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

冰心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

    她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信，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生理学实验室，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的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作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抗战前一个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望洋兴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气氛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聚会，同班们三三两两的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呆不下去了。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选自《冰心散文》，有删节）

都市里的野菊花

罗捷媚

    在桂城居住十多年了，很多地方都去过了，唯独紫荷苑没有去过。每次经过门口，只是扫一眼，以为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公园，没什么好看的。

    一个深秋的午后，风轻云淡，阳光煦暖。应好友之约，到紫荷苑赏睡莲。走进去，里面是一个狭长的湖，湖面满是睡莲，却都没有睡，都在艳艳地绽放着各自的花朵。淡紫、深紫、全紫，如一大片彩云被碧绿的莲叶映衬着，煞是美丽。

    “看，野菊花！”正当我陶醉在这紫花绿叶之中时，好友惊喜地叫道。

    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见一丛野菊花正从矮矮的篱笆后面探出头来，花朵虽小如分币，颜色却很纯正。在墨绿的花茎上，一圈浅黄的花瓣含着金黄的花蕊，宛若含笑的亭亭少女。阳光照过高处灌木的缝隙，洒在它们身上，星星点点地晃动着，有一种律动的美。走近细看，绿叶之中，有的正在怒放，有的微微露出笑意，有的才羞涩地露出一点金黄。微风轻拂，清香淡淡，令人神清气爽。

    真没想到，在繁华的都市里还能遇见我儿时再熟悉不过的野菊花！

    小时候，一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耀眼的野菊花。它们从不在意恶劣的环境，不嫌弃贫瘠的土地，小路边、石隙间、山坡上，一株株一丛丛，相依相偎，欢快热烈地沁吐着芬芳。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野菊花，不是因为“此花开后更无花”，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药材，摘下来晒干能换钱。那时生活贫困，野菊花给了农家人一个生钱的机会。每年中秋以后，大人们开始忙着收割晚稻，孩子们就开始采摘那漫山遍野的野菊花。

    深秋的清晨，野菊花的花瓣上都染了一层淡淡的霜，太阳出来后，霜渐渐变成露珠挂在金黄的花瓣上，像晶莹的钻石闪闪发光，煞是好看，滴到手上冰凉冰凉的。山上的野菊花长得很密，每次弯腰采摘，都要跟花朵进行一次亲密接触。采着采着，衣袖和头发也就粘上许多花瓣，看着同伴的头发和衣服满是缤纷的“落英”，有的连睫毛上都有，便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山野间充满了我们欢快的笑声。笑归笑，手脚却都不停下来，手脚麻利的一天能采到十来斤。尽管晒干的野菊花只卖五分钱一斤，可是一个秋天下来，也能为家里挣到几块钱。几块钱拿到现在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离开家乡快四十年了，我一直没再见过野菊花。眼前的野菊花，和儿时家乡的野菊花一模一样，花朵虽小，却清香四溢，“珠蕊丹心耐寒侵，玉骨冰肌傲霜立”的诗句突然涌上心头。寒露成霜，无损其清香，它甘于寂寞，乐观生存，给这个寒秋平添了几多的温暖和妩媚。

    长期以来我始终被一个问题困惑着。小时候，我们虽饱受贫困和饥饿的困扰，却能乐观向上，快乐地生活，如野菊一样独立寒秋，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委屈，相反却为给家里挣回几块钱而感到无比自豪。如今，条件改善了，生活富裕了，我们再也不用为挣几块钱而辛苦劳作了，可我们却找不到生活的快乐和生存的意义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如今，在这都市的一角，在这喧闹城市的夹缝中，多年不见的野菊花竟顽强地生长了起来，它虽远不如紫荷那般耀眼繁盛，却像一位老朋友，在时隔四十年之后与我重逢，让我感到说不出的亲切，那些郁结在心中的困惑不觉间消逝了。野菊花绽放出的暖意和清香，悄悄地融入了我的心里，相信也会融入更多人的心里。

