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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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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河南省信阳市高级中学2020-2021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3月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与西方小说标目在文体功能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有更深刻的不同):回目都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句,概括叙述一段情节;一般而论,回目的设置又均位于每回正文之首,在本回情节尚未展开的时候,读者已经读到对其概括的回目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也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之一,即预叙。

回目都是以一个单句或一联偶句来简要概括本回即将发生的故事内容:翻开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读者们会依次看到“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回目,在尚未进入小说正文的叙事世界之前,读者已粗略了解到相应回次的故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因已有叙事进程提供的悬念,每回回目的预叙功能就更为突出,如第六则之末董卓欲行废立之事,袁绍反对,二人相峙,就在剑拔弩张的关头,此则结来,读者们自然急切地想知道结果,袁绍性命如何?董卓究竟能否得逞?翻过一页,不必看正文便已知道,董卓已经得逞了,因为第七则回目云“废汉君董卓弄权”;然这一则又以曹操出计诛董卓为结束,不知所出何计,但下则回目“曹孟德谋杀董卓”一出,读者也即明白……如此连环往复,直至全书结来。

重要的是,不仅每回的回目置于本回之首从而对本回故事进行预叙,而且,全书的回目还会集中为目录置于书前,有的作品除此之外在每卷前还有本卷的目录,打开目录,即可提前知道它的情节发展——应该说,在这种标目体制中,全书故事被不同层级的回目重复预叙、反复皴染,因而,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不过,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体制的预叙功能是一把艺术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向潜在的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叙事世界的信息,从而使读者的选择可更明确,也使其对此叙事世界的进入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

如果把对一部小说的阅读看作一次艺术世界的探险乃至于冒险的话,那么,中国古典小说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们也许会缺乏一些勇气与耐心,其成因自极复杂,但是,回目的预叙体制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体制养成了对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听众或读者需要在一个艺术事实发生之前便得到一定的提示信息,如果没有,面对无法把握的艺术世界,他们可能会难以接受。

进一步看,还可以发现,此种倾向无论是因读者的口味引导了作者的创作,还是作者的追求培养了相应的读者,总之,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特点:因循过多,缺少艺术世界中的远征与新拓。西方大部分小说文本给予读者的仅仅是一个信息量极少的书名,简单的书名后隐藏的东西在阅读之前无法预知,因此,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与这一叙事世界中的人物、情节、沉思猝然相遇的过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式阅读其实关联着相应的创作机制,因此,作者的创作也尽量避免程式成规,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拥有了生机勃勃的新陈代谢。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

材料二:

一般而言,长篇小说的标目应当概括本段落的故事情节,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面上看似乎也不例外,但若细究则发现并不尽然,因为,后者标目与情节错位的现象颇为常见,且也被作者们认可。

以《水浒传》为例即可知其普遍存在。第一回下句云“洪太尉误走妖魔”,正文回末恰讲到一道黑气冲天而去,完整的解释却在下回的开端;第二回下句云“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所谓的“大闹”,主要指的是史进与少华山一起反抗官军并火烧庄院事,然官军刚刚包围史家时,第二回便结束了,与官军之战却置于下回;第八回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更是如此,此回从头至尾未见鲁智深的名字,事实上后半段情节只是为“大闹野猪林”作了铺垫,真正的故事却在下一回。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天翼所论“品字形”特征即指此。这与章回小说的说书基因有关,说书艺术必须保证有“扣子”,“品字形”错位也就成为常用的手法。不过,这种早期的技术性考虑在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中逐漸被小说家们接受并成为一种艺术手法。回目在叙事流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与节律:古典小说中,节制是一种常态,但叙述流也需要有冲破节制的时候,这种时而处于回目控制之下、时而又突过限阈的关系其实也给叙事艺术带来了生机,使作者可更自由地运用回目与正文的搭配,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小说家手中,技术性的错位发展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错位,比如在文人化的章回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自觉应用。

