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百科全书》“岳飞”条说：《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

    笔者认为，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发现，完全可以判定这首词是岳飞所作。一是1980年12跃，河南汤阴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虹》词碑，为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虽然词的末句作“朝金阙”，与明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墤石碑所书《满江红》末句“朝天阙”不同，其实“金阙”犹“天阙”，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长期窃据相位，而后来的蒙古贵族也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满江红》赖民间代代相传，因而出现异文是难免的，也是可是理解的。

    岳飞死后三百多年，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以后历经代宗、宪宗、孝宗约七十年，为明朝的中衰时期。皇帝宠信宦官，政权常不稳定，蒙古族连年不断地侵袭掳掠，时局舆，“靖康之难”以后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党务之急，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曾听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明景泰元年（1450）由政府出面在汤阴修建岳庙，并赐榜曰“精忠之庙”。同时，又将杭州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改名为“岳王庙”，并赐额“忠烈”。这一切可以初步判定《满江红》只能是岳飞所作。

    1986年，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中发现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题为“舆祝允哲述怀”的《满江红》及祝氏的和作。这首词与今傅《满江红》字句多有雷同，当是岳飞在后来特定环境中改定此词的基础。

    关于此词的写作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当是作于绍兴十年（1140）秋。这年七月，在郾城，颍昌两仗中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岳飞话其部下曰：“直抵黄龙府，舆诸君痛饮耳！”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进军汴京时，高宗和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令立即退兵。岳飞在无可奈何，极度悲愤中，改写原作，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那些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疑点以外，退认为“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也是可疑的。其实中国共有三座贺兰山。一般词家都认为岳飞词是指宁夏的贺兰山，“借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但是当时它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岳飞何必去踏破它呢，而江西赣州的贺兰山，与岳飞“直捣黄龙府”的素志背离，肯定舆此词的写作无关。河北磁州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岳飞曾在此驻守经年，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就成了抗金的主战场。所谓“踏破贺兰山缺”最有可能指此处。

    至于《金陀粹编》未能收录此词，则是因为岳珂编集时尚未发现。《满江红》一词湮没民间三百年，至时势需要时才重新现身。

（摘编自陈非《＜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

冯骥才

    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没有诗，这抱怨令我深思。

    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诗，曾经让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兴亡慷慨悲歌，为无所不在的生活与性情之美而吟唱。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去了。是它弃我们而去，还是我们主动疏远了它？我们真的没有诗也一样能活得挺满足，真的不需要享用诗了？没有诗的生活究竟缺乏了什么？

    其实，诗的小众化在世界上已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曾经产生过诗神诗圣的国家，诗也在被公众淡漠。十多年前，我在维也纳中心拉什马克地铁站内，看到墙壁上贴了许多纸片，以为是留言的条子。一问方知，这些纸片上写的都是或长或短的诗句。原来是一些诗人，也有爱好诗的普通人，写了诗无处发表，受众少，便贴在这里，有的纸上还写着个人的手机号码。如果谁读了，喜欢他的诗，便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私下交流一下。后来有了互联网，就很少有人这么做了。

    当今的互联网也是诗的传播工具。我们有出色的诗人和出色的诗，可是与欧洲人不能比，在欧洲还可以见到日常的诗的生活。我在阿尔卑斯山里碰到过村民的诗会，在俄罗斯遇到过老百姓聚餐时一个个站起身朗诵自己喜爱的诗歌。可是我们的诗和诗人却身处生活的边缘，可有可无了。

    有人说，诗的消退是因为这种文学样式不适于当代人的需要，还说这种文学体裁早已走向衰老，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比如说，宋代之所以盛行长长短短字句的词，正是由于诗的能量已被唐人用尽。真的是这样吗？诗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吗？我们读古人的诗句而受到了触动和感动，是因为这种文学体裁，还是其中那些对生活内在的韵致的心灵感知与发现？我们现在对生活为什么没有这种敏感与发现，没有这种表达的情怀呢？我们的心灵变得粗糙而愚钝了吗？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上，而不是在文学上。

    如果我们现在眼睛里全是微信，问知全靠电脑，天天找寻的大多是商机，心中关切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如果我们的快乐大都从盈利、从物欲、从消费中获得，诗自然与我们无关。

    在市场时代里，消费不仅要主导市场，也要主导我们。消费文化是消费的兴奋剂，所以消费文化都是快餐式的、迎合的、被动的、刺激的、欲望的，又是便捷的。消费过了就扔掉。一切都是暂时的快意与满足。消费方式异化着消费者，商业文化也在把我们商业化、浅薄化、粗鄙化。这样，诗一定没有立足之地。

