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榜样的新力量

    2008年11月13日，北京，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宣布了中国残联第五届名誉主席、主席团和执行理事名单。此次会议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不仅仅因为邓朴方卸任，更多的关注则是张海迪接任。曾经淡出公众视野许久的张海迪再次重回舆论中心。

    在张海迪的个人博客上，一篇《我的留恋》即论及离开作协赴任残联，短短几天，其下留言回复已有30多页，1000多条，大多数是祝福和希望。这个从2005年便开始写博客，经常凌晨还在更新日志的女人，因何引发了公众如此之大的热情?

    张海迪的成长，是一种典型。从一个"自强不息"的普通残疾女青年，到后来的哲学硕士和作协副主席，再到今天残疾人联合会"一把手"，她似乎永远充满了激情和动力，又以之自觉影响身边的人，天生为"榜样"这个词而活。

    1983年初。时任团中央书记的王兆国正在寻找合适的榜样典型。在各地报上来的名单里，团中央宣传部相中了张海迪：5岁起即因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自学完中学课程，"文革"时随父母下放农村，却给孩子当起了教书匠，并自学针灸为乡亲们免费治疗，此后自学多门外语，还干过无线电修理工。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先后为张海迪题词。报纸上争论过"海迪应不应该结婚"，还有人指责张海迪"为什么非要留长发"，定价4角的张海迪事迹手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印数突破了500万册。她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青年人们的偶像。

    在关于张海迪的大事记中，1984--1991这几年，似乎是一个空白期。转折发生在1983年3月11日，当天，她在人民在会堂作完报告，回到招待所，突然陷入昏迷，停止呼吸，经紧急抢救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此后，张海迪回到济南疗养，父母也调回省城。1991年，医生告诉张海迪，她得了黑色素癌，此后确诊为基底细胞癌。不管保守治疗还是动手术，都只有"半年"，也就是说，半年以后就"没有海迪了"。张海迪听了之后猛地一惊："真的吗?"但很快就又平静下来，觉得没什么，"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她人生中的第六次大手术，是在不打麻药的状态下进行的。镇静剂无法掩盖剧烈的疼痛，

    张海迪说当时希望有人用枪口对着她，在这一瞬间把她打死，"那该多好"。出来的时候，丈夫王佐良在外面等着，两个人的手一碰，他比她还凉。

    两年之后，1993年，张海迪依靠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同年3月，共青团中央举行了表彰大会，授予她"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并作出向她学习的决定。

    此后，张海迪所获得的各类奖项，大多和文学有关。比如1997年的"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999年的第四届外国文学作品优秀图书奖，以及2003年的第二届女性文学奖。在文学道路以外，她也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出访任务，继续发挥自己作为一个榜样的作用。

    张海迪曾经拒绝过残联主席这项职务，理由是"残疾人工作者可以选出来，作家不是选出来，而是磨砺出来的"。因为此次当选，她辞去了山东省作协的行政职务，但在博客里，又在凌晨1点半感叹："我留恋每一页纸，留恋第一个句子……我深深地留恋，毕竟我写了二十多年。"

    一个艺术细胞丰富、个人感情充沛的女作家，是否能做好残联主席这份工作，对此人们有着自己的疑虑。张海迪在博客中解释道："现在我从一个作家成为残疾人工作者，在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学习，我会一始既往地努力，淡泊名利，勤奋工作。"

    张海迪始终作为一个英雄和榜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同时她又作为一个人们印象中美丽、开朗而乐观的女性存在。

    对她自己来说，在肢体的巨大痛苦中，做一个"会寻找快乐"的人，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这种励志色彩浓厚的人生观通过博客及其著作传播开去，使得25年来她所树立起来的道德力量，并未随着时代的巨变而出现任何不适应和削弱，也将在她的残联主席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村

龙应台

    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个小村里，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务办完。

    早上10点，先去银行。知道提款机在哪个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两三个月一次，你进到银行里面去和专门照顾你的财务经理人谈话。坐在一个玻璃方块内，他把你的财务报表摊开。他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国语认真地对你解释什么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看着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像一个情人要去当兵了，担心女朋友不会煮饭。原来他要跳槽去了。

    11点，到二楼美容院去洗头。长着一双凤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马上把靠窗的那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广东话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发要剪什么发型，若是染发用的是什么植物染料；在你开口以前，她已经把咖啡端过来了。