但由于章回小说的发展逐步脱离了说书母体,很多人对这一手法已不甚了然,他们仅从案头阅读来看,以为这种错位是作者的疏忽。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过程中,因为已有叙事进程提供的悬念读者会急切地想知道结果,每回回目的预叙功能显得更为突出。 B、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标目体制中,全书故事被不同层级的回目重复预叙、反复皴染,导致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直接,没有秘密。 C、习惯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听众或读者需要对艺术事实具有十足的把握才敢进入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否则会难以接受。 D、中国古典小说标目与情节错位的“品字形”特征颇为常见,但随着章回体小说逐步脱离说书母体,这一手法也逐渐不被认可。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读小说就像探险,中国古典小说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们缺乏勇气与耐心,是因为预叙体制的存在。 B、西方很多小说仅提供信息量极少的书名,读者无法预知叙事世界,因此对其中的人物情节等常有猝然相遇的感觉。 C、由《水浒传》中的例子可知,《水浒传》的回目是由两个句子构成,下句话的情节有时在本回目不会出现。 D、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有自己的节奏,对这种节奏时而加以节制、时而大胆突破,可以带来生机。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回目与小说内容关系的一项是(   )
A、本章回目简要概括本章内容 B、本章回目提示下面几个章回内容 C、本章回目交代上一章回事件结果 D、全书回目预告全书故事内容梗概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德研究人员破解北京雾霾形成之谜

    ①中德两国研究人员21日说,他们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主要生成路径。这一发现凸显在继续实施减排措施的同时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对缓解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②近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频发。已有研究表明,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绝对贡献上、重污染期间硫酸盐在大气细颗粒物PM2.5中的质量占比可达20%,是占比最高的单体;在相对趋势上,随着PM2.5污染程度上升,硫酸盐是PM2.5中相对比重上升最快的成分。因此,硫酸盐的来源研究是解释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③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程雅芳教授等人当天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运用外场观测、模型模拟及理论计算等手段发现,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硫酸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溶于空气中的“颗粒物结合水”,在中国北方地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下迅速反应生成。颗粒物结合水是指PM2.5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境下潮解所吸附的水分。

    ④该结论与通常认为的硫酸盐形成机制有较大不同。现有基于欧美等地区的经典大气化学理论认为:硫酸盐主要是在云水环境中形成,由于云中的液态水含量远高于颗粒物结合水,通常高出1000到10万倍,所以与云水中的硫酸盐生成反应相比,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可以忽略;理论计算还显示,在云水反应路径中,二氧化氮氧化二氧化硫生成硫酸盐这一路径的贡献也可忽略不计。

⑤而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一方面,由于颗粒物浓度大幅上升及静稳气象条件下相对湿度较高等原因,颗粒物结合水含量远高于经典情景,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总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重度雾霾期间二氧化氮浓度为经典云水情景下的50倍以上,这直接改变了二氧化氮氧化路径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北京及华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氨、矿物粉尘等碱性物质使得当地颗粒物结合水的pH值远高于美国等地,呈现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而二氧化氮氧化机制的反应速率会随pH值上升而大幅提高。

    ⑥研究人员据此在论文中指出,优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可能有助大幅降低中国雾霾中的硫酸盐污染水平。

    ⑦“该研究表明我国复合型污染的特殊性,”贺克斌院士对新华社记者说,“高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电厂,高二氧化氮主要来自电厂和机动车等,而起到中和作用的碱性物质氨、矿物粉尘等则来自农业、工业污染、扬尘等其他来源。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国同时以高强度排放,导致硫酸盐以特有的化学生成路径迅速生成,这也是重度雾霾期间颗粒物浓度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戌:早期王权的象征

    王者,一国之主。其形三横一竖,为何这样的构形?汉字早期在表达这个王字时,以器具“戉”的象形来指代“王”,表明了“戉”即“王”的含义。不过这个原初的字义,似乎很快就被淡忘了。两周到西汉时期对“王”字的解释,臆断成分很重。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曰:“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孔子和董仲舒都没有将这个字解释准确。

