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流派概述

    清代的词坛被誉为词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清词只是宋词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

    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若干作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群落，流派的产生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代词坛上的流派纷呈，是建立在对词这种文学样式的群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到了清代，词才最终确立了自己与诗、文一样的独立地位，才真正从创作实践到理性认同都进入了成熟时期。而地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客观环境因素，清代词坛的风格流派便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从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朝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以陈子龙、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盛行的时期，云间属于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这一派词人标举南唐、北宋词，称他们的创作是“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他们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但因纠缠于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中，有意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保持距离，所以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并非相一致。虽然如此，云间词派还是开启了一个词风转变的历史时代。另外，在明末清初的词坛上还有浙江嘉善地区的“柳州词派”，以及以王世祯为首的广陵词人群体，后者是清代第一次形成的大规模的词人流派。

    从清顺治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四十多年，为阳羡词派活跃的时期。这是清初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词学流派，将陈维崧作为自己的宗主和领袖。这一词学流派开始从观念上反拨“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在理论上主张崇情主意、不拘一格，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把“哀民生之多艰”和“惟歌生民病”的诗学传统，运用到词的创作之中，用民生疾苦和家国之痛的切肤感受，代替词人风流的“浅斟低唱”和“偎红倚翠”，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可以说，到了这一词派出现，清词的嬗变才真正形成。

    正值阳羡派衰落和浙西词派渐兴之间，在北京的词坛上活跃着被称为“京华三绝”的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纳兰的《饮水词》以才气运词，凄绝冷艳的格调辅以深厚真挚的感情，得南唐二主词之情致，其悼亡篇可称千古一绝，读之令人心碎肠断。他们三人虽然没有立帜结派，但走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创作道路。

    康熙朝时，词坛上再次诞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更大、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词派，这就是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的词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浙江人。朱彝尊作为该派的宗主，其词既有愤然慷慨之作，又有轻逸流丽之篇，或重情的渲染，或主景的描绘，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嘉庆、道光而后，清代词坛上重新出现一个较大的词派——常州词派，这一词派也长达百年之久，但其中堪称大家的词人并不是很多。张惠言是此词派的宗主。

    道光咸丰以后的清代词坛，在常州词派以外产生了不少的词作名家，如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他们把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纳入到词的创作之中来，就像杜甫的“诗史”一样，创作出了一批堪称是“词史”的作品。还有所谓“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和况周颐，他们的作品成为清代词坛即将衰落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

（节选自张毅《词林观止》前言，有删改）

    ①与一些新兴的视觉艺术形式如设计、摄影等相比，书法的审美评价有一个清晰、成熟的标准和参照系，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典的书法范本。众多传统范本本身存在多元化的风格趋向，并不是每一种风格都适合每一个现代人，只有选择最符合自身气质与审美的范本入手，才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想的书法启蒙教育，应该是给学习者开列一个由三至五种不同审美类型的范本组成的“帖目”，由学习者根据自身喜好来判断、选择一种最契合的风格。与此同时，如果范本的内容本身也是文史经典，能够引起阅读和研习的兴趣，就更好了。

    ②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范本都具有通向行书、草书或者其他字体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当作修养，传统所谓的欧、颜、柳、赵都是可取的范本，但如果考虑到学习者日后可能进行专业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则入手时所选择的范本就要细加斟酌。当然，即便日后从事专业的篆书和隶书创作，楷书和行书的训练也是必需的基础和必经的阶段。以唐楷而论，如果日后要进入行书及其他字体的学习，则应该考虑在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张旭等书家中选择，而不宜从欧阳询、柳公权、薛稷等入手。

