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死 鸟

冯骥才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比方贺道台这个各色的雅号——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但真人不露相，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一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贴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烦恼，那就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么？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就闭眼戗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他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贺道台用尽法子，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鬟把罩子摘去，它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得太太格格地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津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好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作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抖，跟着全身黑毛全竖了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裕禄那王八蛋！”满厅的人全怔往。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它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在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有删改）

佩德罗大叔的遗嘱

（巴西）雷东多

    佩德罗大叔的茅屋坐落在风吹雨打太阳晒的路旁，周围没有树木，没有菜地，更没有花园，孤零零地呆在干净、几乎荒芜的平原上。这位老汉只有那一间房、一头乳牛、一条生疥疮的狗。那头乳牛，老伴在喂养它的幸福年代挤过奶；那条狗，虽然常常对着月亮叫，可是没咬过人。老汉的家当就这么些。那么，夫妇二人靠什么生活呢？很简单，就靠佩德罗老汉腿上那块脓疮。是那块脓疮养活他们。那块疮总是在具有刺激性毒草液的腐蚀下敞着口儿，红红的疮口满是脓。生疮的腿上缠几块破布，像展品似的摆在门口 ， 让来往的行人观看那又脏又臭的烂疮，那烂疮落满了苍蝇，看了叫人恶心。可是，这就是他们的摇钱树，每天为他们挣饭吃。此外，老汉有一枝旧卡宾枪，可以从邻近的田野里猎取节日需要的美味佳肴，无疑是对他们的乞讨生活的一种帮助。

    佩德罗大叔的脓疮，一开始很小，非常小，几乎微不足道。后来，那个小点开始化脓，扩大，不过，不发烫了，一个月后，那个黑点愈来愈大，不久就有两分的小硬币那么大了，看样子像是要结疤了。就在此刻，老汉的老婆向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老婆虽然是个瘦弱多病的矮女人，但是头脑比她丈夫精明得多。她看到他那块脓疮那么大，就想出了一个妙主意：用它来展览挣钱。丈夫觉得这个主意极好。于是二人就开始设法使疮口继续烂下去。

    靠这种办法讨来的钱，夫妇二人生活了三年，没有挨饿。三年间，老汉的疮伤已经蔓延到膝部，开始向肌肉比较发达的大腿发展，使得老人的身体几乎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感到自己的体质如此干瘦，老汉不禁胆战心惊。此刻，他的体重已经轻得可怜，喘气都感到困难了。

    于是，他第一次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他要他老婆去见公证人，把他请到茅屋来。

    “请公证人！请他来干什么？……”

    公证人请了来。病危的老汉对公证人讲了一切，他的老伴儿直到他永远闭上眼睛后过了很久才知道。

    原来死者留下了他的遗嘱。遗嘱说：“我身后留下一头乳牛、一枝卡宾枪，还有一条狗；狗，留给我女人；乳牛和卡宾枪卖掉，把钱交给牧师，作为我女人为我安息的灵魂祈祷的费用。”

    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比这份遗嘱更简单明了、更慷慨大方的了。

    八天后，镇上赶月会，佩德罗大叔的老伴儿像旧时代随军的卖酒女人那样，肩上背着卡宾枪，手里牵着乳牛，由那条狗伴随，去赶集了。到了集上，她找到一个卖这些东西的合适地点。一个购买者走来询问牛价。

    “十二比索二十佩塞塔。”佩德罗大叔的老伴儿十分严肃地回答。

    “十二比索二十佩塞塔！……”农民惊奇地望着老太婆重复道。

    “不错，先生，十二比索二十佩塞塔，不多要，也不要少。不过，还有一个条件。”老太婆说，农民的惊异目光并没有使她心慌意乱。

    “什么条件？”

    “条件是：要买乳牛，得连这枝卡宾枪和这条狗一起买。”

    “条件就是条件；我说过了，要买牛得连枪和狗一起买。”

    “请问，枪和狗都要多少钱？”

    “枪，十三比索二十佩塞塔；狗，三百个银币。”

    农民愈听愈惊讶，不明白这位精明的遗产继承人玩的什么把戏，不禁把双手贴在屁股上大笑起来。结果，全集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这儿来。

    乳牛是新种，是有名的高产乳牛，三百个银币是蛮值的（实际上等于那三件东西的价钱）．农民仔细询问了她这样卖东西的原因之后，跟老太婆成交了：按照她要的价钱付了钱，带走了乳牛、卡宾枪和狗。

    佩德罗大叔的遗孀脸上流露着满意的神色，当即赶到镇上的牧师家中问他说：“牧师先生，你这么慈善，请告诉我：交二十三比索二十佩塞塔，你可以为我那进了天堂的佩德罗的灵魂祈祷吗？”

    牧师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便随口回答：

    “可以，是的，可以，好心的太太，非常高兴！”

    “请把钱拿去吧，牧师先生，请求你安排时间为我死去的丈夫的灵魂举行祈祷仪式。”

    然后，她去找公证人，要当着证人的面说明她已经严格执行了她死去的丈夫的遗嘱。

（节选自《微型小说百年经典外国卷》）

邮差先生

师陀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最多的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少人的街上走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从脚下飞起，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到他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充满善意的怨言，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送到，又没有另外的什么事等候着他。②虽然有时候他是这样抱歉，因他为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

    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水袖之痛

肖复兴

    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其实，我对胡文阔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动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1935年的羊

徐建宏

    找到学校，老旺看见曹老师正在巴掌大的操场上给学生们布置下午上山打柴的事。冬天的阳光把曹老师的脸照得暖洋洋的。山里太穷，孩子们读不起书，只能隔三差五地到山上打些柴，然后到镇上卖了弄点钱。老旺看到自己的孩子狗娃一狗娃二也在中间。

    等学生散了，老旺急忙把曹老师拉到一边，哆哆嗦嗦地从破棉袄里掏出一个布包。大概是午后的阳光显出了力量，曹老师注意到老旺的额上微微出了点汗。老旺说:“曹老师你看看这里面写的啥?”

