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殇

舒 婷

[1]我们兄弟这一家，只有嫂嫂因长女照顾留城，其余五人都是知青。而除了我丈夫在另一个县插队外，我们四个均落户在上杭县一个绿色盆地里。我家小妹和准妹夫隔河相望。

[2]河嘛，冬季里可以穿鞋踩在卵石上跃纵而来。偶尔见一尾贪图淘米水的肥鱼，卡在石缝里，妹夫一鞠身顺手牵鱼。知青点里偌大的铁锅，许久不见油星，年轮似的锈了一圈又一圈，煎不成鱼。况且，僧多鱼少。小妹便脸上很光彩地给我们氽鱼汤。

[3]春水泛滥，河恣意爬上两指宽的桥板，嬉闹着把它当跷跷板压垮。小妹一天好几次跑到窗前看河。我未来妹夫惘惘然的口哨声，在水一方。

[4]门前下几级石板，顺着碎石拼凑的小堤走两步，就到了河心。早晨，我们在这里盥洗，淘米洗菜。下午收工以后团一把稻草刷锄板，颠晃着簸箕。簸箕里的番薯红艳艳，萝卜白生生，芥菜生动活泼。吃过晚饭冲过凉，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又下到河心，洗汗酸的衣服。领队知青在桥头拨吉他，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河中有我们的望乡台哩。

[5]河是我们的避难所。

[6]中秋那天，队里杀了猪，我们分到了两斤肉。分头去豆腐房割一板豆腐，向房东家买了几个青皮鸭蛋，讨一小把葱。大家团团围坐喝着家酿糯米酒过节。忽然发现不知何时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

[7]拉开咿呀小木门，踱到晒坪上，听到河边苇丛有一支不成调的口琴。那个来河边寻求安慰的同伴刚刚失去了父亲，除了感情的重创之外，他还面临着经济来源的断绝，从此，他连八分钱邮票的家信都要小心斟酌了。

[8]悄悄坐在河边上，我们无言盯着河面。那时，我比他小，不懂如何安慰人。秋天的河流异常清澈，似乎要壁立起来，与山区剔透的空气融为一体。河风经苇叶淌到我额上，溅出浪花如碎钻般晶莹。同伴的心情一点一点开朗起来，他眼里萤火虫一闪一曳。

[9]这才知道什么是夜凉如水，月色如洗。多少年过去，我们错将月饼当中秋，而把明月遗弃在哪一座高楼的屋顶了？

[10]深山砍柴火出墟，农民总是告诫我们：若是迷路了，只要侧身听到水声，找到山溪或小河，顺着水流的方向，就能找到人家。当我孤身翻山越岭去邻县找同学，一二十里路鲜有人烟。只听见汩汩溅溅的水声，有时在足下，有时在肩旁，有时在涧草葳蕤的谷底。老朋友左右逢源，给我壮胆又解我途中辛苦和寂寞。

[11]伟大的河流是伟大民族文化的发源地，那么小河小溪也是一方风水。我们去插队，其实是接受河的教育。在河两岸生养的人们展示给我们的善良、淳朴、乐天和无拘无束，正是沿袭了这一自然法则。

[12]口噙水龙头，我们无形中萎缩，逐渐丧失活力。因为水不仅仅是水。

[13]很多年以后我回到河边。老房东烧的是蜂窝煤，村民都到新掘的井挑水吃。河已不复当年“眼似秋波横，眉如青山黛”了。枯瘦如斯，污秽如斯，像负伤的动物苟延残喘。

[14]祈求河的宽恕现在会不会太迟？

（选自《新华文摘》）

注：知青，我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务农的城市知识青年。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 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选自2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是，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 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有删改）

沙海一苗树

梁衡

    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的火种。世界排行第九的库布其大沙漠浩瀚无垠。①沙漠中的达拉特旗（县）如海中一叶，官井村就是这叶上的一痕。但只这一痕，就有一百六十一平方公里。四十年前这里曾是飞沙走石一片混沌。村民住房一律门朝里开，如果向外，早晨起来沙拥半门高，你根本推不开门，人将被堵在屋子里。村里所有院子都没有院墙，如有墙，一夜狂风满院沙，墙有多高沙有多深。