    ③究其原因，是因为虞世南的书法尚在唐楷严谨的“法度”形成的早期，一些笔法与晋人楷书更加接近，因此他的楷书与晋人行书的接续更加自然。此外，虞世南尚有摹本《兰亭序》传世，学习一段时间其楷书后，过渡至虞摹本《兰亭序》或者虞世南之甥陆柬之的《文赋》来学习行书都是不错的选择。褚遂良亦然。他的楷书灵动飘逸，甚至略有行书的笔意，而褚遂良也有临本《兰亭序》传世，从其楷书转入此帖也顺理成章。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俱佳，楷书从颜入手者，学习行书时自当选择其本人的《祭侄文稿》这“天下第二行书”或是《争座位帖》等其他刻本，也可不必经过“兰亭”一路秀美的风格了。

    ④欧体、柳体则不然。这两家虽然也有行书法帖传世，但他们的行书笔画迟滞、连带生硬，摆脱不掉楷书的笔法，水准较其楷书大为逊色。尽管从他们的楷书风格来看似乎与《兰亭序》相类，但我们却没有见到欧、柳诸家临摹的《兰亭序》，原因或许在于这两家楷书过多使用提按笔法，强化起笔和收笔处的装饰性，在章法上讲求横有行、竖成列，是唐人所尚“法度”的顶峰，而这恰恰与行书的品性不符。因此，如果初学者从这两家入手，很可能停留在唐楷装饰性的细枝末节上，从而影响日后对于行书特质的把握。

    ⑤如果说楷书学习是为了通向行书等其他字体，那么，是不是直接从元以后的一些行书大家，比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楷书入手更好？其实不然。书法学习学“流”更应重“源”。如果我们把中国书法史比作一条长河，从王羲之、王献之到褚遂良、颜真卿，这些经典书家及其作品大约相当于这条河流的源头。从“宋四家”开始，后世无论哪个朝代都要学习这些经典，赵孟頫、文徵明等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书写习惯、所在时代的审美风尚等，这些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因素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分辨。因此对于书法史这条长河来说，他们乃至何绍基等清人的作品只是“流”而不是“源”，学习“流”永远不会超过“流”，而欲想取法乎上，还必须回到“源”中去寻找智慧。

（摘编自祝帅《学书当溯源》）

    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做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治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应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演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原因与动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

    “中学西传”的源头在于西方耶稣会士明末入华，其后，“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持续了211年，而且在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药文化和农耕文明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文化。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等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给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

    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主张，这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蓝本的，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这无疑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药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向欧洲翻译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中医药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得到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熙帝派遣法国会士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法国会士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中国最科学，最完美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主席访德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摘编自王银泉《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

    影视IP再现，老牌组合重逢……近来，“怀旧梗”在综艺荧屏上频刷存在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回忆杀”。

    不少网友感慨，综艺节目为什么越来越流行“怀旧”了？

    因为有需求。当“郭芙蓉”和“白展堂”唱起《武林外传》的主题曲《侠客行》，不少观众感慨13年过去了；目睹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主演们时隔22年再次重聚，不少网友表示被击中泪点……近年来，从83版《西游记》《红楼梦》到《新白娘子传奇》《炊事班的故事》《射雕英雄传》，越来越多经典影视剧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情景再现”，让观众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一边感慨自己逝去的青春。这背后，是经典IP的杀伤力，是观众对于情怀的强烈需求。

    而需求意味着生产力。经典影视剧承载着一代代观众的集体记忆，本身就自带话题，自带流量。环顾影视圈，怀旧早已从文化景观转化为一种经济现象，从电影、小说到游戏、歌曲，莫不如此。商家售卖情怀，以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用户购买回忆，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综艺节目，也是一样。它们站在经典影视剧的“肩膀”上，用综艺与怀旧碰撞，得出高收视率、高关注度的成果——这种形式直接、有效，也因此备受追捧。