（有删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①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掏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②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淘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③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节选自鲁迅的《祝福》）

最幸福的事

张爱国

    课堂上，钟老师问：“同学们，你们认为让自己感到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受到老师的表扬最幸福。”刚刚受到钟老师表扬的李大雷第一个站起来，得意扬扬地说。

    “最幸福的是考了第一名！”张明明说着还挑衅似的看了看李扬──这两个孩子一直在学习上较劲，而上周的考试，张明明获得了第一名。

    “最幸福的是过周末！”陈志磊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因为周末，外婆会为我做很多好吃的。”

    孩子们哄堂大笑，陈志磊真是个“贪吃鬼”。

    “今年春天，我爷爷的腿好了，又重新能挑水的时候，我感到最幸福。”龙小刚进入了回忆状态，“去年下大雪之后，有一天我爷爷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奶奶又挑不了水，每天都逼着我和她一起抬。地上滑，好几次，我和奶奶都摔破了手，还摔坏了几只桶呢。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和弟弟真苦啊，舍不得喝水……所以，爷爷腿好了，能够一跛一跛地拎水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幸福！”

    “你爷爷奶奶真笨！看我爷爷奶奶，建了个大水窖，趁天晴把水窖挑满水，就够一家人过冬了……”说话的孩子还想取笑龙小刚，被钟老师制止了。

    “去年，邻居莲奶奶病了，睡在家里好几天没人知道，我最先发现的，是我给她儿子打了电话，她儿子才从外地赶回家里带她治病的，不然她就死掉了。”班上有名的“调皮鬼”刘洋大声说，“现在莲奶奶总夸我是好孩子，还常常给我糖吃。要我说，我才是最幸福的。”

    孩子们显然不屑。

    “这也算幸福啊？哼！”

    “我还帮一个老爷爷打过电话呢……”

    “我也是……”

    “我也有一次……”

    “我那次帮了一个小妹妹打电话，她想她爸爸妈妈了……”

    教室里哄闹起来，钟老师拍了拍讲桌，启发孩子们再换换角度。

    “我最幸福的事是在今年暑假。”柳静尽力说得有文采一些，“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我爸爸妈妈打工的深圳──啊！深圳真大啊，比我们镇上大多了。那天晚上，我爸爸没上班，带我到大街上──啊！深圳的大街真亮啊，各式各样的灯都有。逛完街，爸爸还带我吃了肯德基──啊，肯德基真……”

    “嘁！深圳算什么？”同桌郭童很不服气，“深圳有东方明珠塔吗？有海洋世界吗？有世博园吗？没有吧？但上海都有。我暑假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一整天都没上班，带我看东方明珠……”

    “老师，郭童撒谎！他根本就没看到东方明珠塔。”一个叫刘洋的同学站起来，又冲着郭童叫道，“我爸爸打电话和我说了，你爸爸刚走出工地不远就迷了路，然后随便找个地方说是东方明珠塔，你其实连东方明珠塔的影子都没看到……”

    “我看到了，我看到东方明珠塔的塔尖了，我还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好几天呢。”郭童气呼呼地反驳道，“你嫉妒我，因为你爸爸妈妈从来都没带你去过那儿……”

    “你们别吵了，要我看，去深圳，去上海都比不上我去我姑姑家幸福。”杨鑫博眉飞色舞地说，“姑姑和姑父都忙，很少在家，我一去，就能和我表哥整天打游戏、上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这时，钟老师叫起很少发言的郭素素，问：“郭素素，你来说说最幸福的是什么。”

    “我……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很幸福。”郭素素淡淡地说，“每天下午放学后，爷爷坐在院子里抽烟，奶奶在厨房里烧饭，妹妹和我一起写作业。等爸爸妈妈从地里回来了，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吃饭……”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郭素素还在说着，突然，不知谁哭出了声，一个，两个，一大片。

(选自《小小说》)

