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多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展正在各地巡展，行草隶篆、水墨油画，将这些知名艺术家的情趣和修养，从一个侧面传递给观众，确实值得一看。但是，算一算他们的岁数，你也会心存遗憾，他们大都年过花甲，乃至耄耋之年，而年轻一代寥寥无几，尤其那些当下正红的年轻表演明星们基本阙如。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这一盛会，或许书画艺术需要岁月的积淀，可是，他们的文化情趣平时又体现在哪里呢？

    无论创作还是表演，文化情趣很关键，一代代艺术家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是许多老一代电影、音乐、戏剧名流的基本功，学贯中西更是他们知识储备的特征。去年辞世的于是之就是戏剧演出的大家，但他的散文功底、书法功力和深厚学养也是公认的，正因为这种底蕴，让于是之的表演充满魅力，有口皆碑。可以说，具备了多种文化情趣，拥有了广博的知识，不但有助于领悟把握艺术，还可以为人生带来丰富的意蕴，不至于老在那里空虚烦躁，尤其是压力和烦闷难以排解时，在文化情趣的滋润下，就有可能顺利地疏通。

    其实，当下很多明星的学历并不比老一代艺术家弱，读完大学本科的很普遍，读过研究生甚至出洋留学的也不少见，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起文化情趣，好像大多不如前辈。写字，除了经过精心设计的那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签名外，很多人只要拿起笔，往往都是蛇首豸行；绘画，大约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走进过美术馆和博物馆呢；而且，更有不少唱歌的却不了解戏剧，也有身在戏剧行当的却又不懂歌剧和交响乐，还有演影视的居然不明白文学为何物。另外，将艺术仅仅当做技术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技术只适合在公众场合炫耀，而不可能转化为修养与情趣。

    今天身在演艺界的人们，其国际交流的环境、掌握现代技术的水准、生活样式的多姿多彩，都远超过老一代人，只是他们的文化视野实际并不比前辈宽广，对人生的认知也十分狭窄，这恐怕与轻视文化情趣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特点，知识储备当然也不必强求一致，文化情趣或许可能各有所长，当今也有很多传递手段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涵养方式，都是为了多一点情趣、多一些润泽、多几种品鉴渠道，这些，对人生对艺术专业总会有所裨益。

    现在年轻一代，网络知识很丰富，玩游戏的水平相当高，在虚拟空间可以畅行无阻，但如果身在演艺界，现实生活的体验、多方面的文化培育，依然不可或缺。否则，戏路就会单一，演艺生命就会速朽，还有可能在不该栽倒的地方栽个大跟头。

    正当红的明星，虽说具有宽阔的商业前途，拥有大量的网络粉丝，可以占据收入排行榜的前列，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可能很无趣，闲时兴许还很无聊，底线又相当的模糊，于是，触碰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文化情趣并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但起码可以让生活充实，让闲暇丰富，让趣味不那么低下。

    丰富的文化情趣，对演艺界不可或缺！

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现在，研究人员正试图分离和确定“爱情”这种看似非常独特的人类情感的神经回路和遗传基础。事实上，生物学家可能很快就可以把爱情的精神状态还原为一系列的生化事件。这对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的演化有重要意义，并且会引起重大的社会议题

    对一些动物的研究结果也解释了神秘的爱情。

    我们人类不是唯一能形成强烈的、持久的社会联系的动物。拿母婴依恋来说吧，一只母羊和她的小羊羔，或者一个雌性猕猴和她的孩子，与人类的母子关系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演化上保守的脑机制。在人类、大鼠和绵羊的分娩和抚育后代的过程中，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在脑中被释放出来。对于母羊而言，在其脑部注射一针催产素，能使得她跟一个陌生的小羊羔迅速建立一种依恋的亲密关系。

    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配偶之间长期的亲密关系是很少见的。这种配偶之间依恋的神经机制可能跟母婴依恋相似。举个例子，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而言，配偶依恋被交配过程中脑中产生的催产素所激励。当一只雌性草原田鼠的脑中被注射催产素时，她很快就会依恋上离她最近的那只雄性草原田鼠。催产素这种激素跟由多巴胺所驱动的奖赏和强化系统相互影响，而后者跟尼古丁、可卡因和海洛因使我们产生欣快感并上瘾的神经系统是同一回路。

    负责草原田鼠配偶依恋的脑区和负责人类爱情的脑区有着令人着迷的重叠。当妈妈们看着她们孩子的照片时，人类脑部跟多巴胺相关的奖赏区域变得活跃起来。而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深爱的人的照片时，同样的脑部活动也可以被观察到。人类配偶依恋可能跟人类母婴依恋在进化上彼此纠结。