    作为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形式，综艺传播力强，辐射面广，一直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综艺节目流行“怀旧”，这属于应需而生，能戳中观众的心理需求，在满足群众文化需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也必须承认，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怀旧梗”可以用一次，用两次，但不可能屡试不爽。当观众的怀旧需求充分释放，势必对其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免疫力”，这是规律使然。比如，此前不少网友发现，搜索“某某剧组重聚”会发现一些剧组从未停止过重聚，今天在这个节目，明天在那个舞台，所谓的“聚首”有了套路的味道，引来网友纷纷吐槽。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近年来，群众对文化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档节目是否有新意、有创意，成了影响观众取舍的关键因素。从《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到《声临其境》《我就是演员》，近年来越来越多综艺节目脱颖而出，以诚意和创意打动人心。对于综艺流行“怀旧梗”，没必要指责其“炒冷饭”、缺乏创新，但保持必要的警醒是应该的——少些套路，多些诚意和匠心，狠抓精品创作，才能够打造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摘编自2019年3月《广州日报<综艺为啥越来越流行“怀旧”了？>》，有删减）

马克思之墓(节选)

南 帆

①在英国，可以见到许多名流的塑像。威灵顿、丘吉尔、司各特、牛顿等等。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是某个富豪捐赠的，图书馆门前就有一尊这个富豪的铜像。伦敦的某一个地铁站口甚至塑起了一尊福尔摩斯像。

②海德公园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如此之高，以至于拍照时不得不用广角镜头。纪念碑纪念的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男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他最为重要的身份是女王的丈夫。据说他去世之后，伤心的女王大约有七年的时间不理朝政。这座纪念碑应当是爱情和皇家财富的共同象征。

    ③其实，英国人更为热衷的是戴安娜王妃的故事。纪念戴安娜的活动至今不衰。戴安娜逝世的周年忌日，无数人自愿地献上鲜花和花圈。海德公园几条主道的路面上，不远的距离就钉有一面铜牌子——因为戴安娜曾经从这几条路上走过。人们爱戴戴安娜的原因不仅是她的美貌，更重要的是她的平民精神。她时常以王妃的身份参加各种慈善活动，不太在乎皇室装腔作势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刻意将那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作为摆脱平民世界的仪式。

    ④可是，这种爱戴之中是不是仍然隐藏了某些势利之心？戴安娜的传奇寄托了众多凡人的白日梦，而且，戴安娜故事的后半段仍然是这种故事的延续。她可以大步跨出肯辛顿宫的大门，然而，接走她的仍然是埃及巨富多迪的奔驰轿车。

    ⑤热衷于戴安娜所代表的平民精神的英国人大概不太能想到马克思了。没听说英国的什么地方有马克思的塑像。马克思说了一些权贵们不爱听的话，有钱人当然不想为他树碑立传。令人感叹的是平民的沉默。穷困的马克思为无产者呐喊了一辈子，风雨无阻；然而，那么多人却慷慨地将鲜花和花圈掷给了象征性地参加过几次慈善活动的戴安娜。这个世界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⑥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电视或者报纸上名流表演的消息收买。还有人懂得马克思和《资本论》。英国的BBC主持了一项调查——谁是影响二十世纪的十位名人？广泛投票的结果，马克思竟然名列榜首。这个消息令许多人意外，也令许多人惊喜。这个消息令人恢复了一些信心：历史的天平仍然存在。

    ⑦前往拜谒马克思墓的时候才知道，马克思所葬的海格特公墓已经私有化，一个毕生倡导公有制的思想家还是无法让他的葬身之地脱离旧世界。收购海格特公墓的是一个老妇人，她规定进入公墓必须交纳一定费用。尤为苛刻的是，每带入一台照相机必须加付一英镑。

    ⑧马克思的墓原先夹杂在一大堆坟墓之间，平躺于地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和各国共产党合力重建了马克思墓。新的马克思墓位于公墓东北角的路边，墓碑是花岗岩砌就的一个高8英尺的方柱，方柱顶上安放着马克思的铜铸头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看着墓碑上镌刻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心中无限感慨。

    ⑨返回的时候，有人问起马克思的后代。据说伦敦还有一个，不知是第几代孙子或外孙，在开出租车。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他至今应该还是标准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吧。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