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宝物

    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告诉他医院催着交钱。他说，“知道了，”并叫母亲不要着急。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你们这里收古董吗？顾林低声问正在电脑上忙着的一个男人，他是王经理。你有什么古董？王经理问。

    家中有一个宝物，顾林在8岁那年就知道了。宝物是一个瓷瓶。瓷瓶上画着一幅仕女图，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用手机对着瓷瓶各个角度拍了照片。

    顾林把手机上的照片翻给王经理看。

    “瓷瓶现在在哪里？”王经理问。

    “在家里。”

    “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王经理自言自语。

    “应该是真品。顾林说。”他有点心虚，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母亲常对他说，那是你父亲一直为之骄傲的东西……

    王经理打了一个电 话，一个穿着唐装的60多岁的老人从楼上下来。人们都喊他“老教授”，他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顾林把手机送到老教授手里。老教授看到照片，眼睛突然睁大，后陷入深思，后又摇了摇头。

    “刚才听犬子说瓷瓶在你家里？能方便去看看吗？”老教授问。

    “能。”他说，“不一定卖。”

    “不妨。去观赏观赏。你不卖也不妨。”老教授说

    “顾林啊，快点来啊，又催交钱了。”母亲电话再一次打来。他连连说，“知道了。”

    “胎骨薄匀，绘画细腻，不错。”老教授看到瓷瓶说。

    老教授边看边摸。他时而嘴角露出一点微笑，时而蹙眉。

    “太像了，老教授自言自语。你认识顾开庭吗？”老教授问阅读答案宝物 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阅读答案宝物 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是家父。”他说。

    “他人呢？”老教授问。

    “他住院了，急需要钱，不是这样我还不卖。您怎么知道家父的名字？”

    “有过一面之缘。你打算卖多少？”

    “3—30万。”他说。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好，30万就30万。”

    到了古董店，老教授吩咐王经理付8万元现金给顾林，还开了一张22万元的支票，还亲自给他写了个条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母亲看到几捆钱后，惊奇地问。

    “卖了瓷瓶。”他如实说。

    “也罢。你快去交钱，省得再催。重症病房花钱多。你爸还没醒转过来，这次受苦了。”母亲说时眼里含着泪。那个撞了他之后逃逸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能。”顾林安慰母亲。

两天后，父亲醒了过来。

    父亲出院后，问瓷瓶卖了多少钱。顾林说，“30万元。”

    父亲说，“可以了。”

    “看过瓷瓶后，买家还提到你的名字。”顾林说。

    “他会认识我？不可能啊，这个瓷瓶的主人在江南啊，离这远着呢，而且又这么多年了。”父亲说。

    年底的一天，顾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约他到市黄海咖啡馆见面。

    “是您？”他一见面就认出老教授，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儿子王经理。

    “看到你的瓷瓶，我太喜欢它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我无所谓，看到它亲切啊。老教授说，你知道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瓷瓶的？”

    顾林说，“我听母亲说，25年前，父亲在江南打工，在一个冬日里，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还救了跳到水里救孩子的父亲。天冷，父亲自己差点送了命，这家是开古董店的，就送了这个瓷瓶，听母亲说父亲当时还不愿意要，嫌弃它不能吃，还易碎，人家开古董店的老板正好到江北有事，父亲带着瓷瓶顺便坐着人家雇的船回了家。”

    “你的父亲救了我和他啊。”老教授指着王经理说。

    “怎么这么巧？”顾林笑着感叹。

    “其实我那天一看到这个瓷瓶，我就感觉是以前送出去的那个瓷瓶。老教授说，当年我父亲在送瓷瓶之前，找人鉴定过的，说是后人仿造的，知道它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我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是把它送给你父亲。这些年我们一直愧疚啊，你父亲救了我家两条命，我们却给他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这个瓷瓶，我们才在江北开了个分店，就想找到你父亲啊。”

    “原来是仿造的啊，那就不值钱了！”顾林说。

    “不是钱的事，”老教授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的父亲，瓷瓶我们也带来了，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敢再要回来。这次我找专家鉴定过了，是清代粉彩瓷真品。”

    “那值多少钱？”顾林问。

    “最少400万。”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16期）

34个鸡蛋

    李暖暖从家里跑了。

    李暖暖是跟她爸爸赌气走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快混完大学，拿到毕业证了，理所当然地要求她有着显赫身份的爸爸给她找一份好工作。李暖暖的爸爸说，你做梦吧。

