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

②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

③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④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

二十年后

【美】欧·亨利

    瑟瑟的寒风夹杂着雨意，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梧，却不带傲气，俨然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形象。

    走过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幽暗的五金店的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 “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门道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火柴光一亮。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二十年前的今晚，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厅吃饭。我们俩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多年来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二十年后，都将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但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表盖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在这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好了。他是个大好人，只是有点死板。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人总是墨守成规，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活着， 他肯定会来。再见， 警官。”

    “再见，先生。”警察说完，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风也越刮越紧。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

    他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只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唉，二十年，可真不算短呀！鲍勃，老饭馆拆了，要是如今还在，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

    “好极了！一切如愿以偿。你变多了，吉米。奇怪，你怎么又高了两三寸呢？”

    “是呀，二十岁以后我又长个儿了。”

    “在纽约过得不错吧，吉米？”

    “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走，鲍勃，我领你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咱们叙叙旧。”

    两个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二十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

    “二十年足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十分钟了。芝加哥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户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时光的气味

苏沧桑

    时光有时是一种气味，循着它，一路闻过去，会闻到某一年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某一秒。

    于我，2015年惊心动魄的那一秒，带着桂花的气味。当时，我们在老家玉环楚门的桂花树下摆了张桌子，父亲母亲、姑姑小舅妈小姨妈，还有抽空回来看他们的我，一起喝茶聊天。离母亲七十三岁的生日和重阳节还有三四天。

    那一秒，桂花树漏下了一缕很亮的阳光，照在母亲左脸颊花白的鬓发间。突然，一颗铜钱大的黑痣映入眼帘！我感到心脏停跳了一秒后，咚咚咚失了节奏。

    我说，妈！这颗痣什么时候有的？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过？！

    四周静了下来，只有我的声音飘忽着，听起来有点远。

    母亲说，没事没事，以前有的。

    怎么这么大？这么黑？去医院看过吗？

    没有，不用，有点破了，我用孢子粉涂了，过两天就好了。

    深夜，我百度了一下“黑痣”，恐惧像洪水浸漫了我。难道充溢着桂花香的那一秒，那么美好的一秒，是母亲和我们的分水岭？是我苦乐人生的分界线？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无法想象没有母亲的家，没有母亲的人生，尽管我快到知天命的年龄。

    手机相册里，绽放着母亲一个个笑脸。我一幅幅翻看着，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说，不不不，不会的！

    那几日，我照常和父母说笑，出去采风，晒照片和视频给他们看。父亲说，拍照没意思，多拍点视频，留着将来看。我说对对对，拍视频，鼻子却酸了起来。这句平常的话，我都听不得了。实在忍不住了，问父亲要不要强拉着母亲去医院检查？父亲说，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哪怕真是那什么，也没关系啦，高寿啦。

    父亲，我从小最敬畏却最懂我的父亲，早已看穿了我独自沉在谷底的心。他伸出手，把我捞了上来。

    时光在几天后的另一秒，变成了红薯粉圆子的味道。我下楼来，母亲手里正做着圆子，她歪了歪头，侧过脸给我看，说，你看，掉了！

    一个淡褐色的疤痕，替代了那颗烙在我心里的黑痣！

    她说，昨晚洗澡脱衣服不小心扯了一下，扯掉了。我说没事的吧？大概是孢子粉涂多了，看上去那么黑。

    她似乎从来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她亦没有看出我这几天的恐惧煎熬，因此，她都没想到昨晚就该告诉我的。

    那一秒，我在心里跪下了……感谢老天。接下来的日子，过节似的，姑姑姨妈舅妈和我同学邻居轮番来玩，每天将笑声填满了整个院子。到了我回杭的日子，我说，你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太累了。

    母亲说，有什么累的，多开心，巴不得天天这么累！

    父亲说，你走了，她们也都忙，不会天天来的，家里就冷清了。

    想起前几日在洋屿岛遇见两位留守海岛的老人家，儿女都在城里过得很好，他们俩自己种花生芝麻和蔬菜，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母亲常说，我看我们大陆的老人最享福了，你看香港，还有国外，许多那么大年纪的人都还在当服务员、门卫什么的。

    时光里飘回来一缕白莲花的气味，那是2015年春天某日清晨某一秒的味道，在泰国清迈，我与一场化缘不期而遇。一个姑娘递过一枝散发着清香的白莲花，微笑着示意我。我本能地后退一步，微笑着摇摇手婉拒了。

