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刊印的这个“摘要”必然是不完善的。我不能在这里为我的一些叙述提出参考资料和证据。我期望读者对于我的正确性能有若干信任。我虽然时常注意，只信赖良好的证据，但是无疑错误还是会混入的。这里我只能举出我所得到的一般结论，用少数事实来作说明，但我希望这样做通常可以把事情说清楚。没有人比我更感觉到有把结论所依据的一切事实和参考资料在这里详细刊印出来的必要，我希望在将来的一部著作中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十分清楚：本书中所讨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不能引用事实来作证，而每一论点显然往往会引出一些与我所得到的完全相反的结论。只有对于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的事实和论点加以充分地叙述和比较，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但这里不可能这样做。

                                              一一选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绪论》

守候

风为裳

    经过数十天的不懈努力，系列电缆偷盗案确认与他有关。警察们得到线报，他的妻子即将临产，他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产房。

    李队长带着小吴、大刘提前守在产房门前，果然，失踪了很多日子的他风尘仆仆地赶来。警察们都很兴奋，想扑上去抓住他，然后就可以像拉住萝卜缨牵出大萝卜一样把偷电缆线的团伙一网打尽。案子结束后，李队长要给老伴儿补过个结婚纪念日，结婚整整三十年了，老伴儿跟着他吃苦受累还担着心。每说起这些，铁汉似的李队长的眼圈儿都泛红。小吴要跟女朋友约个会，再不见个面，离散伙就不远了。这都是小吴处的第五个女朋友了，再不成，小吴就成剩男了；大刘要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孩子说都快小学毕业了，他们班主任都不知道老爸长得是方是圆，还以为他是单亲家庭呢！

    可是，在行动的前一刻，大家发现医生正面色严肃地跟他说些什么，他在单子上签字，接下来医生护士紧张地进了手术室。他颓然地蹲在地上，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大家面面相觑。李队长悄悄走出去，给小吴、大刘发了条短信：我在产房门外等过孩子出生，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咱们再等等……

    看了短信，大刘咧嘴笑了笑，他也有过这种经历。小吴噘了噘嘴，不抓，万一煮熟的鸭子飞了咋办？但命令就是命令，还是守着吧！

    三个人远远地看着他，个子不高，穿着也很平常，不过是个普通男人。如果不是犯了罪，这该是个既紧张又幸福的时刻吧！

    从医院里打听到他的爱人是高龄产妇，心脏也不太好，很危险。

    从早上8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他在产房门外走来走去，偶尔长长地叹口气，一刻也没有离开。同样守在医院里的还有躲在暗处的李队、小吴和大刘。他们饥肠辘辘，很多天夜里蹲守，人困马乏，如果能吃一顿热乎饭菜，再美美的睡上一觉该有多好。

    但是，大家只能守候在产房门前。

    下午4点，产房里“哇”地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男人快步走到产房门口，搓着手，脸上却是笑意。

    小护士出来，高声说：“是个男孩。只是你爱人还处在危险期，你要好好照顾！”

    小吴的心“咯噔”了一下：是啊，整个生产过程，怎么不见他的任何亲属呢？如果抓了他，那产妇和孩子怎么办？

    没办法，谁也不能让一个刚刚临盆还没脱离危险的产妇亲眼目睹丈夫被抓的惨剧。如果那对母子出了意外，李队说，他们会自责一辈子的。

    那就再等等吧，反正都守了那么多天了，不在乎多这一两天。

    李队跟小吴、大刘碰了一下头，分配了一下任务：两个人盯着，一个人去吃饭、休息。三个人轮换着。

    这一守就是六天。

    每天，他熬了鸡汤喂她喝，抱着孩子傻傻地笑，甚至整夜整夜守在妻子孩子的床前。他跟最合格的丈夫、最慈祥的父亲没两样。只是，他犯了法。

    那一天，小吴吓坏了。他去菜市场买菜，到了菜市场，他三转两转就不见了。小吴立刻慌了神，如果发现了警察正在跟踪他，他逃跑或者出了意外，案子又没了线索，怎么向上级交待呢？更重要的是，产妇和那个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谁来照顾呢？还有，产妇能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吗？