    李暖暖去的地方，是甘肃省和青海省的交界。那也不是李暖暖盲目跑去的，学校早就动员他们去西部做志愿者，李暖暖只是一赌气报了名而已。终于，在李暖暖她妈也就是我二婶的要求下，我决定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看她。可以想象我带的行李有多重，大包小包的包裹里，竟然还有果冻和巧克力。李暖暖的妈说：“这是暖暖最爱吃的。”没办法，我就拖着几个大袋子上火车，下火车，转大巴，下大巴，再转小公共汽车，结果还要步行三公里。是土路，刚刚下过雨，泥泞得根本抬不动脚。

    碰到一个赶着毛驴车的男人。听到我找李暖暖，二话没说就把我的人和袋子全都放在毛驴车上。半个小时后，他将我带到了那个小镇子。很小很小的镇子，只有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低低的、旧旧的，男人指着一个低矮围墙围起的院子说，那就是学校。

    下课了，孩子们跑出来，男人跟一个孩子说了什么，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飞快地跑向教室，拉了一个女孩出来。女孩穿着简单的黑色纯棉T恤和黑色牛仔裤，乌黑的头发短而整齐。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个瞬间，我心疼了。我不到23岁的妹妹李暖暖，黑了，瘦了，她还剪掉了一头自己最喜欢的长头发。以前的李暖暖，天天穿得怪异而艳丽，喜欢那些小首饰，曾经在一只耳朵上戴过四个耳饰，为此差点儿被她爸赶出家门……而现在的她，素面朝天，极其简约。李暖暖呆了片刻后大喊一声，一把抱住了我。等她终于从我怀里抬起头，我看到她哭了。

    那天下午，李暖暖在镇子最好的一家饭店招待我，还有她的三个学生。李暖暖说，他们是班里最穷的孩子，可能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那顿饭，我几乎吃不下去，只陪她一起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我说再要两个菜，被李暖暖制止了，她小声说：“我不想他们知道别人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不想让他们早早地为此而自卑。”

    吃过饭，李暖暖叮嘱几个孩子回家，然后我们回了她的宿舍。李暖暖说，这是全校最好的房子，窗子是玻璃的。墙壁显然是刚刷过不久，不均匀的白色石灰覆盖不住曾经的许多污渍。

     “暖暖，”我说，“反正也快半年了，你跟我回去。”她摇头，很坚决地摇头：“不行，我答应了这些孩子，一定把他们送到初中。”

    原本，李暖暖和她爸爸赌气，非要去个最穷的地方，以折磨自己来惩罚他。结果她就来了，但她还没放下行李就后悔了。她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还有那么破的教室，那些教室的窗子，竟然冬天全都堵上，夏天全部敞开，根本没有玻璃。还有那些孩子，都那么脏兮兮的……

    李暖暖当时就想走了，但她没有走掉，因为所有孩子的家长，竟然都在那里等她，那些面容卑微的家长，是为了给她，一个愿意来教他们孩子的老师鞠躬的。当那些乱蓬蓬的脑袋一齐低下去，李暖暖的脚就走不动了，就被钉在了那里，花白头发的校长拿过了她的行李……

    李暖暖的班里有32个学生，从她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第一排的第一个孩子，拿了一个鸡蛋给她，第二天第一排第二个孩子也拿了一个鸡蛋给她，那是个羞涩的男孩，给她鸡蛋时，脸红红的，不说话……结果32个孩子每天都轮流给她拿鸡蛋。直到有一天，在她收到第34个鸡蛋的那天，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的奶奶找到学校告状，说孙子偷拿家里的鸡蛋，李暖暖才知道了真相：为了留住她，那些孩子商定，每天送她一个鸡蛋。

    那天，在牛奶和巧克力中长大的李暖暖，抱着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放声大哭……

    晚上，我和李暖暖在屋里分那些果冻和巧克力，她分得非常仔细，专注的样子很像是一个给孩子分食物的母亲。

    在车站，李暖暖一直叮嘱我，回去要给她集资，没钱东西也行，给什么要什么。然后，她依旧怨怨地说：“跟我爸要，就说我要20万赎身。”