    曹老师疑惑地打开布包，从里面露出一张缺角的纸条。由于年深月久，纸条已经清黄不堪，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一些细洞。曹老师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借条

    兹借到瓦村邢元富家羊20只，俟革命成功后以两倍奉还。此据。

    红军指挥员叶××

    1935年10月25日

    曹老师抬头看看老旺，此刻老旺的眼睛像两把钳子钳住了他，曹老师说:“老旺，这东西你从哪儿找到的?”

    “俺家的一个破墙洞里。”老旺急切地说，“上面写了些啥?”

    曹老师莞尔一笑说:“邢元富是你家什么人?”

    “俺爷爷哪。”老旺说，额上的细汗已经变成了颗粒。

    “老旺，恭喜你啊，”曹老师一巴掌拍在老旺的肩上说，“你家发财了。”

    消息从这天午后开始像花朵一样开遍了整个瓦村,到黄昏时老旺家的院子里已挤满了人，没有谁对老旺怀里的40只羊持怀疑态度。整个瓦村似乎隐隐听到了从1935年传来的羊叫声。瓦村虽然偏僻，但历史上也是个弹痕累累的地方。离村不到一里，马蜂窝似的弹坑足以印证瓦村昔日的荣光，应该说，这张借条对老旺的确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老旺一家六口人，妻子长年捧着一只酱黑的药罐，加上自己腿脚不灵便，儿子狗娃一狗娃二还是因为曹老师才读上书的，靠着几只咩咩叫的羊养家糊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天夜里，瓦村的所有家庭都在斑驳的泥墙上寻找历史的破洞，1935年的羊叫声弥漫了整个瓦村。

    根据曹老师的指点，老旺第二天一大早就翻山越岭到镇上去了。曹老师关于纸条的一些看法，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得到了证实。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打着手势对老旺说,这张借条非同一般,我们一定要认真核查。尤其是首长的签字,需经专家鉴定。老旺听了这番话，心里像冬天的风紧一阵松一阵的。这时候恰巧镇长进来，镇长把老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还给老旺泡了杯茉莉花茶，这使老旺在茉莉花的清香中毫不犹豫地把那张借条留在了镇长那儿。

    冬去春来,日子的流云在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随风而逝。老旺日复一日地把羊群赶到山坡上,看远处山梁上腾起的黄尘,也看曹老师带着狗娃他们上山打柴的情景，老旺的心里酸了又湿,涩了又酸。据村里人说,曹老师的父亲是个烈士遗孤,战争年代被寄养在瓦村。后来曹老师是从遥远的大城市来到瓦村教书的,几十年的青春在黄尘古道中悄无声息地献给了瓦村,老旺记得,几十年间曹老师才回过五次家。

    后来的消息是曹老师从镇上带回来的。那天曹老师和几个学生挑着柴火到镇上去卖，归路上顺便去了趟镇长办公室。镇长答复说，经多方鉴定，现在已经确认了那张借条，首长的签字也真实无讹，再过几天县里就会派人把折合的1万块钱送到瓦村去。镇长的叙述让曹老师喜出望外，以致在走出办公室时曹老师一脚踩空把脚崴了。

    县里派人在镇长的陪同下来到瓦村是在几天以后。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整个瓦村到处尘土飞扬。人们看到腿残又老实巴交的老旺从县里同志的手里接过一个大红包，那鲜艳的色彩在灿烂的阳光下让人热血沸腾。这个中午,我们的农民兄弟老旺像一颗挂在秋天树上的红柿子引人注目。1935年的羊叫声又一次回荡在瓦村的天空。

    第二天,老旺找到学校时天刚蒙蒙亮,曹老师扶着墙壁出来开门。看到一脸土色的老旺，曹老师开玩笑说:“老旺,你的脸是不是被钱烧了?”

    老旺站在门口,从门外进来的光线照出曹老师房间里的摆设简陋又寒酸,灶上的白烟袅袅散开。老旺迟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到曹老师手上说:“俺想了整整一宿,这2000块钱就送给学校吧,往后你和孩子们不要再上山打柴了。”

    曹老师张了张嘴,一时无从说起。

    老旺粲然一笑说:“狗娃这几年全靠了你才念上书的,还有俺们家……你的恩情俺们忘不了,留下的那几千块钱,够俺们还债和添些羊啥的了。”老旺慈厚的笑脸在逆光中灿烂而令人心动。

    曹老师凝视着老旺一瘸一拐地走入晚春的早上,眼前一片模糊——他仿佛看到了有许多可爱的羊簇拥在老旺身后,老旺就像站在洁白的云彩上,在他耳边,1935年的羊叫声如水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