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删减的消息引发各界热议。支持删减者拿出“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做论据，反对删减者认为鲁迅精神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双方争执不下，让编教材的老师们好生为难。依我看来，鲁迅的文章，删点为妙。鲁迅是生活在上世纪早期的人，虽然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但毕竟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又曾在日本留学，文风难免古风萦绕，中西夹杂，拗口难懂。不只学生看了如吃了“摇头丸”，就是老师们讲起来都觉得头疼。删除一点这样的文章，可能师生们都会拍手称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硬汉”形象，毛主席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删了鲁迅杂文，换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会不会无意识中让祖国的花朵们误入迷途？

    鲁迅不是常青树，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所以至今被人们深深地怀念。中国有个古老的新词，叫“与时俱进”。对于鲁迅的文章，照抄照搬，“拿来主义”，是不是违背了鲁迅先生的初衷？我们学的是鲁迅的精神，而不是他夹杂着日式表达的拗口白话。在教材中删除鲁迅的原文，难道不能用新时代具有鲁迅精神的文章“取而代之”？

    新时代有没有活着的鲁迅？我看肯定是有的。否则鲁迅逝世了，中国岂不真的折了“脊梁”？当今社会拿着“匕首投枪”，对不平、不公、不正大声疾呼，叹国人之麻木，怒国人之不争的大有人在，针砭时弊的好文章也比比皆是，编辑们选用他们的文章进入教材，既继承了鲁迅之精神，又克服了晦涩难懂之弊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鲁迅”在教材中也应与时俱进。把鲁迅当成权威，放进“神坛”，本身就是对鲁迅的污辱。依我看，世上的千里马不少，只是有些人相信权威，没有伯乐的眼光罢了。真正继承鲁迅精神，是善于发现继承鲁迅衣钵的人，而不是硬着头皮念鲁迅创造的“三字经”。

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春节传统文化亟待重视起来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这些童谣，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年习俗”，这也是人们记忆中的“年味儿”。

    然而，这些老传统对于现代人而言，已经渐行渐远。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鲜有时间和精力去体会这些“慢幸福”；另一方面，伴随娱乐方式多元，人们追求多样性的年节，也导致了这些老传统习俗的式微；再者，“互联网+”赋予了传统春节全新的载体，让老习俗有了新载体。但是，诚如专家所言，“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对“传承文化认知、增强民族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任由春节传统文化一再式微，对其亟待重视起来。

    首先，法律推动民俗保护势在必行。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其中文化部申报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6个传统节日均被列入其中。地方立法也应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应搭乘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列车。二〇一八年中央一号文件就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扫房、祭灶、春联、爆竹、压岁钱……与春节有关的习俗都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所以，春节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借机实现再振兴。

    同样，让春节传统文化氛围浓郁起来，也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比如，文化部门与热心企业共同搭台，让春节传统文化有施展拳脚的平台；于我们个人而言，更应该明白春节不是一个单纯的吃喝玩乐的节日，铭记春节传统文化，并通过多种形式传承下去，也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

    人工智能近来很火。普通人若要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虛实的利器。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建立标准体系，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

    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摘编自赵展慧《人工智能应用为重》）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共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