    我答应着，心里始终酸酸的。她爸说，等到暖暖回来，我要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

我把这话传给李暖暖，她笑呵呵地说，这老头，我原谅他了。            

(有删改)

母亲

张翎

    母亲要来多伦多探亲，苏伟请了半天假，在家收拾房间。关于母亲的住处，苏伟两口子有过一些激烈的讨论。

    苏伟觉得母亲的眼睛不好，怕上下楼梯摔跤，应该住在楼下进门的那间房。晓烨说楼下这间房是她的办公室，先不提办公桌搬起来极是笨重，电话传真电脑打印机重新布线，也要费老事。两人争执了半天，结果是苏伟的意见胜出。苏伟的意见胜出，是因为苏伟的一句话。苏伟说母亲来探亲，没有医疗保险，若真摔了，医疗费用将是一笔硕大的开销。这句话一下子把晓烨镇住了。晓烨沉吟了半天，才说：“要搬你搬，我不管。”

    机场里接了母亲，母亲的模样倒没什么大变，只是身架更是矮小了一些。母亲把鼻子凑得近近地打量儿子，不像是看人，倒像是猫在闻食。“头发哪儿去了？瘦成这个样子。”母亲摸着儿子的手，啧啧地叹气。“还是你媳妇比你强，腰圆肚圆的，一看就是身体好。”苏伟捅了母亲一下，让母亲住嘴。晓烨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秘方，最听不得人说她胖。

母亲的眼病，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回想起来，苏伟总觉得是自己偷了母亲的眼睛，自己的那份光亮，原是踩在母亲的肩膀上得来的。苏伟的父亲去世很早，他和两个哥哥都是靠着母亲在皮鞋厂工作的微薄工资养大的。母亲常年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有一天突然眼睛就坏了。三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懂事起来的。每天做完作业，就开始糊火柴盒。糊两个火柴盒能得一分钱，每天糊满一百个才睡觉。糊火柴盒的收入孩子们只上交一部分，另一部分自作主张拿去给母亲买了鱼肝油。

    母亲的眼睛时好时坏 -——却终究没有全瞎。

    后来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大哥二哥搬出去住，苏伟也大学毕业去了省城。母亲这些年始终自己一个人过，却不愿和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起。苏伟是母亲最疼的一个老儿子，所以当苏伟提出要母亲来多伦多探亲的时候，母亲虽有几分犹豫，最后还是来了。

    母亲是个节省的人，到了哪里都一样。在苏伟家，母亲舍不得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母亲自己的衣服，总是手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晾干。走进卫生间，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万国旗帜飘扬，听见滴滴哒哒的水声。晓烨说地砖浸水要起泡的，卫生间总晾着衣服，来客人也不好看。晓烨说了多次，母亲就等到早上他们都上了班才开始洗衣服，等下午他们快下班了就赶紧收拾起来。地上的水迹，母亲是看不清的。母亲自己看不清，就以为别人也看不清，晓烨的脸色就渐渐难看了起来。

    母亲操劳惯了，到了儿子家里，也是积习难改，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做上一桌的饭菜，等着儿子儿媳下班。母亲做饭，还是国内的那种做法，姜葱蒜八角大料红绿辣子，旺火猛炒，一屋的油烟弥漫开来，惹得火警器呜呜地叫。做一顿饭，气味一个晚上也消散不了。家具墙壁上，很快就有了一层黏手的油。

    后来，晓烨就带着月亮在外头吃饭，吃完了带些外卖回来，给苏伟母子吃。母亲无饭可做了，就闲得慌。母亲不仅不懂英文，母亲连普通话也说得艰难。所以母亲不爱看书看电视，更不爱出门，每天只在家里巴巴地坐着，等着儿子回来。苏伟下班，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两眼如狸猫荧荧闪光，就叹气，说妈这里电费便宜，开一盏灯也花不了几个钱。

    母亲近年学会了抽烟。母亲很是稀罕月亮，见了月亮就爱搂一搂，亲一亲。月亮说不要碰我。月亮说的是英文，母亲听不懂，却看出月亮是一味地躲。晓烨便对母亲说：月亮不习惯烟味，从小到大，身边没有一个抽烟的。母亲听了，从此再也不敢碰月亮。