    后来，那一秒，一直刻在我心里很久。时光往往会安排一个一闪而过的时机，让你表达你的感恩，让你把感恩付诸行动，比如无关信仰地供奉上一枝白莲花，在心里对天地万物、父母师友说一声谢谢。有时，时光以某种方式警醒你，比如母亲的黑痣，比如白莲花……但时光更多时候是无声无息、无色无味的，过去后，便来不及了。

（有删改）

父亲的家园

杨尚清

①童年的父亲，家园是一个叫做壕沟的山村，跟所有黄土高原的山村一样，沟壑纵横，如同老农额上深深的皱纹。半大小子，光着脚丫子，爬山上山顶，与牛羊为伴。夏夜，与满天繁星共眠，冬夜，与兄弟姊妹挤在土炕上。砍柴、担水、抓粪、锄草……只有饥饿与寒冷，没有别的值得言说。老茧磨得多了，针刺着也不觉疼痛。

    ②为了填饱肚子，少年的父亲离开了他的第一个家园，行乞讨要，四方为家。没有文化，只有力气，背石头、打窑洞……辗转多地，后来落脚在一个叫作安条的林场，方圆百里，森林密布。做一名伐木工，有盼头，能吃上大白馒头。日复一日，与林木为伴，父亲成长为一个勇武有力的小伙子，娶了邻村的漂亮姑娘莲，在林场安了家。莲，便是我的母亲。这时候的父亲，家园，是有了母亲的小日子。他总是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一棵棵大树，在父亲的大锯下，魔力般地轻松倒下，他成了最能干的伐木工。每次进城，父亲总穿着一身干净而结实的的确良中山装，每次回来，父亲总给我和姐姐带回一堆让别家的孩子垂涎不已的零食。后来，父亲带回了电视机，再后来，父亲驾回了四轮拖拉机。那个年代，乡下的医疗条件极差，不知道多少个风雪雷雨的日子，父亲驾着拖拉机，母亲抱着多病的我，四处求医。

    ③那一年，林场来了省城林业大学的实习生，在父亲的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多么艰难，都无比坚定。那一年，姐姐刚好七岁，上学了，跟着比她都大的孩子们，去了十里地外的小学，那所小学的条件也很差。第二年，父亲决然地带着全家进了城，离开了他工作生活十多年的林场。

    ④从那以后，父亲的家园，是一个梦。没有户口，我和姐姐却都上了城里最好的小学。最初的家庭教育，是父亲看着我写的作业，脸上泛起的笑容，是一句“清娃写的字像蛤蟆爬过的踪”。就是一脸的笑容和一句打趣的话语，让我的心中早早萌生了“认真学习，勤奋练字”的念想。在文化的世界里，父亲是个门外汉，他依然只有力气，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曾会写。拉沙、拉土、拉砖，工地的脏活、苦活、累活，他从不言说，如同他的汗水默默渗透进我们的血液一般，从不言说，却化作一股坚韧而持久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去实现两代人的梦想。多年后，我和姐姐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都成了“公家人”，父亲一直引以为豪。

    ⑤在不经意间，岁月的轮回改变了很多。父亲瘦弱的身形，疲惫的意志，像一根绷得太紧太久的弹簧，行将断裂。这个时候，父亲的家园是酒精麻醉后的迷乡。是啊，他从来不懂得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没有圈子，不打麻将，不认得扑克牌，甚至连玩笑也没怎么开过。也或许，是因为没有了目标，太过于执着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劝说、哀求、哭喊，都无济于事，这让我坚信：能拯救自己灵魂的人唯有自己！

    ⑥而今，父亲的家园，是他童年的那个山村——壕沟。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与思想斗争，有一天，他决定回去。然而，日月轮回，如河流一般，带去了他身躯的健硕、眼光的灵动，他只是养着几十个小羊羔，种着一片菜园，出山的时候不忘挖一些熟悉的草药，忙碌、充实、开心……

    ⑦闲不下的父亲，离不开的家园，那里，有他的老兄弟们，也有他童年的记忆，欢喜或是悲伤，好过城里冰冷的砖墙和无情的水泥地。

⑧岁月悠悠，如歌如诗！时而高亢动人，时而悲凉凄楚，时而温润绵长。愿你我的人生都能觅得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园。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我为白菜狂的日子

莫言

    12岁那年，一个临近春节的早晨，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我去找个篓子来。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透过矇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两棵较大的白菜从墙上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行的拐角处，小时被牛踩了一脚，一直长得不旺。我和母亲格外关照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脸上洋溢着欣喜的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去集市的路上。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似的。我的手很快冻麻了，篓子跌在地上，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根跌损了。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然后小心又匆忙地下到沟底将它抱上来放进篓子。我知道闯了大祸，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再打骂我，只用一种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

