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兴反传统力量，在与保守主义者的交锋中以大获全胜告终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新兴的思潮则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亲和态度。

    20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消逝最快的一个世纪。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为先声，作为中华文明表征的儒教文明，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受到了持久的打击。1966年展开的“破四旧”活动，将这种打击发挥到了极致。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巨大现实反差，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学东渐”渐成风流。在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中国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肇因于顽固的“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旧继续了其受批判的命运。

    变化发生在90年代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国学热”适时产生。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是较早提出“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主张的人。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他所称的“儒教自由主义社会”进行考察之后，刘军宁得出儒教可以和自由主义成功对话的结论。在他看来，破坏传统未必意味着现代化的必然实现，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系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从而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进入21世纪之后，主动向传统思想伸出橄榄枝者更是络绎不绝。时常参与政策制定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最近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的概念。而著名学者甘阳，最近也提倡文化“复古”，他认为，成功的改革必然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在“老子与自由主义及执政学”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老子的理念在其参与制定环保政策时也时常发挥作用。但当与记者谈到儒学时，杨鹏却表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对他的朋友——“新儒家”陈明和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观点，他也表现出不以为然。

    从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的角度出发，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中国的未来开出了不同“药方”。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希望能够发动一场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刘军宁则对“五四”进行再思考，并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传统存在错误认知。“他们认为可以离开传统，把传统变成一块白板，然后重新写东西。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主张，中国传统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无法独立开发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来，因此与外来文化的接轨与融合是必要的。他认为，“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会不断获得新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与非的争论仍在，并且其观点的多样繁复甚至并不比近一个世纪前少，所不同的是，中国思想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情绪中走了出来。

浅析中国姓氏文化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龙、茶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系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如“姬”“姜”等，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统治者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分封国的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恭敬”连用，表示态度温顺和蔼。古时候，这两个字却各有侧重，“敬”是内心修养，“恭”则是这种修养的外在反映或者显现。

    先说“敬”。在儒学看来，人心（性）至善至妙，但是作为个体，人在出生之后，就会受到各种后天欲望、情绪的干扰，从而使至善至妙之“心”受影响、被遮掩。如何才能保证不失本性之真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保住个性且使之与集体意识一致呢？这就必须要持“敬”。朱熹曾说“主一无适之谓敬”，他所说的“一”，不是特指某一具体事或物，而是具有丰富儒学内涵的哲学概念，是“道”所生之“一”，也就是最为纯真的人之天性。而“无适”并不是无所适从，而是持守专注，不起别念。可以看出，朱熹所理解的“敬”就是将全副心思用到对“道”的体悟和把握上。宋儒曾拿《礼》中“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这两句话解释“敬”：拿一只空杯子，也应该像拿一杯盛满开水的杯子那样；走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也要像走进有人的房间里一样。不能因为没有开水，就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也不能因为房间里没有人，而生轻慢之心和不好之念。否则，杯子会因大意而摔掉，心性也会因邪念而亏损。“敬”在日常实用当中，其作用也是如此之大！

    再说“恭”。所谓“恭”就是“敬”的外在表现。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出，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表情或身体语言表现出来。“敬”的内养，也无一例外地会表现在外表上，那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一幅端庄肃穆的样子。宋明以来，道学家们往往方巾葛袍，严于治家待人，不苟言笑，“坐如尸，立如斋”，透出来一股僵腐之气，所谓“道貌岸然”，指的就是这种形象。在儒学统一的价值标准下培养出来的道学家，也有着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言行举止。表面上看，似乎是超凡脱俗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它不仅扼杀了个性，而且也从根本上与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相违背。“道貌岸然”，恰好是儒学走向僵化的标签。

    宋儒忽然从先秦经典里找到一个“敬”来解释修身的手段，很可能是受佛教重“定”的影响。儒士们持敬的态度，跟僧侣日常的修为做早晚功课很是类似。更主要的是，持敬要求专心一致，也跟“定”中之境有几分类似。一般所谓“入定”指思绪不起，使慧心呈现；而持敬也是专心于一处，不作他想，以便内养充盈，真性流露，通于大道。若果真如此，那么，宋儒重敬，还说明了另外一个儒佛融合的问题。不过，敬到底还有儒学色彩，因为敬时精神守持一处或专注某物，而“定”则打断了与现实生活的一切束缚，是精神自由生慧得“悟”的必要手段。二者一重“有”，一重“无”，这也许可以说是儒佛二教价值指向上的不同的必然结果吧。

    虽然“恭敬”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很浓的封建色彩，甚至给人僵化和腐臭之味，但是，作为内修的一种手段，恭敬要求个体以温和的态度待人接物，却是值得肯定的。任何时候，盛气凌人总是给人留下坏印象，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人格，不如温厚和顺给人亲切感，这一点，却是必须记住的。

（选自《传统文化导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与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