    配偶依恋在雄性中的神经回路跟雌性的相似，但是神经递质不同。比如说，在雄性草原田鼠中，后叶加压素能促进配偶依恋，增强对潜在的情敌的攻击性，激发父性本能。而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avpr1a调控区域的变化，能预测一只雄性田鼠和雌性田鼠形成紧密依恋的可能性。

    同样，人类avpr1a基因的不同形式，跟配偶依恋和配偶关系紧密相关。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拥有avpr1a基因某种变体的男性相对于没有这种变体的男性，有2倍的可能性保持单身；并且，在最近的报告中，结婚后的前者在他们的婚姻中出现危机的可能是后者的两倍。同时，前者的配偶相对于后者的配偶，倾向于表达更多对婚姻的不满。

    由此看来，爱情可能只是古老的神经肽和神经递质的混合而出现的一种东西，这种观点引起了重大的社会话题。比如说，异想天开的以操控脑活动增强或者削弱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爱情的药物可能不会很遥远了。

    无论如何，最近生物学上关于配偶依恋的发现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位不择手段的追求者可能会将一剂“爱情药水”偷偷放进我们的饮料。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做了，我们会介意吗？毕竟，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选自《环球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魏家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了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

    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

    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说“韵”

金开诚

    “韵”最初的含义大约是指声调的和谐。蔡邕《琴赋》中的“繁弦既抑，雅韵乃扬”，陆机《演连珠》中的“赴曲之音，洪细入韵”，用的便是这个意思。

    声调的和谐经过人的“通感”首先向两个方面蔓延生发。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上的和谐得体，这一般被称为神韵、风韵。但神情、气派、风度这几个词，一般说来是中性的，无褒贬之意。而神韵、风韵一般指神情、气派、风度中已经含有了某种和谐之美。另一个方面是在文学艺术中蔓延，这一般被称为气韵。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将“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

    不过，以上所谓的形容人的和谐用神韵、风韵，形容文学艺术的和谐用“气韵”，只是就一般而言，实际上两者混用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韵”的含义既已蔓延到形容人与艺术，就势必还要扩散到各种事情上去。“风流韵事”即其显例，而其事则必须和谐才能称为“韵”。如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就是风流韵事，有“墨皇”《兰亭集序》为证。倘若这帮人喝醉了酒争吵起来，乃至大打出手，那就既不“风流”也非“韵事”了。唐代元稹写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不算“风流韵事”，因为“始乱终弃”这件事并不和谐。等到《会真记》演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时，作品所写的就是风流韵事了。因为那事情虽有波折，终趋和谐。和谐之美是“韵”的核心含义，这是不能有太大变化的。

    “韵”虽以和谐为核心，但这和谐却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从谢赫所强调的“气韵生动”就可以看出，和谐还须是动态的，具有外在的或内在的生动性。比如说时装店里使用的木制模型，套上时装不能说它不和谐，但却没有气韵；而活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却变静态为动态，具有外在的生动性，那就或多或少有些气韵了。犹如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之类，那是不穿时装也有气韵的，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生动性。”韵“所指的和谐要结合生动这个特征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出于声调，而声调则是流动变化的；蔓延到人，则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表现得充分；又蔓延到文学艺术，自然更要求生动传神。静态的书法、绘画尚且要求只有形象生动，才谈得上气韵，更何况动态的电影与电视剧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倘若毫无气韵，那便是劣作。

    第二个特征是“韵”的和谐还要使人玩味不尽，所以又生发了“韵味”这个词。在京剧行家看来，唱得有没有韵味，乃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照理说，一个演员唱戏，只要音色不怪异，又不荒腔走板，自然已达到和谐有“韵”的标准；但，事实上“韵”之外还要再加上“味”，就是说这种和谐还必须能引发审美中的联想与想象，这样才会有使人玩味不尽的魅力。只有有了“味”，才能使“韵”这个审美标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因为“韵”所指的和谐已经是传统的中庸思想的一种表现了；如果再加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那就又涉及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阴阳统一了。

    总之，对“韵”的追求，不但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而且也为传统文化宝库带来了相当客观的创造性成果。有关“韵”的创作经验和思想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它能使中国人的生活与创作多一点风姿韵致，少一点不文明。

（选自《艺术欣赏之旅》，有删改）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如图所示）：

    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很深远，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主张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以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倡导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消费，可以改变高耗的生产、生活方式，达到主体与客体协调互济。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但它阐扬的人与自然一体观，对于祛除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印度思想中也有此类资源，泰戈尔说：印度人强调人和宇宙和谐。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人与天调”的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体与客体截然对立造成的生态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绝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回古代的“主客不分”，而是利用现代科技，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

（选编自冯天瑜《古典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有删改）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