    12点，你跨过两条横街，到了邮局，很小很小的一间邮局。你买了二十张邮票，寄出四封信。邮务员说，“二十文。”“二十块”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没有，你没有“碎银”，因此他只好打开抽屉，设法把你的五百大钞找开，反倒给了你一堆“碎银”。

    带着活在清朝的感觉走出邮局，你走向广场，那儿有家屈臣氏，可以买些感冒喉片糖浆。你准备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不能不看见十字路口那个小庙，不到一个人高，一公尺宽，矮墩墩地守在交通忙乱的路口。蹲下来才看得见小庙里头端坐着六个披金戴银的神像，香火缭绕不绝。出租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庙口的信徒拈香跪拜，一脸虔敬，就在那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里。矮墩墩的庙却有个气势万里吞云的名字：大海王庙。庙的对联写着：“大德如山高，王恩似海深”。信徒深深拜倒。

    广场，像一个深谷的底盘，因为四周被高楼密密层层包围。高楼里每一户的面积一定是局促不堪的，但是没有关系，公共的大客厅就在这广场上。你看过鸽子群聚吗？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体态蹒跚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彷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最后一站，是菜市场。先到最里边的裁缝那里，请她修短牛仔裤的裤脚。二十分钟后去取。然后到了肉铺，身上的围裙沾满血汁肉屑的老板看见你便笑了一下，你是他练习国语的对象。第一次来，你说，要“蹄膀”，他看你一眼，说，“台湾来的？”

    “怎么知道？”

    他有点得意：“大陆来的，说肘子。广东人说猪手。只有台湾人说蹄膀。”

    嗄？真有观察力，你想，然后问他：“怎么说猪手？你们认为那是他的‘手’啊？你们认为猪和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啊？”

    他挑了一只“猪手”，然后用一管蓝火，快速喷烧掉猪皮上的毛，发出滋滋的声音，微微的焦味。

    花铺的女老板不在，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阿婆看着店。水桶边有一堆水仙球根，每一团球根都很大，包蓄着很多根。“一球二十五文，”阿婆说。我挑了四个，阿婆却又要我放下，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听不懂；对面卖活鸡的阿婆过来帮忙翻译，用听起来简直就是广东话的国语说，“阿婆说，她不太有把握你这四个是不是最好的根，所以她想到对街去把老板找回来，要老板挑最好的给你。”

    阿婆老态龙钟地走了，剩下我守着这花铺。对面鸡笼子里的鸡，不停闪动翅膀，时不时还“喔喔喔”啼叫，用最庄严、最专业的声音宣告晨光来临，像童话世界里的声音，但是一个客人指了它一下，阿婆提起它的脚，一刀下去，它就蔫了。

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王向田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流浪的名著

蒋新

    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

    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着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

    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

西溪的晴雨

郁达夫

    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总还没有白，前两星期，源宁来看了西湖，说他倒觉得有点失望，因为湖光山色，太整齐，太小巧，不够味儿。他开来的一张节目上，原有西溪的一项；恰巧第二天又下了微雨，秋原和我就主张微雨里下西溪，好教源宁去尝一尝这西湖近旁的野趣。

    天色是阴阴漠漠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儿冷，也有点儿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车过方井旁边，自然又下车来，去看了一下那座天主圣教修士们的古墓。从墓门望进去，只是黑沉沉，冷冰冰的一个大洞，什么也看不见，鼻子里却闻吸到了一种霉灰的阴气。

    把鼻子掀了两掀，耸了一耸肩膀，大家都说，可惜忘记带了电筒，但在下意识里，自然也有一种恐怖、不安和畏缩的心意，在那里作恶，直到了花坞的溪旁，走进窗明几净的静莲庵堂去坐下，喝了两碗清茶，这一些鬼胎，方才洗涤了个空空脱脱。

    游西溪，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盒行厨，慢慢儿地向西摇去为正宗。像我们那么高坐了汽车，飞鸣而过古荡、东岳，一个钟头要走百来里路的旅客，终于是难度的俗物。但是俗物也有俗益。你若坐在汽车座里，引颈而向西向北一望，直到湖州，只见一派空明，遥盖在淡绿成阴的斜平海上；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

    从留下上船，回环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芦花浅水里打圈圈；圆桥茅舍，桑树蓼花，是本地的风光，还不足道；最古怪的，是剩在背后的一带湖上的青山，不知不觉，忽而又会得移上你的面前来，和你点一点头，又匆匆的别了。

