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无论是“五线谱”还是“数字简谱”，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复杂的音乐作品既不能创作，也难以演出。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抽象的科学一样，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艺术，它们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而西方人所要做的，就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于是，西方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在西方13世纪，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因为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

    音乐不是数学，我们不能指望将一组数学公式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我们也不能指望将一个哲学命题直接转变为交响乐。然而，一方面，音乐和数学存在着类似，因为数学和音乐具有抽象探索方案的特征，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另一方面，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生活态度、共同的信仰模式。

    最初，西方人对数字的崇拜、对音乐的崇拜、对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数字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西方人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在这种探索过程中，音乐家发现，任何单一数字所对应的音响都不能产生美，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显然比以往的“数字拜物教”有更大的进步，其意义相当于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然而，数学是发展的，音乐是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的。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这个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比我们期望的更为深远更为神秘。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被人们同样地判断：人们认为它们都在可允许的界限之外。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被认为不仅不使人愉快，而且是危险的，不仅有威胁，而且是魔鬼性的。

    这种数学家对无理数的恐惧、音乐家对不和谐音程的恐惧，犹如哲学家对非理性世界的恐惧。然而，无论数学家是否喜欢，无理数确实是存在的；无论哲学家是否高兴，这个世界确实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模式被创造出来的；无论音乐家是否愿意，不和谐的音响也确实构成了音乐世界的一部分。于是，正像数学家必须正视无理数，哲学家必须正视非理性一样，音乐家们也必须正视不和谐音程在作曲中的地位。

（摘编自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

    ①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③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全唐诗》中王之涣的七绝《凉州词》，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但是对诗中第一句是“黄沙直上”还是“黄河远上”却一直争论不已，我以为应是“黄沙直上”。原诗是：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981年出版的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作者从文学角度对“黄沙直上”和“黄河远上”的韵味意境进行了比较，结论是“黄河远上”较富于美感。这可能就是许多诗坛名家钟爱“黄河远上”，摈弃“黄沙直上”的原因吧。只是这富于美感的“黄河远上”是否是王之涣的原词呢？

    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同他的《登鹳雀楼》一样，采用的是不加渲染的白描手法，寓意于物，寓情于景。玉门关位于甘肃西部沙漠中的疏勒河谷，距黄河最近处（青海共和曲沟）的直线距离有770公里，距凉州（甘肃省武威市）的黄河达1000公里。把“黄河远上白云间”搬到玉门关来，是与该词的特色和作者的风格大相径庭的。这首《凉州词》又称《出塞》，被《全唐诗》收在第17卷“乐府杂曲”中，是供乐工制曲演唱的歌词，是在当地唱给出塞入塞的政吏、商贾和游客听的，有劝人思归之意。采用“黄河远上白云间”这种虚幻的曲词亦与当时演唱的氛围不符。王之涣出生晋阳（今太原），又是当时熟知和善写边塞风光的著名诗人。正因为他有耳闻目睹家乡沙尘天气和西北边关地区沙尘暴天气的经历，才能写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样生动形象的新颖绝句，使整首曲词沁人肺腑，确能使听者感到出塞之悲凉而动容怀乡。

    我国地质学家王嘉荫在1963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地质史料》中，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大型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史书记载里称这种天气为雨土，如北魏“景明四年(504年)八月辛巳，凉州雨土复地，亦如雾”。在王之涣所处年代及其前后50年间，《旧唐书》上记载的雨土天气有：“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己亥，黄雾四塞，日无光”……这是一些发生在京师（也可能包括当时比较繁华的北方地区）的雨土记载，由此可以毫不怀疑地推论，当时在沙漠环绕的玉门关地区确有可能发生与“雨土复地，亦如雾”和“黄雾四塞，日无光”相同的“黄沙直上白云间”的天气现象。

