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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四川省泸州市2020届高三语文二诊考试卷

阅读下列文本,完成各题。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

(1)、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新秀派诗人幼承庭训、対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和眷恋,受政权更替与故争的影响,她们的作品也在关注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B、名媛出身高贵之家、她们经过世家之风熏陶、都曾出国留学,受教育程度很高,其诗词受地域影响、呈现出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 C、女学者诗人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身上充满现代气息,她们的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 D、新闺秀派、名媛、女学者诗人的诗词不再局限于闺阁生活,这三个群体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呈现出一递进模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首段提出“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但民国女性诗人却没被重视、引出了下文的述。 B、文章第二段以丁宁为例来谈新闺秀派诗人的诗词特征并引用郭沫若、施蛰存的话证明丁宁在诗词方面取得的较高艺术成就。 C、文章第三四段主要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分别阐述了名媛和女学者诗人的思想观念,重点阐述了她们诗作特殊的艺术手法。 D、全文谈民国女诗人的多元化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展开,首尾总说,中间从新闺秀派、名媛、女学者诗人三方面分说,层次清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新闺秀派女诗人丰富多元的现代先进观念与传统的家庭教育形成了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B、名媛富有才情和学识,活动的空间广,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的诗词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表达了平和喜乐之情。 C、以教师为职业的女学者诗人追求经济和精神独立,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D、新闺秀诗人更新诗歌内容,名媛诗群以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个群体的进步源于不同时代的文化。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也许由于我国在绘画艺术上有极大的成就,而我国的美术实际上可用山水来概括之,因此,在中外文化人士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爱好自然”“师法自然”的。在环境艺术中,我国的庭园尤以“自然”闻名,不但使得19世纪以来的欧西人士产生了向往,也使我国一些建筑界人士常常把造园艺术看做中国建筑艺术的核心而加以夸张,从而大大地强解、误解了庭园的“自然”精神。

    ②大家知道“方外”的意思是指“世外”,很显然,这个方框代表着人世。它不但代表了、暗示着人为的居住环境,同时表示在此环境中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这个方框的外面,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

    ③我们对自然没有恐惧感,世内世外表示我们对不同的行为法则的看法。自然界,具体地说是外界的环境,是反映一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观。

    ④当然,真正的自然环境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祥和近人。对自然美的欣赏需要高度的修养,而且必须是精神型的人才成,因为只有在精神化的自然界中,才能克服真实的自然界所加予人类生存上的压迫与威胁。

    ⑤田园诗人与山水画家造成了这种精神化的自然意象。在他们的笔下,自然界是世外之天堂。自然与现世的文明生活环境,不但构成了对比,而且显然形成了两个极端。

    ⑥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在世之内外取一个平衡点,亦即所谓“方圆之间”。在世上做一个规规矩矩、顺遂世情的人,又能优游于山林之间,享受大自然的情趣,修身养性,因而能知天命。

    ⑦努力达到这样的实质生活环境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目标。可是这种自然观与环境的创造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其结果在我看来,是臆造的自然。能在高山、深林中跋涉以欣赏自然景色的人到底是不多的,能“悠然见南山”忘却穷困潦倒的人究竟也是不多的。大体说来,真正把大自然当天堂的情形不多,方框以内的文明生活仍是大家所迷恋的现实。在若干世纪的传统之中,文学、艺术所描述的自然环境逐渐代替了真实的自然环境,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只能满足于方内的方外感。方外者对大多数人而言,乃是不受约束、不必为生活操心的生活方式,并不真正意味着处于大自然中的生活。

    ⑧我国的园林艺术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下的产物,自汉魏以来就有记载达官贵人经营园圃的故事。依理说,他们应该走出城外,结竹篱茅舍于山水之间的,但他们宁斥巨资造园。自他们的想象中建造一个自然景色的抄本,其目的显然是可兼有俗世生活与自然情趣。因此,园林艺术的开始就暗示着宫廷园林的走向。

    ⑨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自己塑造的自然,与宫廷富丽的人为环境联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很奇特的贵族意味浓厚的空间艺术。自然环境不但掌握在画家的想象之中,而且被建筑物穿插着。至于所谓“自然”的本身,变成一些材料,水、石、花、木,按着诗人画家的想象力组织起来,后来则按一定的公式安排起来。

    ⑩所以明、清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成为自然中的素材。大家对石头很考究,对花很考究,对树木很考究。其结果是堆积自然素材,失去自然情趣。

(摘编自汉宝德《建筑笔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②“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③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可以明确,“粉丝”的欣赏和“知音”的欣赏对比,它首先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④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⑤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⑥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⑦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将“粉丝”与“知音”并置,能建构一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使我们可以借此反观二者。二者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不管接受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得有以文本辨识为基础的热爱。如果有了这份热爱,知音与粉丝未必是不能沟通和相互接受的。基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倡“知音型粉丝”和“粉丝型知音”,来构建这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日益盛行,老年大学因此“一座难求”。虽然很多老年大学都想方设法增加课程、扩大招生,但仍难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求学”需求。

    比起适龄儿童“入学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僧多粥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7万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4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相对比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学难”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以“大学”为名,老年大学与普通大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其中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学历文凭上。实际上,老年大学之所以受到追捧,并不是老年人想要如年轻人一样获取更高学历,而是老年人想要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扩大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对老年人来说,兼具学习与社交功能的老年大学,无疑是满足精神赡养需求的绝佳选择。因此,老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面是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迟迟不肯“毕业”。例如,郑州一位九旬老人已经上了28年老年大学,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决心做一个“永不毕业”的学生。

