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及其发展历程的充分认识，对其文化的来龙去脉要有自知之明。简言之，文化自觉实际就是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觉醒的过程。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为此，他晚年曾将文化自觉的历程进一步精炼概括为十六字原则。

    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序列中，文化自觉是最具前提性的。从理论经上说，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学，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也才会有文化自强的底气。当然，我们今天谈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首先必须要有置身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真正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对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较量中的充分体认，要有对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中文化安全的足够估计。在现实中，在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才是接地气的，真正立得住的，叫得响的，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自强也才是有底气的，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才是可期待可达致的。

    较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最具根本性的。文化自信何以是“四个自信”中最具根本性的自信呢？这是由文化的来源、功能和地位所决定的。从文化的来源来看，文化即人化，文化无时无刻不深深地带有人类活动的印记；从文化的功能来看，文化即化人，《周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文化的地位来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其血脉是不通畅的，精神家园是坍塌的，没有文化浸润滋养的人民，精神是没有寄托之所、灵魂是没有栖息之地的。

    当“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成为一些人的追求和目标的时候，当“老人摔倒，管还是不管”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与价值？在现实中形形色色的文化错位、价值乱象的浮云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文化的本性及其应有的地位心知肚明、了然于心，不畏浮云遮望眼。因此只有在“四个自信”的坐标中重新审视文化自信，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其根本性之所在。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西方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渡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用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玫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也许还会鄙视林纾的经不起引诱。

（节选自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有改动）

杜尚的质疑

    ①1917年，纽约正在酝酿一个大型独立艺术展。法国艺术家杜尚把一件从器皿店购得的陶瓷小便池送到展会。这件被命名为《泉》的作品，是作者刻意寻来的批量生产且“从任何审美角度来说都没有吸引力的东西”。它的到来掀起了一场艺术风暴。

    ②在传统观念中，艺术是独特的，应该看上去是美的。杜尚用自己的行动对习惯性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自此以后，艺术并不只是追求表现崇高的美、和谐的美，现代艺术打破了古典艺术的壁垒 ， 拓展到了诸如荒诞、颓废、反讽、神秘等范畴。

    ③那么，从现代美学的视野来透视，究竟该如何看待艺术呢？美学上对艺术的讨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艺术是一个总体性的种概念，其中还包含一些具体的属概念，比如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等。在这方面，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艺术四要素理论。他认为，艺术这个方程实际上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世界（指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或情感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他用示意图来加以说明：

    ④在这四个要素中，杜尚并不看重“作品”本身。对于他来说，作品不必是某种精湛的手工技艺的结晶，“随便哪一个”都可以，重要的是艺术家以及艺术家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信手拈来小便池这样一个“现成物”，把它作为服务于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工具，表现出对艺术和日常生活关系的思考。由此，当代很多艺术成为一种“观念艺术”，仅在观念的层面上存在着，甚至产生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的慨叹。

    ⑤然而，在四要素示意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艺术品被置于中心位置，其他三个要素都是通过艺术品关联起来的。工程师建造工程，商人制作商品，而艺术家所以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创作的是艺术品，而不是其他什么产品。所以，对艺术的美学考察，还必须深入到艺术品中去。

    ⑥从常识角度说，艺术品是什么好像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不就是那些我们称为绘画、雕塑、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或音乐的事物吗？然而杜尚的质疑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为什么我们把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称为艺术品，而很少把家里日用的锅碗瓢盆说成艺术品？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手头的某本小说说成艺术品，而不把报纸上的新闻叫作艺术品？

    ⑦在美学中，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一个重要分界在于，前者是专供人审美欣赏而存在的，即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功利性”。与此相对，实用的物品，无论是一把锤子，抑或一件衣服，它们都有具体的实用功能，比如锤子可用于敲击物体，衣服可用于御寒或社交目的。因此，这些实用物品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正因为两者之间的这个区别，所以，我们总是对艺术品作出“美”或“不美”的判断，而对实用物品则常常作出“有用”或“无用”的判断。

