下苏醒，年年在生机勃勃的热土上开花，年年在五谷飘香的巴彦苏苏（巴彦古时称巴彦苏苏，满语意为富庶的原野）继续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