    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首先，诗是精神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诗是情感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诗还是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的。我们的生活能给诗提供这样的生存环境吗？更关键的是我们有这种精神的需求吗？如果没有，还奢谈什么诗？如果有，如果需要，诗可不是奢侈品，它会不请自来。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一定会失掉与它相关的那些东西。那就是精神的纯粹、心境的宁静、生活的韵致，还有对美与才情的崇尚等等。那么，我们的生活不就会变得平庸、乏味、浅薄和枯索了吗？

    有诗与没有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如果诗离我们远了，怎样才能把它召唤回来？

（选自2016年8月1日《今晚报》，有删节）

    毋庸置疑，人类的智能水平从整体上正如许多科幻电影与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远远超越于其他生物智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人类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得出推论，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很可能不再听从人类的指令，反而会与人类争夺统治权。那么，人工智能会从整体上超越人类智能吗？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考察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可能性问题。虽然目前学界对智能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存在许多差异，但这正体现了人类对智能认识的多样性，是人类实现对智能全面深理解的必经过程，并不意味着人类对智能的全面理解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对人类智能的全面认识与实现，只是程度和时间的问题，而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

    已有不少学者从哲学、未来学等角度论证了人工智能发展进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启发下，在一种非公理化推理系统的技术平台上开发出具有不同配置形式的通用智能系统，并使之走向产业化和商业化。被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誉为“预测人工智能未来最权威的人”的库兹韦尔坚信，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智能，而且超越的速度会比人们预想的快得多。他认为，2045年是奇点到达的时期，这将是极具深刻性和分裂性的时间点，非生物智能在这一年将会10亿倍于今天所有人类的智慧。虽然库兹韦尔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他的论证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他的著作产生的广泛影响至少说明他所思考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看，许多预言不可能实现的科学技术，后来都变成了现实。比如，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曾认为飞机不可能飞上天，让比空气重的机械装置飞起来纯属空想。但是，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因此，当科学家对某些科学技术进行否定性的预测时，他们更应该谨慎行事。当然，要对某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作出精确预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相关技术的发展进步以及目前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重视的程度来看，人工智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极可能会快速地发展。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存储容量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学习、云计算、超算、大数据技术等也会推动人工智能的进步。显然，谷歌阿尔法围棋的胜利使得人们普遍相信人工智能必将取得更快的发展。据报道，在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之间的“人机大战”之后不久，韩国政府宣布一项总投资约8.4亿美元的专项计划，用于加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自然都不甘落后，希望抢占人工智能研发高地，科研经费与人员投入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想要阻止人工工智能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杜严勇《探究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必要性》）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材料一：

如何从文本细读出发，打通文本“内外”，构建合理有效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亟待完成的目标。

针对当前的文学史教学现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过，学生们往往能对文学史理论框架、文学概念和流行的学术话题侃侃而谈，而一提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却瞠目结舌，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

在今天数字化的快速阅读时代，文本细读的所指和内涵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当我们面对浩瀚信息，获取知识包括文学作品固然比任何时代来得容易，却也身陷“信息爆炸”的困境。面对如此多的资讯和文本，如果没有文本细读的训练和习惯，最终只会停滞在“奇观化”阅读的粗浅层面。日本学者斋藤孝在《深阅读》一书中指出，“如果书读得不够，只依赖互联网的话，就只能在海量的信息表面漂流，完全无法深入其中”

承续文本细读的精神资源，由浅阅读，泛阅读走向深阅读，也就成为当下文学阅读的重要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本细读既包含了文本内部的专业文学阅读，也指向新媒体语境中“流水化”阅读的深阅读内涵。如何汲取和传承当代中国文学文本细读的资源，应对当下阅读形态和方式的变化，重建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路径，是当代中国文学阅读和研究应该直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文本细读的训练和习惯，只会停滞在阅读的粗浅层面》）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理论被引入中国，因其异质文化和特有的局限性，很快被冠之“形式主义”的帽子被其他新潮理论所取代，但新批评却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本细读。

以往人们对文本细读的质疑，多源自新批评理论对文本内部研究的过分强调，割断了文本与社会、作家、读者的联系。实质上，在当代新的文化语境下，文本细读既可以使读者聚焦作品，把握文本的细节要素，更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作品内部，展开广义的语境阅读，打通文本的内外空间。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丰满和深刻的文学细节，透露出作品的氛围、结构和气韵。一个真正喜欢文学和阅读的人，总会在文本细节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共鸣。

老舍善于表现和反思民族文化，其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多是通过细节获得艺术表达和升华的。《断魂枪》中的沙子龙作为“断魂枪”的最后一位传人，小说对其形象并未进行正面的描述和分析，面对孙老者的挑战，他避不应战，只在文末凄凉地叹气“不传！不传！”那么该如何理解沙子龙的情感，他对“时代转型”是何种感受？读者只有在细节的阅读中方能深入沙子龙的内心一一“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沙子龙对《封神榜》故事的荒诞感慨，也正是挣扎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市民阶层的真实感受。只有在聚焦作品、把握文本细节要素的细读过程中，才能理解作品人物的心理内涵，也才能把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复杂的心绪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