山音

秦碧薇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外公谢世的次日，雾霭沉沉，下着密如针脚的雨。

    我对外公印象不深，依稀记得是个文弱的老人。也只偶尔听母亲谈起，说外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在外求学十余载，漂泊十余载，兜兜转转又回到山里。膝下的子女都走出大山，他却执意守在山脚的泥土房里，当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先生。没料到，一场乍暖还寒的三月冷雨，竟让他与这三尺讲台永别了。

    山里的世界静极了，没有丝毫外界的声音，而那些留守山中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老师，与外面的世界相牵的线，就这么生生断了。

    “山里人现在越来越少，你外公啊，一人教了几座山头的小孩，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几个。”前来给外公下葬的一位大伯对我说，末了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真可惜啊，那些小孩都挺喜欢他的。喏，那边就有一个他的学生。”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那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头发扎得松松垮垮，身形也偏瘦小，上身一件衬衣洗得发白。她定定地看向我，板着脸，双唇紧抿，①幼兽般的眼睛漆黑发亮 ， 左手却紧抓着前面老人的衣摆。

    我凑过去问她：“你家在哪？”她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不说话，朝山上一片在雨中凝固的苍翠努了努嘴。“你爸妈呢？”我注意到她的脸迅速蒙上了一层寒霜，眼皮也耷拉下来。她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晌才失落地开口：“他们去外面打工了。”“那你跟谁过？”

    “弟弟妹妹，还有奶奶。”之后我也不知该怎样搭话，便默默走开了，因为我猛然发现，虽然只差了三四岁，但我们之间已然如被巨斧劈开了一道鸿沟，我与她的距离，就像各自眼中的风景般遥远。山也跟着沉默，不发出什么声响。

    在她的奶奶走后，她突然叫住了我。“你外公教过我，我很喜欢他。”

    “他教我们认字、算术，还给我们念诗、唱歌。他还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作夔州。”

    “你看到我们头顶的天空了吗？他说这是夔州特有的天空，他说这种天空是苍色的。”

    渐渐地，我跟她熟稔起来。我发现她非常喜欢看书，时常看见她捧着翻旧的课本，在风里站成一株瘦削的酢浆草，融进绿得化不开的山中。

    雨声渐疏，在某个午后，阳光居然冒了个角，从天际漏了丝丝缕缕下来。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搬了把凳子和她在院子里打发时间，清洁润泽的空气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一种享受。我不由得感叹道：“还是山里好啊！”

    她不能相信地望向我，脸颊激动得有些发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一人在山中，仅仅一人，不能做什么，只能听流水的声音，风从林间穿行的声音，鸟鸣的声音，石子滚落的声音。”远山浅淡，与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一条极细的线，是她抿起的嘴唇。她凝望那阵奔跑的风，似乎想将它捕捉。又转而凝望后山的竹浪松涛，像凝望一个梦中的幻影。“而现在我不能读书了，除了大山，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她的话语似被水浸透，我转过头，看见她②眼里的泪花像在走钢丝，摇摇欲坠。

    她侧过身去不想说话了。

    深绿铺满整座山林，光斑繁密。细细的芒草摇晃，若在轻吟。她口中“苍色”的天空，从静水深渊中升起，万里无云。大地在我脚下隐隐颤动着，传出声响，混杂着风、树叶、草木、鸟鸣，是一支破碎的竹笛、一把断弦的琵琶，一声一声，都好像一种呜咽。

    而这声声呜咽在某一天顺着彤云出岫，搭上山鸢的翅膀，竟一路传到了远方，又托四月的山花捎回了一个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

    我离开那天，她执意要来送我。

    她步履轻捷，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踏着我的影子。她语调平仄分明，在四下无人的山中响彻。她说：“我听说再过几个星期，学校就有人来修理了，有新学校，就有老师，就可以上学了。”

    “真的？”

    “真的！”

    而我撞入她③黑桑葚般明亮的眼睛 ， 宛若跌进鸦青色的深谷。“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耳畔有什么呼啸而过。

    是山音。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地，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像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么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