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包袱

庞  朴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有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节选自《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中国笔墨

    中国笔墨里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这是道家“冲虚”要义决定的。《老庄》之前的文章，譬如甲骨文的卜辞与《尚书》之类，一味写实。写实是中国笔墨的基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是中国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游戏笔法。写实与游戏，是中国文章的阴阳决，我们可以用墨戏两个字来说中国文章。

    虚与实的结合让中国文章有了风致。好的文章不过一段风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正是风致。不轻佻浮浪，不正襟危坐，便是风致之美。风是风容，致是举止，好的文章，风容卓绝，举止从容。

《老子》第一次让中国笔墨走到一个极致。中国文章是有颜色的，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以先秦文章为例，《老子》是焦墨，间或用浓淡之墨；庄子是清墨，间或用焦重之墨；孔孟是浓墨，偶尔有清淡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便是；韩非子与墨子是重墨，焦墨与重墨也夹杂其中；《诗经》是淡墨，也并非一淡到底，沉痛之陈，笔力下得深下得重。

    司马迁写《史记》，焦浓重淡清，五墨共舞。笔墨中兀自有游戏笔法。篇篇《本纪》，左右逢源，自有一股风流。

    游戏笔法是不是小说家言？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左丘明是靠在先秦槐树下解衣盘礴的说书人，将《左传》当小说读，更有意味，也更懂中国笔墨。先秦诸子都有小说家面目，庄子、韩非子、列子，他们的寓言谆谆之心兔起鹘落。谆谆之心可谓中国笔墨的暗纹，即便是《战国策》。

    《左传》的笔墨是跳跃的，或者说是雪地上的足迹。北方平原雪地上的足迹，伸得远，凌乱且有章法。《史记》是楷书法则，《左传》大量留白，介于行草与狂草之间。《史记》的笔法绵延不绝，后世文士时有所宗。《左传》用笔险，如短兵相接，赤膊上阵，非勇士莫能为也。除了王安石、陆游几个人外，中国的文章家没有承接《左传》的文脉，实为极其可惜。

    汉赋几乎字字浓墨，仿佛金农的漆书。金农用墨自己特制，写出来的字黑极，且格外润泽。中国古代书家，自己制墨的大有人在，中国笔墨最重自己的话自己的面目。汉赋最为人诟病的正是缺乏自己面目。汉赋浓墨重写，字字斟酌便句句游戏。汉赋的刻意铺排，就是文人的游戏。好像大家在公共场所赋诗饮酒一般，手脚放不开，写来写去，都是应酬之作。汉赋是种名气很大的文体，读它的人却不多，因为空洞无物，让文章少了落脚点。

    班固、杨雄他们的赋文，雄浑磅礴，但没有后来魏晋人下笔美丽，说到底还是汉朝文章墨色单一了。

    汉赋太过于苦心经营，一到魏晋，中国文字之狡兔逃出牢笼，撒腿就跑，所谓动若脱兔。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周作人说：“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六朝文章，好在抒情。建安年间，曹丕兄弟的书札，忆宴游的愉乐，悼友朋的长逝，悱恻缠绵，无不胜情，开了六朝文的先路。六朝人崇尚清谈，五胡之乱后，士族避地江南，江南山水秀丽，贯之中国笔墨，增进了文辞的隽永，中国笔墨充满了微茫的情绪。微茫的情绪是中国笔墨的倒影。

    苏东坡的《赤壁赋》深得中国笔墨的笔法墨法。中国笔墨的笔法墨法玄之又玄，但却是众妙之门。《赤壁赋》的出现，让中国文章多了厌世的笔墨。但厌世不轻生，苏东坡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他的文章里恐怕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也会多一些韩愈、王安石的东西。《赤壁赋》的意义，让中国笔墨多了山水韵与水墨味。我不说之前的中国文章缺乏山水韵、水墨味。汉赋有山水韵，缺乏水墨味。六朝文章有水墨味，缺乏山水韵。