    其一，从哲学价值观上来看，相比近代西方倡导的构建自由民主世界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基础上所生长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更为丰富，更加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其蕴含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基本价值原则，为全球治理烙上鲜明的中国风格，提供了可行性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崇德尚义、重礼尊乐，强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开展对外交往的一些基本规则，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宝库。

    其二，从认识论上来看，不同于西方文明中的“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中国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看待世界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相对立，而是强调将主体融于客体，将自己融入世界，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之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其三，在方法论上，中国倡导中庸之道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吻合。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是一种在矛盾中维系和谐、寻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但是，中庸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与远人交往，不能放弃道德原则，不能舍弃中华文明之主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摘编自赵可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理论价值》）

    现在（1859年）我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但是因为要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年月，又因为我的健康很坏，所以被催促来发表这个“摘要”。特别诱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华莱斯先生现在正在研究马来群岛的自然史，对于物种起源，他得到了差不多与我完全相同的一般结论。1858年，他寄给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并且要求我把它送给赖亦尔爵士，赖亦尔爵士把这篇论文交给林那学会，并刊登在第三卷会报上。赖亦尔爵士和虎克博士是知道我的工作的人，虎克博士曾读过我1844年的“纲要”。他们给我荣誉，认为可以把我的原稿中的若干提要和华莱斯的优秀论文同时发表。

材料一

2003年，一款名为“第二人生”的游戏，带我们走向一个元宇宙的世界：人们可以在游戏中建造房屋并进行社交活动，甚至可以在游戏中赚取货币并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VR、MR、5G、云计算、区块链等元宇宙底层技术的高速发展；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人们对游戏、远程办公、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产业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元宇宙这一概念顺势站上风口，2021年呈现出井喷态势，世界范围掀起了元宇宙的讨论热潮。

现有的互联网使用角度始终受制于电脑屏幕这一物理屏障，无法给人带来真实的交互体验。而发展到元宇宙阶段，通过带上智能设备而创造的沉浸感，便会使人逐渐忘记空间、时间的概念，使得传统意义上互联网的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感变得模糊、进而会被打破。元宇宙不等同于虚拟世界，也不是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而是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互融合的一种形态，是未来人类的生活环境。现实的人依托于强大的交互技术，与虚拟世界中自己的数字化身建立联系，从而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学者认为，元宇宙阶段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互联网发展的终极阶段。总之，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终极的元宇宙是在整合现有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最终将打造出一种虚实共生的新型人类生活方式。

元宇宙真正落地有赖于一系列底层基础科技、应用科技、终端设备的深度融合，包括承载更大数据传输的大带宽、低延迟网络和云计算等技术。为实现更好的沉浸感需要进一步升级换代终端设备VR和AR等，进而搭建好元宇宙的基础平台，最后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技术等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文明。

（取材于郑世林、陈志辉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元宇宙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元宇宙产业自身的诞生，而且还改变了现有的产业格局。元宇宙直接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给传统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重大的发展机遇。2022年，我国元宇宙上下游产业目前产值超过4000亿元，主要体现在游戏娱乐、VR和AR硬件等方面。未来五年，国内元宇宙市场增长规模将至少突破2000亿元大关。元宇宙产业作为数字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员，成为企业投资热土。全球范围内包括Meta、英伟达、谷歌、微软、亚马逊、BAT等互联网企业纷纷投资元宇宙，各地政府也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通过建立元宇宙产业园等方式推动元宇宙产业发展。

经过不断探索，元宇宙的应用场景得到了实质性拓展。比如，旅游元宇宙让人如临其境感官升维，虚拟人可以基于景区智能交互屏进行来宾接待、个性化讲解、精准营销揽客等。教育元宇宙中的虚拟教师可以进行“实物”展示和实操演示，实现跨地区资源共享。政务元宇宙将元宇宙的关键技术与“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等理念结合，对实现住房、交通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市民生活幸福感有极大助益。未来混合架构将成为元宇宙的主流，数字资产、交易将成为元宇宙的“核心基础设施”；量子计算将颠覆整体元宇宙场景，而变革将从游戏开始，向各行业渗透，引发零售、医疗、体育、社交等各行业的整体变革。各行业都将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元宇宙发展标准，加快技术能力建设，增加沉浸式内容创作，实现元宇宙对产业的赋能发展。

元宇宙带来产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对现有产业形成冲击。虚拟数字人随着智能化水平、仿生水平、交互水平的提高，可以完成更多“人性化”的工作，会挤占服务业从业者的就业空间。随着元宇宙中信息维度升高、互联互通能力加强，可能会催生出新的生产交易模式，给现有电子商务业态带来冲击。元宇宙还会放大平台企业的垄断势力，给产业规制带来极大的压力，用户歧视和隐私权问题也将面临更大挑战。此外，若私人部门的数字货币率先得到推广，可能会干扰央行货币政策、加大金融风险。因此，理清元宇宙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启发传统产业顺应趋势从而创造出更高价值。

（取材于陈志辉、王祥树等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