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艺术对年味的强化

吕品田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彩灯、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

    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网上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红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庸之道与社会和谐

崔永东

    ①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即“用中”，亦即按“中”的标准去做。“中”是 “恰到好处”，是一种“完善”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对它的偏离，因而都是不好的。但那种将“中庸之道”当成一种折中主义的看法是一大误解，“中”并不是一把在表面上或数量上对事物进行所谓“半斤八两”式平分的标尺。“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真正的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东汉大儒郑玄对“中庸”解释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一种“和”的状态。和谐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

    ②中庸之道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但德刑并用不是指德教与刑罚平分秋色，而是指德主刑辅，按儒家的观点看，德主刑辅恰恰是一种实质的“中”，而德刑并重是一种表面上的“中”，表面上的“中”并不合乎真正的“中庸之道”，而实质的“中”才体现了中庸之道的真实内涵。另外，中庸之道还表现为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一种为政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儒家所谓“致中和”的境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了“中和”，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而这正是儒家孜孜以求的为政者的终极境界。

    ③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则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寻求各种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点，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立法公正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儒家对立法公正的理解与今天相比有很大出入。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则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应该说，儒家的司法思想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④中庸之道适用于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既非故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张在继承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⑤中庸之道适用于经济领域，则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不赞成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制度，因为这些都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但我们不能把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应该从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深意。

（选自《200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阶段成果选编》，有删改）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

    现在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传统孝道现代转化的必要性。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理念，也转变为各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政治冲击，使孝道文化基础大为动摇。孝道观念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形成了几代人思想上的误区与断层。再就是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遗弃，种种不孝行为令人发指。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着历史的惯性而踉跄而行。

    欲使传统孝道能在今天生存发展，并且对现代生活产生其应有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孝道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既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卷二二）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①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②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③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④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⑤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⑥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们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⑦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选自《拿来主义》）

材料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是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是不会发生这问题的。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精准概括，对于这个概念，《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表述如下：“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差序格局”理论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凝练，其内涵不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而且包含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的“差”指的是《乡土中国》中提及的类似波纹向外推的横向结构。阎云翔对“差序格局”理论结构的认识值得借鉴，他指出：“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包含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

材料三：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从深层分析了西方公私领域与中国的差异，以西洋的“团体格局”为出发点，相对应地把中国传统社会区分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概括为“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十分恰当地总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中心，亲疏关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公私关系具有相对性以及礼治秩序以人伦为基础。

根据“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型，台湾学者黄光国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总结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模型；而杨国枢博士则将传统社会的关系圈子总结成“家人—熟人—生人”关系模型，由内而外的特点分别是家人圈子——通过情感性关系和需求法则维系，熟人圈子——通过混合性关系和人情法则维系，生人圈子——通过工具性关系和公平法则维系。两位学者的模型都呈现为同心圆形状，且相互补充。

（摘编自向云逸《社交媒体中的“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