    那一瞬间，李队甚至对这几天按兵不动有了怀疑。这么辛苦，真的会有好结果吗？他会知道他们的苦心吗？

    好在只是一场虚惊，他在一个角落里买鸡蛋。他闪身出现在李队和小吴的视线里时，两位警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六天后，他爱人的老妈赶了过来。她也度过了危险期。是收网的时候了。

    他走出医院的大门，警察们出现在他面前，亮出了逮捕证。

    他很沉默，绝口不交待同伙的情况。李队长把这些天跟踪他的事儿讲给他听。他屈身跪在地上，泪如雨下。

    一个多月后，他爱人才得知真相。

    那六天，他守候的是病危的爱人和刚刚来到人世的孩子，李队和小吴、大刘守候的是法律之外的人间温情。这温情比惩罚更能直抵人心。

低空飞行

万晓岩

    ①这次，在梦里，我又飞了起来。

    ②这个情境是如此熟悉，如此清晰。以至于我飞累了，出了一头汗，醒了。意识回过来了，知道躺在床上，我重新打理意念，还把镜头重新回放了一段，在回放与断片中慢慢睡回去，再回去，飞翔，就没了。

    ③生活里，满满当当的那么多，能记得住的，已是少之又少。唯有这种飞翔，在梦里多次循环，反复强化记忆，我不得不回忆它，审视它。通常是某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被追赶，或遇到障碍，没有翅膀，也没有扫帚，我只是疾跑起来，而后，总在紧急关头，眼看被抓住，眼看要踏入河里，跌下深渊，接着一提气，凌空而起。梦里，我总为自己设定化险为夷的本事和运气。飞行的姿势也是有别常规，没有翅膀，无法矫健地升空或者俯冲，多数时候，我都是慢镜头一样的大跨步地空中奔跑。跑着跑着，还担心这样重心会下垂，一想，越发快掉下来了，赶紧改成双臂划行，像在空气里自由泳或者狗刨。所以每次飞行醒来我都特别累，连偶尔滑翔，我都心累，觉得自己该减肥了。这就注定无法高入云端，只能低空滑行。

    ④庄周梦蝶，醒来了他很疑惑，不知道是自己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想到最后，认定庄周与蝴蝶一定是有分别的，这就是物我合一。他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也会与蝶化身合一，所谓大无穷，小亦无穷。我一介俗人，连做梦都没得志向，离地三尺，茫然四顾，看不清山水，记不住乡愁。

    ⑤在地上久了，会向往天空。在城市久了，会向往乡村。像城市越来越厚，农村越来越薄一样，一片片的村子，慢慢衰败，跟守着它的那些人一起，日渐老去。能给村子制造活力的人，都离开村子涌进城里，要与命运一决高下。暮色四合的时候，村子里炊烟四起，灯火次第燃亮，是人世的基础温暖，凡漂泊在外，或劳作归来，这层暖意是人心灵的安放之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炊烟一缕一缕地瘦下去，灯光一盏一盏地暗下去，村子是如何渐渐冷去的，谁还能记得清。巢空了，声响也减少，村落就沉寂下去。人少了，野草就会疯长，一些破旧的房屋，断墙，半掩在旺盛的野草丛里，这样的绿草，叫人害怕。城里的草，得伺候着长，人太多了，草就失去了精气神，好像天地精神都被人吸了去，草争不过人。在荒芜的乡村，草就反过来了，做了村子生命力的主宰，在断墙烂垣里，在风烛残年的咳嗽声中，放肆生长。还有各种花，开得命不足惜。一架低矮的草屋，调子灰暗，屋前却轰轰然开了一树桃花，热剌剌的，遮掩、矜持、娇嗔，城里桃花的这些词，她全用不上，无论有没有人注视，驻足，她只是一口气把整个春天都开够了。人和自然，相持相守，从来都是此消彼长，稍微找一个平衡处，便是佳境。正如村里人拼命出去，城里人被挤累了，也总想田园牧歌。想归想，不一定当真，都是被城市绑架的人，愿望是附条件的，给他一个院落，他未必看得见星空。