    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将篓子放在七姥爷的旁边，就让我去上学。我也想走，但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了白菜的价钱，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又用枯柴一样的手指，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厌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惊讶地看着我。母亲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洁白的菜帮。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抱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母亲因偏头痛，算了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根草棒，用刚学的乘法，在地上算着。我报了一个数字，母亲跟着报出。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揭开，露出一沓纸票，沾了些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尖锐的目光在我脸上戳了一下，然后移开。

    我放了学回家，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三棵白菜都躺在蜡条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泪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楼道里的关门声

杨乃云

    七层的楼房，我住四楼。

    刚住进来的一段日子里，每天都被“咣”的一下关门声震醒，并且是在刚刚入睡的夜半时分，接着又是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

    开始几天尚能忍受，以为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日子久了，再有涵养的人，情绪也会失去平衡。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门响过后，我爬起来刚要下床，被妻子一把拉住：“干啥?”

    我忿忿地说：“我明白了，准是七楼那个‘缺教'的浑小子。不行!我得去警告他一下，总得懂点公德吧!”

    妻沉默一会，说：“明儿再说吧。”看来她也受够了。

    早上起床后.我要去七楼。

    妻喊住我：“先别!要去说也要讲究个方式方法。刚搬来互不了解，以后熟悉了都是好邻居，这样冒然地去，说不好会伤和气的。我必须先去打探明白究竟是不是七楼那个孩子。”还是女人心细，想得周全。我把希望全寄托在妻子身上了。

    几天过去了，响声依旧。我又发作，刚爬起来又被妻子拉住，她细声地说：“深更半夜的，别去了。习惯就好了。”

    “习惯?还需培养这样的习惯?岂有此理!”我的火一半来自关门声，一半对着妻子的不负责任。妻子似乎洞察出我的心思，耐心地说：“先躺下，听我说。是七楼那个孩子。我打听清楚了，他爸爸是工人，妈妈得了癌症又下岗。孩子今年高考，为了帮助妈妈治病和筹措高考的资費，每天白天复习，晚上在一家酒店打工。”

    我的火基本消了一半。不过又一想，孩子是遭人同情，但关门时轻一点不就得了，何必用那么大劲。

    以后的日子里，门继续响，我继续醒……不知不觉中，我真的习惯了，每天听完那“咣”的一声，便会很快地睡去。

    这几天我突然失眠了。追其原因，原来几天没听到门响了。我推一下妻子：“哎，怎么几天没听到门响了?”

    妻闭着双眼：“你仔细听。”

    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不大一会儿，楼道里传来“啪哒”一声，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像是门锁的声音。再细听，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由模糊而清晰，又由清晰而愈来愈模糊。

    我漠然地转向妻子，没开灯，借着窗外投进的月光，发现妻子眼角上挂着两行泪珠。

    妻子仍没睁眼，从喉咙里挤出一句：“他妈妈死了!”

    我默然了，无力地瘫倒在床上。

    接下来便是连续几天的失眠，静候着那一声仿佛托着我神经的“啪哒”一响。既然睡意渺然，不如下楼去等。我轻轻地下床，披上外衣。妻子没有阻拦，翻来覆去地躺在床上。

    我小心地走下楼梯，拧开门锁，摸一块石头把门掩住。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孩子终于回来了。双手抱着肩膀，抖抖瑟瑟地珊步走来，像一株风霜中摇曳挣扎的小树。

    我的心不知为什么骤然间怦怦跳动起来。

    孩子发现了我，先是一惊：“谁?”

    “哦!是我。”我捂着胸口站起身来。

    孩子一定神：“大爷，是您。这么晚了没睡，在等人?”

    “是!噢，不、不……”

    孩子看到了虚掩的楼道门，突然明白了什么：“大爷，对不起，前些日子可能影响您睡觉了!”“没———没有!”

    “大爷，”孩子小声说，“我那是特意的。那时候，妈妈只要一听见这门响，脸上立刻就会露出笑容，说一声‘儿子回来了’，然后放心地合上眼睡觉了，”孩子眼里的水光合着如水的月光在闪动。“孩子……”我接起孩子的肩头，一同迈进虔掩的楼道门口。

    孩子一手拧住门锁的拉钮，将门小心地掩好后再慢慢地把手一松，只听门锁“啪哒”一响。我的心骤然一缩，眼里涌出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