    甲骨文的发现,为推定“王”字的本初意义提供了证据。文史学家吴其昌说,戊、戉、戍、成、咸诸字皆由石斧的形状演化而来,其锋刃左右旁向者衍为上述各字,其锋刃向下时则衍为工、士、壬、王诸字。这个斧头的形状,居然造就了如此多的字形,斧头的方向判定了字的意义,让我们见识了古人造字的意趣。考古学家林沄有专文《说王》,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

    戉( )的象形,是王字定形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古文字学家的共识。历史学家徐中舒也说戉的写法,“像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甲骨文存在的商代,钺已经是青铜质,而戉字的出现却是更早时代的事,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就是证据。良渚文化玉戉的背后,也许已经有了王权的定义吧。

    戉这个字,可以给相关的字形字义更多的提示。有研究者论“辛”,说最早的甲骨文“辛”,是一把执行最严厉刑法的割人肉用的锋利小刀,三面有刃,字的下尖或左偏或右偏,表示刀锋歪斜,类似雕刻刀。这样解释其实并不到位,“辛”( )的字形其实是一柄刃部向上的戉,下面那个尖尖其实是柄,刃在上方,那些学者显然是将它认倒了。

    再看看带有“辛”字根的“辟”( ),甲骨文写成用戉砍掉了一个人的头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极重的刑罚,砍头,古代谓之“大辟”。王是下达或者执行“大辟”的主体,所以王又有了“辟”这样奇怪的代称,这与用戉代称王的意义是一样的。《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棫朴》有“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这里说的“辟王”,就是周天子。汉代贾谊《新书·审微》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朝见于周天子,掌管接见事务的周行人问他的名号,说是叫“卫侯辟疆”。周行人郑重地对卫侯说,辟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卫侯不得已临时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

    古人将天子、辟、璧相提并论。辟之名,可以是天子,也可以就是璧。金文璧( )字恰恰是借用了辟字的字形,借形亦借义,只是在字下加了个“玉”。璧是献给天子的,璧因此有了天子的称名“辟”。璧是由辟而来,辟即为戉。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都发现过璧形戉,也许透露出了一个信息:璧与戉之间本来是可以画等号的,都是王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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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作者邵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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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土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

    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也被称为进士。韩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土科考试的人说的。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

    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宴会于曲江边的亭子内,称为曲江会。又遍游名园,以同榜少年二人为“探花使”探采名花。唐人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称为前进士,还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或“拔萃”的考选,取中后才授予官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其后以博学宏辞,授集贤殿正字”。白居易进土及第后,因为取中“拔萃”,所以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虽然进士及第,但是由于应吏部考选未中,未能得官。为此,韩愈以“前乡贡进士”的名义三次上书宰相求仕。

    以上所说的进士、明经等科通常每年都举行考试。此外唐代还有所谓制举,这是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据说是要选拔特殊的人才。无论取中进士、明经等科与否,都可以应制举。考期不固定,科目由皇帝临时决定,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等等,前后达百十种。这些称为制料。唐代博学宏词科本来也是制科,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以后改为吏部选人的科目,每年举行考试。宋代制举恢复博学宏词科。

    宋代最初也以进士、明经等科取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明经等科,只保留进士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此外仍考论策(后来也间或兼考诗赋)。礼部考试合格后,再由皇帝殿试复审,然后分五甲(五等)放榜,授予官职。

(选自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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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小壹同学在网站上查阅“批判性思维”相关资料时,读到了布鲁克菲尔德这本《批判性思维教与学》,下面是该书的部分图书目录、试读内容以及读者评论。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图书目录(部分)