    ⑥说到底，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里活着，是渴望起身的。这或许是我反复在梦里低空飞行的缘由。我在潜意识里，是希望离开生活现场，站在一个高度，刚好看得见生活背后那一张张底牌。张爱玲在云端看厮杀，曹雪芹俯视了白茫茫一片大地，我没有资本，却妄想重回天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古至今，总是有那些高出生活现场的人，庄子逍遥齐物，见千年树木因不材而寿，故友之雁因不鸣而被杀，故而说，自己浮游于材与不材之间。这尺度刚好均衡，通天地之道也。或许，只有双脚离地，跳得出惯有的视线，才会有新的视角。至于材与不材，是我一直混沌不明的。

    ⑦离开现场，除了获得其他视角外，剩下的，算一种自我救赎。世界每天都在运转，快或者慢，都是不会停的，不会为谁大喝一声而停。车子爬满了街道，蝗灾一样。我坐在车子里，不敢幻想车子能凌空而起，变形金刚一样生出翅膀。我知道蝗灾如乌云蔽日，这种念头想象一下都觉得恐怖。以前过年，都在家里守岁，如今呢，人过年不如说是手机过年，人早成了它的奴隶。初五破五求财神，武汉归元禅寺里人头攒动，财神若是有密集物恐惧症，不知道得吓昏过去几回。万千人聚集，每个人心里却是虚空，若是置身于这样满满的虚空里，这个绝望，何异于大兵压境？能亚于如临深渊？能不希望整个人像一棵葱被连根拔起么？扫帚、翅膀不指望，来一阵风直接刮走多好。

    ⑧有时候我们需要宏大叙事，把镜头拉开，不纠缠于细节。像老树画画，五官表情都省略掉，只有轮廓。如果风大，把我们吹高了，我们且按下云头，回到离地三尺的位置，把世界展开来打量。世界在我的眼前，寒来暑往，虚虚实实，倒空了故事，又被故事塞满。

（有删改）

清

刘建超

    基德老汉病了，病得不轻。村里人来看望他，说，叫你清风娃回来看看吧!基德老汉轻轻地摇着头，不用了，娃要招呼好多事，忙呐。

    村里人从基德老汉屋里出来也连连摇头，这个老倔头，硬说自己的娃在省城做大官呢。都这劲儿了，还嘴硬哩。

    “俺清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这句话不知被基德老汉唠叨过多少回了。街坊邻居遇到个啥作难的事，这句话就会从基德老汉皱巴巴缺了牙的嘴里轻溜溜地滑出来。谁都知道，基德的娃是在外地，可从没有听说他的娃当啥大官。这个穷乡僻壤的村里，当官的只有一个，就是东街的狗毛在县城啥子公司当科长。村里人都知道狗毛的官大，因为狗毛每次回村都开个铁壳子车，给村里人发长长的带把儿的烟。

    基德老汉的话不是没人信过。那年县里化肥脱销，村里人眼瞅着田里的苗施不上肥，急得牙根子上火。基德老汉一句“俺清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的话，惹恼了村委主任，老爹，你就别添乱子了，你娃真当的是大官就让他给批点儿化肥来。看看人家狗毛家的地，早上了肥了。基德老汉就背了个包，搭车去了省里，三五天过去还真拉回一车尿素。价钱高了，可田不等人。肥用了，闲话也有了。还说娃在省里当啥官呢，连平价化肥都搞不到。基德老汉解释说，俺娃说，尿素上着比化肥好呢。庄稼人不愿意听，庄稼人图的是实惠。