⑧尽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尤其是面对复杂的对象时，我们很难加以区分。比如，有许多物品既是实用对象，也是审美对象，建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紫禁城是供人居住的皇宫，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帕特农神庙是古希腊雅典城的一个重要祭祀场所，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当作西方建筑风格典范和理想艺术品来加以欣赏。

    ⑨于是，有的美学家修正说，实用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品，当它作为艺术品被欣赏者观赏时，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实用功能，而是它的审美特性。比如希腊古瓷瓶，本来只是用以盛水或酒，然而，当它作为艺术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观赏的是其优美的造型、和谐的色彩等等。如此说来，一件物品是否成为艺术品，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当它经过人们慧眼的发现，被赋予某种审美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欣赏背景中，它便有可能作为艺术品，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

    ⑩从这个角度看，杜尚的《泉》或许是有意要打破日常实用物品和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之间人为的划分，拓宽我们审美欣赏对象的范围，让日常用品在特定条件下转变为审美静观的对象。

    ⑪当然，是艺术品和艺术品的高下是两种不同的判断。杜尚的《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我们观赏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诚如迪基所指出的：“杜尚的‘现成物’作为艺术品价值并不高，但是作为艺术的范例，它们对艺术的理论却极有价值。”杜尚通过质疑重新界定了艺术，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与其坐而“联想”，不如奋起“华为”

    这个周末，“断供”刷屏。

    一个关于“如何看待联想疑似断供华为办公电脑、服务器的传闻？是否属实？有何影响？”的提问，在舆论场迅速由“疑似”发酵成“联想断供华为”的话题，对于前者的质疑、批评和嘲讽，近乎一边倒地在社交媒体蔓延。5月19日凌晨，联想集团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向华为公司供货正常。华为公司也向媒体表示，联想对华为的办公电脑和服务器停止供应的消息是“谣言”。

    网络空间，一则“疑似”传闻能够骤然而起、急剧升温最终成为热门话题，基本都混杂了信息不对称、情绪化宣泄等等多重成因，这几乎已是规律性的呈现。理智告诉我们，在各种非官方信息满天飞的情况下，官方信息更接近事实。在舆论触角遍及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用虚假信息搪塞舆论，不啻饮鸩止渴。联想和华为作为国际级的知名企业，它们的声明和回应无疑是值得信任的。冒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的风险，单方面或是联手作一场应对舆论危机的公关，后果是这两家企业都难以承受的。

    大道理是要管小道理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真的出现了传闻中描述的情形，它也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次要矛盾，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次要方面，尽管那样的行为在情感上的确有难以接受的地方。归根到底，美国的极限施压，采取各种手段阻击华为，才是问题的缘起，更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所在。

    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和总体的背景，所有的讨论都会瞄错了靶子、模糊了焦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如果为了枝节问题群情激愤，比如一味讨伐所谓的 "断供者"，始作俑者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看客，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对这样的情绪保持高度警惕。在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华为的关键阶段，用不知从何而来的传闻 "传播" 中国企业之间所谓的嫌隙，撕裂舆论共识，激化公众情绪，动机暂且不论，效果却是 "搅混水" 层级的，受益者显然不是我们。许多亲痛仇快的事情，就是在盯着芝麻、无视西瓜的情境中形成的，"断供" 传闻不应该成为舆论场上的一个新案例。

    竹贵有节，人贵有志。就在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纳入 "实体名单" 之后，华为子公司海思公司宣布一直作为 "备胎" 的海思芯片全部 "转正"。之前的独立研发芯片之路，被称为"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背后的支点是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和务实奋进的实干精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走到今天，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危机意识和实干精神一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备胎转正" 是这些元素的最新呈现。与其坐而论道，被各种传闻牵着鼻子走，作一些无谓的 "联想"，不如奋起直追，对中华文明的赓续有所作为。这是 "断供" 传闻给我们最现实的启示。

    中国前进的步伐是阻挡不了的，这既是我们的神圣权利，也已被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历史验证。面对大概率会出现的各种困难、障碍和挑战，特别是面对来自外部的倾轧，消除内部的纷扰，做好自己的事情，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才能不断地向前，向前!

 （摘自2019年5月19日人民网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