    ②苏东坡形容月光下的院子，竹柏交影，如积水空明。而风沙过后的院子，沙与墙平，月照明沙静无声。我曾有在沙漠边生活的经历，风起时帽檐朝后戴，走路要倒行。就是进了村也分不清房子、行人。过去像达旗这样的地方，不用说庄稼难有收成，风沙起时，人们赶车出门，就如船在海里遇到台风，车仰马翻，淹没沙海。平时小孩子出门玩耍，也有被风卷沙埋而失踪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存？乡民渐渐逃亡殆尽。

    村里有个汉子名高林树，一个名字中有三个木，也该他命中有树。全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逃到三十里开外一处低沙壕处。一次赶车外出他向人家要了棵柳树苗，就势插在沙窝子里。借着低处一点水汽，这树竟奇迹般地成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柳树长到一房高。外来的人站在沙丘上，手搭凉棚四处一望，直到天边也就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绿，别看只这么一点绿，它点燃了不知多少远行人生的希望。能在这树荫下、沙壕里，喝口水，喘喘气，比空中加油还宝贵。这是茫茫沙海中的唯一坐标，这里就称为“一苗树壕”。时间一长这个地名就传开了。民间口语真是传神，不说“一棵”而说“一苗”，那风中弱柳就如一苗小草，在无边沙海中无助地挣扎。但这苗绿色的生命启发了高老汉，他想有一就有十，就有百，栽树成瘾，几近发狂。凡外出碰到合适的树苗，不管是买、是要，总要弄一点回来。平时低头走路捡树籽，雨后到低洼处寻树苗。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这条老沙壕染上一层新绿。有树就有草，草下的土也有了点潮气。1990年，当地人永远记住了这个年份。高林树在树荫下试种了一片籽麻，当年卖油料竟得了一万两千元。那年头，国家兴起改革，允许有人先富，一个万元户在城里也是让人眼热心跳，更不用说在寸草不生的沙窝子里淘出这么大一个宝。远近的村民纷纷效仿，进壕栽树，种树种草种庄稼。一晃过去快三十年。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8月底，塞上暑气初消，秋风乍起，我有缘来造访这个远近闻名的一苗树壕官井村。高老汉已八十多岁，不再见客。村主任和老人的二儿子领我登上全村最高处，天高云淡，浩浩乎绿盖四野。一物降一物，原来这沙子也有能制服它的宝贝。杨、榆、柳等高大乔木如巨人托天，而柠条、沙柳、花棒、苜蓿等灌草则铺开一张硕大的地毯。正是羊柴、柠条的开花季节，那红白相间的小花朵，就如小姑娘身上的碎花衣裳。羊最爱吃的沙打旺草，挺着一条圆滚滚的绛紫色花棒，如孩子的小手举着一大块巧克力。黄沙早已被逼到遥远的天边，成了绿洲上一条金色项链。这时一丝风也没有，天地静得出奇。黑黝黝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十里、八里地绵延开去，浓得化不开。眼前这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是一苗树、一点绿了。村主任自豪地说，这一带壕里产的沙柳苗抗旱、抗虫，成活率高，全国凡有沙漠的地方都用我们的苗。我们现在是拿“万”字来说话——现有沙柳苗基地七点六万亩，林地十六点六万亩，还有一万亩甘草、一万亩土豆、一万亩苜蓿、一万头奶牛……全村已人均收入两万元。我听着他不停地“万”着，笑道：“你现在已算不清，有多少万个‘一苗树’了。”他又指着远处的沙丘说，生态平衡，这沙漠也不敢全治完，留一点在那里可以储存水分，发展旅游，也好让下一代知道过去这里曾是什么样子。

    我问高老汉的儿子，你爹当年栽的那“一苗树”呢？他说，早已长到两抱粗，那年我哥结婚，砍倒做了家具。我说那是个标志，砍了多可惜。他说，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肯定不会砍。不过事后又补栽了一棵。我就急切地跟他去看，这是一棵榆树，也快有两抱粗，枝叶如盖，浓荫覆地。榆树是个好树种，木硬枝柔，抗风耐旱，特别是到春天时榆钱满树，风吹四方，落地生根，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说，这树上一定要挂个牌子：一苗树。让人们不要忘记当年那百里沙海中一点绿。