    老年大学普遍收费不高,鲜明的公益性是老年大学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从扩大老年人“入学率”的角度打量,老年大学应该设置一定的毕业年限,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却很难付诸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场所还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

    北京、济南等地相继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不约而同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要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育与相关产业联动。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老的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学的压力——老年大学应成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不应成为享受文化生活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老年教育需求,今后5年之内,我国计划将目前3%的老年人学习人数提高到20%,由此意味着,至少有5000多万老年人将在老年大学或教育机构里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乎千万老年人的福祉,而且体现着文化养老的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步子不妨再大一点。

《光明日报》(2019年03月01日11版)

现代文阅读I;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杜甫七律《登高》是历来唐诗选本必选之作。明代探讨“唐人七律第一”的问题,这首诗成了一个焦点,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之后四百年来几成公论。

“七律第一”的提法,始见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是频频赞颂杜甫的,可是说到“唐人七律第一”,却不提杜甫。

至明中叶,明人对“唐人七律第一”的命题发生了强烈兴趣,更多文人参与探讨,又补充苏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崔颢《雁门胡人歌》、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张说《侍宴隆庆池应制》、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王维《积雨辋川庄作》及杜甫四首作为候选,共计七人十一首。

其中,王世贞提出杜甫《登高》《秋兴八首》(之一、之七)及《九日蓝田崔氏庄》四首候选,随后,其弟子胡应麟在这四首杜诗中选出《登高》,并把它从“唐人七言律第一”拔高到“古今七律第一”。此后虽有不赞成者,但因未能提出更有力的竞争诗作,故胡应麟一锤定音。

在诗歌浩如烟海的中国,《登高》能登顶四百多年而不坠,这绝对不是一桩偶然事件,而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将其他候选作品跟《登高》比较,来窥探古典诗学的终极理想。

崔颢的《黄鹤楼》,因《沧浪诗话》影响,在“唐人七律第一”的角逐中,最初是《登高》最强竞争者。早在明初,高棅《唐诗品汇》收“七言律诗”九卷,即取崔颢、李白等为“正宗”,崔颢居首,而另置杜甫为“大家”。而《黄鹤楼》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在前四句不合七律体式,明人胡震亨即指责:“今观崔诗,自是歌行短章,律体之未成者,安得以太白尝效之,遂取压卷?”许学夷虽然宣称“崔颢七言律有《黄鹤楼》于唐人最难超越,太白尝作《鹦鹉洲》《凤凰台》以拟之,终不能及”,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不够“合律”。尽管如此,《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侍宴隆庆池应制》《积雨辋川庄作》等诗,形式都不弱于《登高》,却也全被淘汰,这说明:形式只是入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内容仍然是决定因素。

那么,《登高》的内容,跟其他候选作品有何不同?

《黄鹤楼》之外,最有可能跟《登高》竞争的,其实是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比较这三首诗。首先,三诗写景都极为出色。“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皆千古名句。但我们仔细辨析,三诗的场景壮阔有别,激发的情感实有差异,套用西方美学术语,王维激发的是“优美感”;杜甫激发的是“壮美感”,直面超越个体的庞大宇宙;崔颢的“壮美感”则介于两诗中间,强于王维而弱于杜甫。在壮美的强度上,三诗呈现出杜甫>崔颢>王维的排序。

三诗还有另一差异,《登高》和《黄鹤楼》是悲剧性的,而《积雨辋川庄作》则是喜剧性的。自古希腊以来,欧美诗学便认定悲剧高于喜剧。跟胡应麟同代的莎士比亚,他的喜剧再好,也没人认为可以匹敌他的四大悲剧。实际上,“悲剧高于喜剧”是东西方文艺的共同预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从未进入候选名单。三诗的悲剧强度,依然呈现出杜甫>崔颢>王维的排序。

《登高》前两联有宇宙的宏伟,后两联有个体的悲怆,两相叠加,个人的悲怆遂有了宇宙尺度的重量,其他诗跟它比都显得分量太轻,远不如《登高》“气象雄盖宇宙”,遂被淘汰。

(摘编自杨志《“古今七律第一”神话及其心理根源》)

材料二:

萧涤非在《杜诗选注》中这样评《登高》:“虽是一首悲歌,却是拔山扛鼎似的悲剧。”

这里的悲剧是一种美学范畴,它的客观基础是人的苦难和死亡,是把个体人生的痛苦和毁灭演示给人看。但悲剧绝不等同于悲哀、悲惨或者不幸,也不是所有人的苦难都具有悲剧之美,悲剧和崇高常常是形影相随的,它要求表现出崇高的因素。

首先,悲剧人物必须具有一定的伟大或正面的品格和素质。杜甫无疑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忠贞的信念和伟大的人文关怀等,他始终积极的入世直面惨淡人生,都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所以诗中所写的虽然是个人的不幸,却依然有悲剧的震撼力。

其次,悲剧人物的不幸痛苦必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必然性。造成杜甫不幸的原因有多种,但安史之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场持续八年的灾难使强大的唐帝国走向衰落。残酷的战争使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这样杜甫的不幸便不仅仅存于“私人生活”的狭小领域,在其个人悲剧的后面有着社会性的现象,这样的悲剧是接近崇高的。

崇高使诗的境界更为阔大,悲剧使其情感更加深挚,这正是本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激赏的原因。

(摘编自郭杨波、周涛《崇高与悲剧之美——杜甫〈登高〉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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