（《深入作品内部，展开广义的语境阅读，打通内外空间》）

材料三：

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文本细读，并不纯然指向西方兴起的新批评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所强调的评点和鉴赏，正是建立在以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读”并非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理论。在新媒体时代，需要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再次擦亮“文本细读”，重建其特有的价值和方法。

这就需要在当代性的视野中重建文本细读的价值。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针对的是当下的生活，我们所展开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活动都将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实践。文本细读并非停留在学科知识内部的“循环”生产，而是具有文化的主观能动性，“要参与、回应、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建构”，参与和回应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情感实践。

同时需要在总体性的视野中重建文本细读的理念和方法。“总体性”之于思想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文本细读已经是融化生活的细读，能够打开和连接文本的内外空间，实则构成对当下生活总体的一种观察、理解和思考。

（《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再次擦亮“文本细读”》）

材料一：

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记述了“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自己这部“石头所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等现象一一对比，反思历来小说之流弊，反复呈示自己的《石头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叙述“我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等无不在以小说谈小说，以小说省思小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元小说”的杰出范本。不仅如此，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还通过“贾雨村”（假语村言）、甄士隐（真事隐）、空空道人等虚构人物之口，多视角地对小说艺术予以反身批判、自我省思，加重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元小说”分量。就此而言，《红楼梦》尤其是这第一回，显而易见，是一种显性的“元小说”。

我们可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整部《红楼梦》并没有第一回中上述这些显性的关于小说的自我指涉、自我呈示，而将这些自我省思的思维成果隐含起来，自觉地贯彻到整个小说的创作过程当中，整个小说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等方面保持不变——这样一部并无显性的元小说痕迹的作品，它是否还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呢？从作者对于小说艺术的自我省思来说，它是否含有元小说的元素呢？这样的一部《红楼梦》尽管没有现在这样显性的元小说叙述方式、更为复杂的嵌套结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小说杰作，仍与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旧式小说形成鲜明的对照。

实际上，在人类艺术史上，并无那种显性的元小说、元艺术之征候的小说作品、艺术作品，可能是更大量的艺术存在。其中，并不乏真正的小说杰作、艺术杰作。当我们以艺术之自我指涉、自我省思品格为旨归进行“元艺术”研究时，我认为既要关注那些显性的元艺术现象，更要关注更大量存在着的隐性的元艺术现象。

之前那些关于元艺术现象的研究，更多地留意于所谓的画中画、戏中戏、艺术中的艺术、作品文本的互文关联，因此也格外关注艺术中的相互影响作用。正如列奥·斯坦伯格所言：“一切艺术都受到其他艺术的传染。”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艺术都要从以往的其他艺术中承继、借用某些元素，与其他艺术文本具有一种复杂的互文性关联。这当然是对艺术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很有价值的理论发现与总结，指出元艺术的一个重要指向。不过，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艺术的这种自我省思即元艺术的重要指向之一，即艺术要想真正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独创性，它还要对过往陈腐的艺术传统予以反省、批判，寻找、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艺术呈现方式。正像《红楼梦》中“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表达的那样，它这部“石头所记”，要想不落凡俗，就必须“不借此套”，与陈腐的旧传统、旧文本相告别，独辟蹊径，实践一种新的艺术法度、美学原则。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可贵品质。

（摘编自李心峰《关注“元艺术”》）

材料二：

“元艺术”这一术语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或艺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有学者或艺术家提到“元艺术”这一词语。

在《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所具有的“元艺术性”，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元戏剧’，渗透着剧作家的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具有‘元艺术’的品格”。而且作者还为元艺术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元艺术’，是指作品本身渗透着艺术家对于艺术、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在艺术本质、艺术功能、艺术家的身份与作用等问题上启人深思的艺术。”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元艺术的“自我反思性”，而且把自我反思的对象分为艺术家和艺术两个方面。这是国内较早对元艺术进行明确定义和解释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继续对元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几乎任何现象之前都可以加上前级“元”，用来表示某事物的“自我指涉、自我意识或自我模仿”。因此，元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思维过程、程序和前提都变得明确”。

所谓的“元艺术”，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艺术的艺术”，即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指涉、自我模仿等特性的艺术。在这里，元艺术之“元”，指的是“更高级的逻辑形式”。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元艺术分为：元小说、元绘画、元电影、元戏剧、元舞蹈、元音乐等。每一种具体的元艺术都有各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各自产生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元艺术的理论。具体的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这种元艺术的命名。比如，元小说的创作要先于“元小说”这个名称的出现。在西方，元小说的创作传统源于17世纪，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就显露出了元艺术性。而“元小说”这一概念则首见于1970年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小说与生活中的艺术》一文中。

（摘编自张新科《元艺术与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