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的哥哥合开一家店，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人们走进他的店堂，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楼梯口往下边张望。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趿拉着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的踢踏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上卷起，眼睛眨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的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

    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事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节选，有删改）

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伯尔

    我站在港口看海鸥时，我的悲哀的面孔引起在这个区巡逻的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注视着鸥群，此刻，我最向往有一块面包，把它掰成碎块，来喂海鸥。可是，我同它们一样饥饿，一样疲乏。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因为站在那儿，放眼群鸥，默默饮悲，确乎美不可言。

    突然，一只警官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个声音说道‘跟我走！’同时，这只手使劲扳我的肩膀。我稳稳站定，甩掉那只手，镇静地说：“你发疯了。”

    “同志。”一直还看不见的那个人对我说，“你当心点。”

    “先生。”我答道。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天地喝到，“我们都是同志。”

    此时，他跨前一步，站到我身旁，从侧面打量我，严肃得像一头牛。

    “什么道理……”我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由很充分”他说，“你悲哀的面孔。”

    我笑了。

    “你别笑！”他当真发火了。方才我还以为，或许没有小偷或逃犯好让他逮捕，他因此感到百无聊赖。可是，此刻我看出这是千真万确：他要逮捕我。

    “跟我走……！”

    “为什么？”我镇静地问。

    一不留神，我的左腕已经被套上一条细铁链。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我又问道。

    “有条法令是——要高高兴兴的。”

    “我蛮高兴么！”我喊叫起来。

    “你的悲哀的面孔……”他摇了摇头。

    “这条法律可是新的呀！”我说。

    “它已经存在三十六个小时了，你必定知道，所有法律都是在宣布之后二十四小时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逃避惩罚是徒劳的。这条法律是前天颁布的，通过所有的扩音器播送。所有的报刊上都发表了。帝国全境一切街道、公路上，统统撒了传单。

    他牵着我走了。此刻，我才感到天气寒冷，才感到委实饥饿难当。想起自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才想起有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我被推到他前面走着，像一个被证实了盗窃罪而被抓走的稻草人似的。街道空荡荡，到警察局路不远，我已料到他们很快又会找理由逮捕我，不过话虽如此，但仍然心情沉重。

    我一路走，一路看到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无不贴上那种欢乐表情，因为有命令——要高高兴兴的。

    我们很快到了警局。此时汽笛长鸣，鸣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按照当时国家元首提出的“幸福与肥皂”的口号，每个人下班前都必须洗澡十分钟。

    我们穿过警局空空荡荡的过道，接着，一扇门自动打开，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向里头通报我们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秩序井然，人人努力在白天洗完规定的一磅肥皂，以遵守法律的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因而一个被捕者的到来，便是一件大事。

    我们走进一问房间，静悄悄的。我感到，我的脸越发消瘦了。我又累又饿，那种悲哀的幸福感的最后痕迹此时烟消云散，因为，我知道，我完蛋了。

    数秒钟之后，一个穿一身预审员的浅褐色制服的高个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坐了下来，两眼紧盯着我。

    “职业？”

    “普通同志。”我答道。

    “被捕前干什么？”

    “囚犯。”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从哪里放出来的？”

    “昨天，十二号监狱，十三号牢房。”

    “当时的罪行？”

    “高兴的面孔。”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讲明白！”预审员说。

    “当时。”我说，“我的高兴的面孔引起一位警察的注意，那天命令全国要悲哀。是首长去世的日子。”

    “刑期多久？”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服劳役太少。”

    预审员站起身子，狠狠地给了我一拳，走出了房间。接着是审讯员，审讯官，初审法官，终审法官，他们一一进来，一一打我，又一一走出房间。最后，由于我的悲哀的面孔，他们判了我十年徒刑，这回的情形，同先前由于我的高兴的面孔判我五年徒刑如出一辙。

    如果在“幸福与肥皂”的口号下，我能熬过此后的十年。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

（潘子立译，有删改）

故乡的河

李建臣

    ①童年最难忘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世代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

    ②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

    ③长大一些，这条河便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

    ④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

    ⑤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跐溜或支冰车。打滑跐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势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很是遭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

    ⑥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破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

    ⑦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

    ⑧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子，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拉上岸。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

    ⑨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后的回忆。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但故乡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在我们的心中难以割舍，回忆起来满满的全是幸福。

    ⑩故乡情是一种奇妙的情结。我常想，人们为什么会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境，为什么会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情怀，为什么会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慨叹？

    ⑪这是因为，在我们最初睁开好奇的双眼，去认识、理解和感悟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故乡给了我们滋养、欢乐、希望和信念。它开启我们人生旅程的起点，确立了生命价值的航线。每当我们有了困难与挫折，它就把我们紧紧裹进它温暖的怀抱；把我们的根，永久镌刻在故土的青史间。它把厚重的文化情怀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抹去烙在灵魂深处的故土印记。