    世界第九大沙漠的变绿，原来是从这一苗树开始的。

（有删改）

大玩家

侯发山

    提到徐达，小城收藏界的同行都会说，人家徐达吗？大玩家。听那口气，绝对没有羡慕的意思，明显带着嘲讽的意味。

    别人玩收藏都是专注一个领域，或玉石，或字画，或瓷器，或织绣等等，徐达什么都偏爱。城南有个古玩市场，徐达去溜达了两趟后，开始往乡下跑，专去那些交通不便的偏远的山村。他说，越是这些地方，越有货真价实的东西。按说，他的思路不错。他三天两头往乡下跑，昨天去收一个瓷碗，今天去收一个烟袋。其实，他都看走眼了，收回来的全是假货，没有一样真货色。他还不听劝告，固执己见，乐此不疲。也就难怪同行们耻笑他了，说“大玩家”那是高看他，私下都叫他“棒槌”。

    徐达原是搞建筑的，说得更直白一点，开发房地产的。过了六十岁生日，他就把公司交给儿子徐全打理，转行到收藏上来了。

    走眼一次可以理解，连续走眼就有点不正常了。

    这天是个星期天。徐达打算到靠山屯去一趟。靠山屯是全省有名的贫困村。牛犇提出跟他一起去，到靠山屯看看景致，潜台词是去给徐达掌眼。牛犇是徐达在收藏界认识的朋友，搞收藏多年，是个行家。

    到了镇里，因为道路不通，两个人就步行十几里到了靠山屯。他们挨户挨门去看。徐达不是直截了当问人家家里有没有古董，而是问人家家里几口人，一年打多少粮食，顺便这里瞅瞅，那里瞧瞧。

    他们走进了老栓家。老栓住的还是祖辈留下的两孔土窑洞，前脸用石头砌了一下。院子里搭了个草棚子，垒着一个黑乎乎的灶台。家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草药的味道。不时从窑洞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咳嗽声。

    来了客人，老栓激动得不行，忙用袖子把院子的石凳子胡乱抹几下，然后抓把柴草要给两人炖鸡蛋茶。徐达忙拦住了，他知道，两个鸡蛋说不定就是这一家人两天的开销。通过交谈，徐达得知老栓的老伴卧病在床，常年吃药，闺女在郑州上大学，一家人靠低保维持生计。

    牛犇叹了口气，看了徐达一眼，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张百元的票子给老栓。老栓慌乱地摆着双手，说什么也不要。“你以为你是乡长？”徐达开玩笑地对牛犇说，“杯水车薪，有何用？”牛犇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徐达的眼睛像探照灯似的，这里瞅瞅，那里看看。他看到墙角放着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便走上前，先是用手扫了一下表面的灰尘，然后找块破布认真擦了擦，左瞧瞧，右看看，像是遇到了宝贝。

    “一块腌酸菜的破石头，有啥看头？”老栓都不好意思了。

    “玉石啊。”徐达像是说给老栓，也像是自言自语。

    牛犇忙走过去，看了石头一眼，便对徐达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你看走眼了。

    徐达不理会牛犇的好意，对老栓说：“老乡，这块石头您能匀给我吗？”

    真的是玉石？老栓不敢相信徐达的话，但他看出徐达想要这块石头，便说：“呵呵，您想要就拿走吧。”

    “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牛犇自言自语道。他是在暗示徐达，事关重大，不能草率。徐达也知道牛犇的意思，还了一嘴：“神仙难断寸玉呢，何况你又不是神仙？”牛犇气得真想踢徐达两脚。

    徐达对老栓说：“这件玩意我拿了。十万元。”

    “这，这……”老栓不知道如何是好。

    “嫌少？”徐达问道。

    老栓忙说：“一块石头，不值那个价，不值那个价……”徐达抱起石头走了，丢给老栓一张十万元的支票。等到老栓回过神来，两个人已经翻过了山岭。

    牛犇忍不住说道：“徐总，你交的学费还少吗？明明就是块破石头，你怎么跟捡了漏似的？玉石因硬度低，敲击时声低沉，有若击木……”