（选自胡文峰《散文选刊》2014年第12期。有删改）

云中谁寄锦书来

朱铁志

    电脑的普及，使文字书写急剧退场。用惯了纸笔的中老年人，还在挣扎着试图挽住书写的臂膀。而年轻一代，已然习惯了无纸化的生存。提笔忘字，渐成常态；书法之美，只在少数书家手中流连。在手机和电子信箱越来越便捷的当下社会，能够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件已是一种幸运，能够收到一封文辞淳美朴实、书法俊逸洒脱的书信，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传统尺牍信札中所包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似乎正渐行渐远，使即使不算老派的中年人，也不免感到一丝惆怅。

    我算幸运的，因工作和个人写作的关系，使我常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理论大家和文学名家的信札。有的文白间杂，言近旨远;有的雅淡平和，娓娓道来;有的词锋犀利，一语中的;有的嘘寒问暖，饱含温情。信封和信札抬头、落款的书写，无不十分讲究，不论是称谓的选择，还是书写工具的使用，都能看出文字的背后所蕴含的学养功底和书写者的气质风神。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大量别样的来信，其中尤以来自报刊者居多。有的在我名字之后不再有任何称谓，迹近被通缉;有的信封书写七扭八歪，偌大的天地间几行纠缠在一起的米粒小字，仿佛捆绑的螃蟹。至于行文的直白浅陋、甚至粗暴无礼，也是不时要面对的无奈现实。

    翻看老一辈学者作家的书信，“先生”“足下”“斧正”“雅教”“拜辞”等敬语谦辞随处可见，浸润在字里行间的那份优雅和谦和，透露出长期文明熏陶下谦谦君子所特有的从容和自信，正是“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而今，传统的书信文明似乎已成远去的雅乐，只能在杂乱无章的信息洪流中若有若无地存在，只能在先人的收藏中依稀可辨。而在新潮的“穿越剧”中，别人的父亲成了“家父”，自己的爸爸却变为“令尊”。经过“反右”“文革”等文化浩劫，中年以下的朋友旧学功底无从谈起，新学修养也难尽如人意。粗鄙文化盛行，庸俗观念当道，肉麻成有趣，流氓成英雄。听一听身边人的谈吐，看一看手边的报刊，文明含量几许、文化水准若何，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至于网络语言，新则新矣，有的甚至不乏有趣，但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缺乏文化含量的戏说而已。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省，而自觉自省的前提，是对传统文化基本的认知和积累。胸无点墨，何以自觉？就像黄牛，肚子里没有青草，拿什么反刍？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判断标准和不二法门，而在杂多的信息当中飞来飞去的眼球，其实并未收获几多真知。网络人的头脑，基本是杂乱信息的跑马场。缺乏这种自觉的所谓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

    毛笔、宣纸作为文字书写主要载体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但文明的传承不能因此中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怀念前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为什么我们常常默念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因为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液，对前辈思想家、文学家的传世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一种祈愿和情怀，寄托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美好理想和对优雅文化的无限怀想。

    剪不断，理还乱。要用中国语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来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秘密，解开中国道路的内在密码，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冷酷背景下保留一份温暖的人文情怀，不能靠午夜梦回、撕扯自己的头发冥思苦想，不能指望查阅文件、对比口径找寻思想捷径。唯有继承传统、不忘经典，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发现博大精深的优美存在，才能触发自己愚钝很久的灵感和才华，找到通向世界、与各种文明有效对话的渠道和钥匙。

    香港，因其在亚洲的区位优势、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等便利条件，以及广泛的藏家群体，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前沿阵地。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典亚艺博等艺博会，作为汇集全球艺术品的重要平台，不仅对香港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带动能力，其新的发展模式对内地的艺博会也产生着影响。

    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艺术品的欣赏和消费，正在从盲目型转向知识型。相应地，艺博会在战略上，不再仅仅是汇聚艺术品的展出方．而是希望与公众形成互动——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以提升大众的鉴赏品位，既服务于社会，也培养了艺术爱好者和未来的藏家群体。正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迫切需求，几年前，香港的艺博会，开始尝试借鉴博物馆在社会公共教育方面的做法，以更严谨、更科学的艺术品管理、研究、展示设计和艺术教育模式，搭建起一个新的全天候与全球性艺术品展示平台：一方面服务于世界各地的观众，另一方面成为东西方艺术沟通的桥梁。