    ⑫每当走近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潺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

    ⑬河究竟是什么？河是一首温馨的诗，河是一曲深情的歌，河是一杯浓烈的酒，河是一部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交响乐……实际上，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河。有急流，有平缓，有激越，有险滩。

    ⑭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选自2017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沙先生

刘建超

    沙先生手里拿着一把两尺长的绸面扇子，扇子一面是《朱子家训》，另一面是《增广贤文》，小楷行书，如他本人一般飘逸清雅。扇子一年四季都在沙先生手中把玩着，即便是数九寒冬，沙先生与人谈话时，也要偶尔摊开扇面，摇上一摇。

    沙先生有个好脾气。夏天，雨水来得急，轰隆隆一串雷，劈头盖脸地就是一场雨。沙先生雨雾中依旧是不紧不慢在石板路上往家里走，只是把手中的扇子藏进袖筒。

    有人吆喝：“沙先生，快跑几步吧。”

    沙先生说：“跑什么，都在下嘛。有人做过实验，说在雨中跑的人，身上所淋的雨水要比走的人多百分之二十呢。”

    夫人才不管什么百分之几十呢，唠叨着去洗衣服、择菜、做饭。夫人把浆面条端到沙先生的面前，“吃吧”。沙先生两眼放光，接过碗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先慢慢地把面搅一搅，深深地吸一口气，浆香扑鼻直浸肺腑，然后轻轻地嘬一口，细嚼慢咽，满口馨香，心旷神怡。

    沙先生有滋有味地呼噜着浆面条，忽然一盆污水劈头盖脸从天而降，不说把沙先生刚换的衣服弄湿了，喝了半碗的浆面条也被浇了，污水溢出了碗沿。

    二楼的窗户探出一张结实的脸：“哎呀，沙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下面没人呢。”

    沙先生住的是个两层小楼，灰砖青瓦，楼上租给了个叫雷子的小伙子。沙先生认识雷子还颇有些意思。端午节刚过，沙先生摇着扇子在一家新开张的门店前看楹联。个头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雷子走到跟前：“请问附近哪儿有厕所?”沙先生看着雷子脸上焦急的神情，说：“莫着急，我带你去。”沙先生慢步走着，雷子火急火燎在他身边转着。走到个街口，沙先生把手中的扇子一收，往前一指，这里——雷子急匆匆就跑了过去。

    沙先生摊开扇子轻轻摇摇头，安静地等在原地。

    雷子又急火火地返回来了，说：“里面没有厕所啊!”

    沙先生扇子又一收：“这里以前是有个公厕的，竟也改建成门店了。”

    雷子那个火啊，直着脖子想发怒。沙先生又指着另一侧说：“这里是我的住处，到家里方便吧。老街最难找的就是公厕。寸土寸金，谁舍得啊!”

    沙先生知道雷子是来老街找住处的，自己的二楼正好闲着，就租给了雷子。雷子在一家快递公司打工。雷子给一个女孩送快递时，与女孩擦出了火花，俩人好得如胶似漆。雷子经常把女孩带到住处玩。有时半夜，楼上吵吵闹闹，沙夫人被搅得睡不着，就让沙先生去提醒提醒雷子。沙先生吁口气，说：“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情，莫扰。”

    雷子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跑下楼，给沙先生赔不是。沙先生摆摆手：“罢了罢了，只是可惜这碗美味的浆面条了。”

    一日，沙先生去西城看朋友，见许多人围在一个高层建筑下看热闹，说是一个小青年被女友甩了，想不开，要寻短见。警察都来了，怎么也劝不下。沙先生用扇子遮挡着往上看了一眼，这一看不得了，那个站在楼沿上的人竟然是雷子。

    沙先生把扇子一收，朝雷子大声骂道：“雷子，你这个孬种混蛋，你还是个男人吗?为一个负情的女人你至于吗?混蛋，要死你就跳，你别脸朝下，否则摔得你没脸没皮，家里人都不敢看。要摔你就摔死啊，别摔个半死瘫痪，一辈子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雷子，你个混蛋，你要是个男人就下来跟我回家!”

    沙先生说完背着手就走，走得依然是不紧不慢。手中的扇子一摇一摇如同展翅的大蝴蝶。

    众人正惊诧着呢，却见雷子一步一步地退下去了，抹着眼泪垂着头跟在沙先生的屁股后面。

    后来有人问雷子：“怎么就被沙先生给骂下来了?”

    雷子说：“沙先生那么儒雅的人都被我气得骂人了，那肯定是我做错了。”

    老街有了一个民谚：沙先生发怒——肯定你错了。

（有删改）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输。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汉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呆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呆了六个礼拜了。这件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陈才宇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