    “我知道，这就是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徐达说罢，把怀里的石头扔了，眼看着它咕噜噜滚到了山下。

    牛犇被滚落的石头惊醒了！他这才明白，真正看走眼的是自己。

    回城后，牛犇忍不住嚷嚷了出去。当地媒体要推选徐达为年度十大慈善家之一。徐达谢绝了，他说：“我是收藏家，不是慈善家。”徐全也赞成老爷子的观点，说：“我爸是收藏家，不过，老是看走眼，没办法。”徐全淡淡一笑。知父莫若子。看来此话不假啊。牛犇彻底服了。

    从此，提到徐达，收藏界的同行都会由衷地说，人家徐达，那是大玩家。听那口气，满是钦佩，满是敬仰。

（原发《娘子关》2017年第1期专栏，被《小小说选刊》2017年第3期转载，有删改）

晚会结束，小刘打手电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一路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那么广阔的心灵。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晚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得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小刘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形也讲了。

“不凑巧，他回国去了。“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危险吗？”

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要回来。那天他跟着我上战场，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掉它。刘正清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没听见他哼过一声。我告诉他要给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

……

小刘虽然回国，但是我总算践了约，我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

头两三天我睡在炕上，半夜里好像总听见小刘在讲梦话，其实全是我自己在做梦。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可是忽然接到王主任的电话，说是祖国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叫我马上回到军政治部去。

我到了政治部，还是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我几个月不来，山沟里也有了不小的改变。人多了，路宽了，房屋增加了，树木也茂盛了。沟口用松枝搭了一个牌楼，上面有这样九个字：“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走了一段路，见到好些熟人，还隐约听见文工团同志们的歌声。我放好行李就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在房里跟王芳谈话，一面在看手里的几张稿纸。他见我进去，跟我握了手，就把稿纸塞到我手里让帮忙修改。我摊开稿纸一看，原来是她写的一首欢迎慰问团的《献诗》。我还看到王主任修改的句子。她看见我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她满意地拿回诗稿就向我告辞。我要留住她，她却笑着说：“我还要准备节目，再不回去，我们陈团长可要急死了。下次来吧。”

我就说：“那么我陪你走一段吧。”她还要推辞，我却跟着她走出了洞子。

出得洞来，我一开口就问起小刘的事情。她听到小刘的名字，马上说：“小鬼有个东西要我交给你！”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脸色马上变了，压低声音说：“笔记本。小鬼还说——”

“他怎么说？”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他等了你几个月，他还以为你回国去了呢！”她答道，埋下头往前走，也不再看我了。我过了半晌，才再问一句：“他伤得怎样？”我心里不好过，我好像又看到小刘那张皮球似的脸，他笑得那么高兴地说：“我一定等着你！”

王芳一面走，一面说，好像在自言自语：“小鬼从医疗所上车回国的时候，两条腿都锯掉了，他还在哼《歌唱祖国》，还说装好了假腿就回到前线来。他比我坚强多了。”

她一直不讲话，我后来实在忍不住又问一句：“他没有危险吧？”

她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他一定会活下去，比我们还活得久。他没有腿，也能做许多、许多好事情。”她很激动，不过声音很坚决。但是这以后她又不作声了。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文工团的住室。我拿到笔记本，马上打开翻看，在第一页上，我看见小刘亲笔写的四行字：

“忠于团，

就要忠于自己的工作；

爱祖国，

就要爱自己的同志。”

王芳站在我旁边，低声念出了这两句话，然后解释道：“小鬼说他以后不一定能再见到你，请你留下这个做纪念吧。这些字是他入团的时候写的。”

我郑重地放好了笔记本，跟王芳紧紧地握一次手，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节选自巴金《团圆》，有改动）

（注）1952年冬天，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土地。在朝鲜战场上，他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

文本一：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了。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在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

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囔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调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节选自梁晓声《母亲带我去讨还小人书》

文本二：

小说在处理情感上，不宜饱满和激烈。并不是作者越大力气煽情，读者就越可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适度的隐忍和节制，让小说情节和人物自己说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适度的情感会使小说充满人性的温情，而过度的情感则会令读者反感。即使悲惨的故事并不是非得带着悲惨去写，适当地节制情感，更能打动人。

节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