    基德老汉每年地里活闲的时候，就背着杂粮去省城娃家里住些天。回村里也给大家带些各种各样的吃食。

    村里人就问，你娃清风就不给你带点儿高级烟?基德老汉说，俺娃不吸烟，说吸烟不健康。村里人又问，你娃也不捎点儿好酒？基德老汉说，俺娃也不喝酒。娃媳妇说了，喝酒也不健康。村里人就撇嘴了，那烟酒都不健康，国家卖它做啥？基德老汉也答不上来。

    纳着鞋底子的媳妇们就问，城里住得好好的，急着回来做啥？基德老汉说，城里，咱乡下人住不来。上楼下楼都关在个铁壳子里，忽悠得人头晕。地上铺着实木块，油光光的直想打跟头。进屋还要换鞋。七老八十的人喽，娃媳妇还逼着喝酸奶。

    年轻人逗趣地说：吹牛吧，你娃清风要是个大官，肯定也坐那铁壳子车。叫你娃开铁壳子车送你回来。

    基德老汉再进城还真是坐着铁壳子小车回村的。

    基德老汉说，在城里两天就待腻了，对清风娃说俺要回村呢。娃说去打火车票，俺说火车坐着头老晕。娃说那就打汽车票。俺说汽车开不到村里。爹老了，腿脚不利索了呢。你就用你成天坐的那种小车把俺送回去，村里人都惦记着呐。娃没说二话，打个电话就要来车。瞧瞧，排场不？红颜色，娃说吉利。基德老汉脸上堆满了欣慰。

    一青年围着车转了一圈，认出了车上印的字，老爹，你坐的是出租车，要花大价钱雇呢。基德老汉说，俺一个子儿也没掏。

    那是你娃给掏的呗。问问师傅从省城到咱村得多少钱。

    开车师傅伸出手指头比画了个八字。

    恁贵，八十块钱？基德老汉瞪圆了眼睛。

    八十块钱?哈哈，八十块钱只能摸摸，给了八百我还不愿跑呢，回去得赶夜路呢。

    基德老汉张大了嘴巴，像一下子矮了许多，见到大人小孩都低着头，从此不再说娃在省城做大官的话了。

    村里遇上了干旱，地里的庄稼都蔫了。村主任急得满嘴起泡。村主任来找基德老汉，老爹，你娃不管当啥官，能不能找找人帮咱村里打几眼井啊？

    主任交代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基德老汉就进城找清风娃，没待两天就回来了。村主任问，打井的人来了没有？

    基德老汉说，清风娃说了，这旱是全省旱，要那啥，统筹解决。村主任说，屁，等到统筹咱全村人都喝西北风了。基德老汉从布袋子里拿出一摞子钱，娃说了，让咱自己先打井干着。这是娃自己的五万块钱。你干不干？

    干，全村人砸锅卖铁也得打井抗旱。

    基德老汉病了，病得不轻。迷糊中的基德老汉嘴里念叨着：“井……水……”

    基德老汉去了。清风娃从省里回了村。第二天村里来了一排溜大车小车，有省里、市里、县上的。村里人这才相信基德老汉的娃真是在省里当大官呢，管着全省人的吃喝拉撒。清风娃挨家挨户感谢乡亲对老爹的照顾，然后带着媳妇女儿在基德老汉的坟前跪了很久很久。

    基德老汉的坟前摆放着几个大碗，碗里盛的是刚刚从机井里打出来的清凉凉的水。

（摘自《小说月刊》）

五九^①

老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①五九：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以后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平淡的事

彭家煌

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没屋子住。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他搬进去。匆忙的我不过记住了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 

第二天，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至于他本人，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说：“曾先生，我们去喝酒吧！” 

他连忙鞠着躬：“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发现一酒馆。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 

“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我们喝酒吧！——这地方真好！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你何不好好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笑“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曾先生，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 

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他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 

“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木器。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 

“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老夏说。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十二，二五日于上海（节选自厦门中学生助手微信公众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