    40年来，一些文学家和科学家曾多次指出“黄河远上”之误。1963年，我国气象学创始人竺可桢指出：“现行唐诗集第一句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但古本唐诗原为‘黄沙直上白云间’。依照玉门关的气候和地理看，后者是合理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刘永济在1981年出版的遗著《唐人绝句精华》中指出：“此诗各本皆作‘黄河远上’，惟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按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1983年10月26日，我国地质学家尹赞勋在《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前四字现行诗集大都舛误为‘黄河远上’，背离原意，不合当地实际情况。”

    在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横排简体字《全唐诗》中，《凉州词》的第一句是“黄砂直上白云间”（集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里的“集”指的是清宫廷内所藏《全唐诗集》，为清初季振宜所编，这是目前所知的出现“黄河远上”的最早版本。《全唐诗》同时刊出“黄沙（在表述微小石粒时砂、沙二字相通）直上”和“黄河远上”两种版本，而且主次分明，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它让人们看到了王之涣身后流传一千二百多年的“黄沙直上”，也看到了近三百年来从出现到取代“黄沙直上”的“黄河远上”。孰实孰误，不言自明。

    研究古代诗文，有时从美感角度提出取舍，似无不可。但是，那种把诗词内容与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环境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未必是恰当的。只有当我们用历史的记录去明辨原本变异，用今天的事实去探寻历史真相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选自《中国图书评论》，(有删改）

    当金钱控制文化的生产后，就会出现对文化的侵蚀，文化就可能置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于不顾，甚至为了攫取利益，它不惜挑战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以引起“关注”，从而获得“利益”。这便导致了当代文化的“低俗化”问题的产生。

    桑德尔说到无处不在的广告时称：“侵略性的、干扰性的广告，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抱怨的主题。”低俗文化与那种富有侵略性、干扰性的广告相似，它犹如“苍蝇”，看似于人的肌体无大害，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些成群结队的苍蝇的袭扰。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和时间都被其分割和吸收。鲁迅对这种文化更持一种批判态度，指出它犹如“精神雾霾”，毒害心灵。他说：“看完一部书，都是那时的名人轶事，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低俗文化所体现的那些伤风败俗、有违道德伦理的观念和行为，有害人心，有害社会。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态度。史蒂文·约翰逊就认为低俗无害，他说：“我想我们是过于严肃地夸大了媒介能传递核心价值的程度。大部分人都知道屏幕上的人物是虚构的，他们是让我们来取乐、欢悦的，而非给我们什么伦理教导。”他认为暴力文化并不必然导致暴力的泛滥。而在有些人眼里，低俗文化并不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甚至还有助于减少犯罪。他们说，暴力影片可以将有暴力倾向的人吸引到电影院中，使他们不会到酒吧酗酒，然后四处滋事，从而减少暴力犯罪；沉浸于媒介暴力，尤其是具有参与性的游戏媒介，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种好的化解暴力倾向的方法。

    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首先它们是从“犯罪”层面而不是从“精神”层面来检讨低俗文化。在他们看来，只要与犯罪关系不大，甚至有助于犯罪的减少，就无害，就有益。可是，文化的“功过”利弊并不是以能否导致“犯罪”来衡量的，“文以化人”是文化的最大的功用，低俗文化的危害在于精神层面的污染，而不在于法律层面的犯罪。其次，他们立论的对象是价值观、是非观已经定型的“成熟人”，但是对价值观尚未形成、自制力尚薄弱的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对低俗文化缺乏一定的免疫力，低俗文化的侵袭易使他们“中毒”。

    当代文化的低俗化的成因很多，但刨根究底，无不指向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这个“总根源”。不破除“迎合需求”的文化生产的原则，文化低俗化问题就很难得到真正解决。这就要求文化创造者应当以社会利益为重，而非唯经济利益是图。除了“按摩式”的文化产品外，文化还应当为人们提供一种向善向美的精神动力和道德资源，有益于人心和社会。

（选自《文汇报》陈占彪《摆脱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有删改）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