    摇船的少女，也总好算是西溪的一景；一个站在船尾把摇橹，一个坐在船头上使桨，身体一伸一俯，一往一来，和橹声的咿呀，水波的起落，凑合成一大又圆又曲的进行软调；游人到此，自然会想起瘦西湖边，竹西歌吹的闲情，而源宁昨天在漪园月下老人祠里求得的那枝灵签，仿佛是完全的应了，签诗的语文，是《庸风·桑中》章末后的三句，叫做“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此后便到了交芦庵，上了弹指楼，因为是在雨里，带水拖泥，终于也感不到什么的大趣，但这一天向晚回来，在湖滨酒楼上放谈之下，源宁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

    前天星期假日，日暖风和，并且在报上也曾看到了芦花怒放的消息；午后日斜，老龙夫妇，又来约去西溪，去的时候，太晚了一点，所以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葫磨了半日之半。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说后，还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条件，要我们到那时候，再去一玩，他当预备些精馔相待，聊当作润笔，可是今天的字，却非写不可。老龙写了“一剑横飞破六合，万家憔悴哭三吴”的十四个字，我也附和着抄了一副不知在哪里见过的联语：“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

    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那里去摸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像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断桥

蒋寒

    接连两场暴雨，上百年的古桥，被山洪毁了。

    洪水将山寨与外界天隔一方，孩子们上学，大人们赶集，只能靠树杆、木梯、竹竿慢慢爬过去了。

    村民们找到郭支书，请他拿主意。

    郭支书住在山寨对岸的郭家坨，郭家坨地势高，再大的洪水也奈何不了它。郭支书听了村民的反映，吧嗒着旱烟，思忖着，不急。乡亲们急啊，挤了他家满满一屋子，支书娘子忙着为大家沏茶添水。

    山寨丙成代表大伙说：“就那样断着，不是个事啊！大人进进出出好办，娃娃们上学呢？你不是常说，一切为了下一代嘛！”

    郭支书伸出两指捻了捻火星闪动的旱烟，吧嗒着，不吭声。

    有人小声说：“我们知道，你肯定还在生大伙的气。入夏以来，见你没少往古桥下跑，东瞅瞅，西敲敲，大伙说你是盼着古桥垮了，好向上面申请救济款，以便从中捞……”

    声音小得没人听得见。

    屋外的大狼狗汪汪地叫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了，近期还将有持续暴雨，省、市、县层层拉响了防汛警报。村委会也早作了安排，这会儿，马主任正带着工作队现场走访……

    丙成说：“郭书记，你大人大量，快替大家拿个主意吧。上面要不拨款，我们各家凑也行。”

    郭支书翻大伙一眼，说：“钱，我来想办法，力，大家得出。”

    “要得要得！”大伙就兴高采烈地散了。

    有人见，第二天一早，郭支书拎着包朝镇上去了。几天后回村，他就给望眼欲穿的乡亲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修桥款弄到了，钢筋水泥什么的都联系好了，接着就送来，天晴就动工……

    时不我待，趁着阳光天气，两台吊车就轰轰隆隆开进断桥现场，洪水也下降了许多，山寨老少能动的都出来了，大伙说说笑笑，干得热火朝天……

    郭支书和马主任在现场指挥。马主任抹了抹烟嘴，递给郭支书，白烟就从郭支书的鼻孔里冒出来，一脸欣慰。

    马主任感慨道：“老伙计啊，真是难为你了，镇上县上一毛不拔，得亏你家老大开明啊，从自己公司支持50万。”

    郭支书笑：“我们养育下一代图啥，不就是为我们修桥修路修康庄大道嘛。”

    马主任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半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现代大桥就牢牢地架在了天河上，连接着山寨与外面的世界。

    可是随后，村里传出了关于郭支书的风言风语，说是郭支书这回准是贪了不少上面的修桥款，有人甚至闹着要找郭支书讨工钱。

    风言风语被马主任苦口婆心压了下去，大伙听说是郭支书的大儿子公司出的钱，又有话说了，不仗着他老爹是个支书，他能开公司吗？再说，50万啊，没有好处的事情，傻子才干！

    马主任听了，哭笑不得。

    坐在断桥的残垣上，凝视着旁边雄伟的新桥，郭支书缓缓地吐着烟，对身旁的马主任喃喃道：“汛期过后，我就辞职了，但愿这座桥能管一百年，一万年！”

    倏地，山洪从马主任的眼眶奔涌而出。

（选自《金山》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