第一章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挽救了我的生活

发现假设

批判性思维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批判性思考

哪些假设需要批判性思考

假设不分对错,只论是否适宜

小结

第二章  跨学科的批判性思维

不同学科的共同之处

五大思想渊源

小结

第三章  如何学习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学习

如何示范批判性思维

具体经验

困境迷惑

循序渐进

小结

试读内容

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小组学习是最有趣的学习方式,这一说法出现在大部分问卷中。约80%的学生声称,小组学习中那些切中要害的问题让他们受益最深。似乎当同伴指出来的时候,学生更能发现假设和新的角度。他们生动地描述了被同伴提问一些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时的情形,从同伴对自己观点的反馈和提出的不同角度当中,他们学到了很多。不论是从它的预测性还是反复出现的频率来看,这一发现都值得引起注意。一节又一节,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学生不断地告诉我,正是通过小组学习中的同伴交流,才让有时十分抽象的批判性思维有了血肉,更容易让人理解。

考虑到通过深度自省来认识自己的动机、假设和世界观有多难,若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学习,也就不那么让人吃惊了。认识假设是一项困难又矛盾的任务,没有几个人能靠自己未完成,不论我们以为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准确,都难免是在用自己的思维框架来认识自己的思维!这就像一条狗试图咬住自己的尾巴,抑或一个人试图在壁镜里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囚徒,被困在自己的认知框架中,被我们的思维左右看。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左右着我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反过来肯定这些假设是正确的,最后形成一个自我肯定的循环。要辨别我们的假设,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自我及自己的行为,根深蒂固的假设对我们的影响太深,很难通过自我意识认识清楚。

然而,借助朋友和同事未认清自己的假设,也存在一个问题:你找到的镜子常有着跟你相同的假设。这时,同他们交流只会形成一个封闭环,不断肯定同样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就像我们倾向于读一些跟我们意见一致或我们觉得亲切的作者所写的书一样,我们也倾向于找一些跟我们态度一致或熟悉我们的态度的同伴,人们极少有意通过一些跟我们意见相左甚至动摇我们既有信念的书籍、会话或做法,来进行反思。因此,作为老师,在设计小组学习活动时,要确保你设计的活动能提供一些让学生感到吃惊的信息、问题或思考角度。

系统地找出假设常被人们有意地避免,以免带来什么后果。没有人想知道自己相信了那么久的观念竟然是歪曲的、错误的,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共享的过程,尤其是当看到别人在寻找假设和新角度时也是痛苦万分的时候,一切就容易接受得多了。学生大体上认为,被同伴提问或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比由老师提出来得更舒服。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同伴更可能用接近学生经验的用语和例子来提出问题或指出新角度,所以,用学生熟悉的语言提出的问题和角度更容易被接受和准确理解。作为一名60多岁的老教师,对我来说,用学生容易接受的例子和语言越来越难。要是60岁的我和18岁的学生有着一样的生活方式,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喜欢一样的音乐,使用一样的社交媒体,反倒让人觉得吃惊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权力分配不同,并不是说权力分配在学生之间不重要,恰恰相反,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在学生小组中也一样重要。学生之所以和试图掌控整个小组的组员合作,要么是因为他对话题感兴趣,要么是因为他是个自大狂,乐于倾听与自己一致的观点。换作是一个老师告诉你要质疑自己的假设,或者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度,再或者你忽视了某条信息的重要性,这比听一个最自大、自吹自擂的同学说这些更可怕。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细心组织小组学习活动的重要性。我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学习的时候,有一个限定条件。据学生反映,最有效的学习活动是那些一开始就把基本准则说清楚、理解清楚,把焦点放在批判上的活动。社会学习绝非闲谈或者散漫的对话,而是让学生认真地相互倾听,相互提问,揭开假设,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或想法。

能实现上述目标的社会学习,有两种组织形式:情景分析和批判会话。这两者都运用了同样的批判性思考方式——寻找假设、考虑如何检验假设,最后找到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两者都受益于参与者给出的不同答案和建议,但两种练习的强度明显不同,后一项强度更大的练习有着严格的基本准则,确保同伴在给出批判性反馈的同时,不会随意评判别人。

读者评论

作者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位倡导批判性思维的教育者的个人经历。他的洞见和诚恳的讲述是宝贵的、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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