    事实上，与拍卖会相比，艺博会更能反映基础市场的成熟度、健康度和活跃度。而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实现了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观众、收藏家、艺术代理人之间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良性交流与互动。一是吸引成熟的艺术收藏机构不断加盟。例如，一些具有百年收藏历史的欧洲画廊，携带珍品参与展览，毕沙罗、莫奈、罗丹、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成为展会上的“常客，，。它们与古董文物，共同提升了艺博会展品的级别，也为大众呈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空间。二是策展人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推高了艺博会的学术标准。如今的艺博会，在展示艺术品的同时，常设有一系列学术性的研讨和讲座活动，特别是国外著名艺术博物馆馆长、专家、艺术家、策展人等权威人士立讲的讲座及研讨会，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了解国际艺事。这正是艺博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还体现为学术标准的确立。对画廊的入展资格，香港的艺博会实行了严格审查。香港的艺博会，正努力通过这些高规格、高品质的展事活动，成为亚洲最具权威性的艺术平台。香港有的艺博会还与香港的各大博物馆、大学等专业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艺博会的部分收益，也会拨捐给大学的艺术系，以支持本地学生参与海外艺术博物馆及艺术机构组织的培训和实习活动，从而培育香港新时代的艺术家、学者、博物馆和艺术管理专才，以推动本地博物馆事业和艺博会等艺术展事的多样性建设。

    与博物馆机构本质上的不同，当下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更多是形式上的转变与提升，但作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艺博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为艺术的普及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风向标，艺博会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平台，更有义务构建健康的艺术市场环境。对于当下艺博会的健康发展，香港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不失为一个路径选择。

（摘编自顾跃《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15日16《人民日报》）

    那种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轻于鸿毛的两极式的人生意义赋予方式，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者一连串不切实际的运动带来幻灭之后，导致民众普遍的迷茫，特别是自我的失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狂热，财富的诱惑，曾几何时让人忘掉了意义的需求。如今“无公德个人”的盛行，再次表明了个体面临着深层的意义危机。

    启蒙的根本，其实是意义体系的重建。但意义体系必是依托于相应的文明秩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个意义危机，就是国家的危机。今天依然还有国家真正强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但个人自主和个性解放确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觉醒的自我如何安顿？相互的关系如何协调？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意义体系的重建，无疑是最大的挑战。这种意义体系的重建，不可能是完全新创，而必定是扬弃既往的积淀，顺应未来的趋向，同时能够满足深层的期待，耦合微妙的情感结构。

    中国人的意义体系的重建，儒家精神是不可能缺席的元素。当然，儒家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复合体。历史上展现的儒家，都是特定权力结构从这个复合体中择取了与之亲和的要素进行组合的产物。不少当代学人就是在反思儒家的社会历史建构中，萃取出儒家的精神。譬如，杜维明将儒家精神总结为学以成人、现世精神、内在超越和人际关系。这种解读显然基于现代视域而让儒家能在现代文明中继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为曾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注入中国的内涵和活力。

    在所谓的后现代处境中，儒家自我是否可以超越西方伦理自我与审美自我之间的矛盾而另辟一条启蒙的出路？一种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基本取向的儒家文化，确实主要致力于心力的建设，而不太措意制度性安排。这种直指人心的学说及其实践，当人心迷失于权势和利益之中的时候，经常颇为无奈。但当时机成熟，机缘巧合，又如当头棒喝，可以激发和焕发出勃勃生机，别开生面。

    中国传统儒家，在制度上一直放任法家的渗透和收编，固化为三纲五常而最终跟专制权力合谋，将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安放在庞大官僚躯体之中。但道德的强心剂，并不总能将易于麻木不仁的机体唤醒。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者眼中的儒家，事实上成了专制压迫和社会麻木的替罪羊。但将罪恶归咎于遮羞布，显然是找错了标靶，何况这块遮羞布还不是原本的底色。如何将这一颗自强不息的活泼泼的仁心，经过现代理念的启蒙后，安置在体现这种理念的文明框架之中，也许是儒家应该追求乃至应有的归宿吧。当然，这颗仁心必定也会给这个文明秩序带来自己特有的韵律。

（摘编自成伯清《自我与启蒙：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