    母亲的签证是六个月的，可是母亲只呆了一个半月，就提出要走。其实母亲是希望儿子挽留的。可是晓烨没说话，苏伟就不能说话。母亲虽然眼力价不好，母亲却看出了在儿子家里，儿子得看儿媳妇的眼色行事。

    航班是大清早的，天还是冷，晓烨和月亮都睡着，苏伟一个人开车送母亲去机场。一路上，苏伟只觉得心里有一样东西硬硬地堵着，气喘得不顺，每一次呼吸听起来都像是叹气。泊了车，时间还早，苏伟就领着母亲去机场的餐馆吃早饭。机场的早饭极贵，又都是洋餐洋味。苏伟一样一样地点了一桌子。母亲吃不惯，挑了几挑就吩咐苏伟打了包。母亲连茶也舍不得留，一口不剩地喝光了。母亲的手颤颤地伸过饭桌，抓住了苏伟的手。母亲的手很是干瘪，青筋如蚯蚓爬满了手背，指甲缝里带着没有洗净的泥土——那是母亲昨天在后院收拾隔年落叶留下的痕迹。

    “娃呀，你听她的，都听。妈年轻的时候，你爸也是顺着我的。”母亲说。

    母亲在将近四十的时候才怀了他，小时候母亲从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娃。母亲的这个娃字在他堵得严严实实的心里砸开了一个小洞，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他跑去了厕所，坐在马桶上，扯了一把纸巾堵在嘴里，哑哑地哭了一场。走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在母亲兜里。

    “两千美金。大哥二哥各五百，您留一千。”

    苏伟陪着母亲排在长长的安检队伍里，母子不再有话。临进门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哥写信打电话，别提，那个，钱，的事。”

    送走母亲，走出机场，外边是个春寒料峭的天，早晨的太阳毫无生气冰冷如水，风刮得满树的新枝乱颤。苏伟想找一张手纸擤鼻涕，却摸着了口袋里那个原封不动的信封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又把钱还给了他。苏伟坐进车里，启动了引擎，却很久没有动身。汽车噗噗地喘着粗气，白色的烟雾在玻璃窗上升腾，聚集，又渐渐消散。

鹤顶红

李碧华

    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此批幸存的老照片，不但珍贵，而且颇有味道，是文字以外的“余韵”。人生的“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小小附注也是故事。

    我发觉，集子收入她很多照片，捧在手中一页页地掀，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嫩，成长，茂盛，荒凉……

    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

    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张爱玲”三个字，当中粉红骇绿，影响大半世纪，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再怎么淘，都超越不了。但，各个淘古井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窃笑人家没有自己“真正”领略她的好处，不够了解。

    对很多读者而言，除了古井，张还是紫禁城里出租的龙袍凤冠，狐假虎威中的虎，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附膻中的膻，闻鸡起舞中的鸡，鹤立鸡群中的鹤……

    “鹤”，俗称仙鹤。嘴、颈、脚皆特长，身高，翼大，善飞。体白色，眼赤，尾黑。鸣声高朗。鹤之头顶朱红，相传此丹顶有剧毒，食之杀人。

    她的书，留传了五十年，直到今天，仍然具备“再来”的魅力，读者们对她的恋慕并不冤枉，好像爱一个人，没有爱错那么理直气壮。连那些“毒”，亦甘之如饴。

    张的小说是小说，张本身，也是一个小说。

    据说，有个男人，因时局变迁，逃至温州避劫。他的女人，竟千里迢迢特为看他来了。斯时，男人面不改容地又有了个女人。正是红啼绿怨，旧爱新欢。因两女同是他的人，不免好看好待。一天，甲看乙，叹道：“真是生得美。”当下给她画像，男人站在一边看。勾了脸庞眉目，正待画嘴角，忽地停笔。乙去后，甲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言下不胜委屈，她看着他，只觉眼前这个人一刻亦是可惜的。

    ——以上情节，由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披露。张爱玲是什么人？何以被迫如此大气壮阔？提供机会予胡某这等坏分子角色做传，俾他粉向自己脸上擦？虽然张末了去一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我是经过一年半长的时间考虑，惟彼时以小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亦不要来寻我，即使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回复一点本色。

    但，也够委屈吧。

    古老照片堆中，有她青春妍丽的岁月，也有“在人屋檐下”的叹喟。即使不着一字……

    “1950年或51年，大陆解放后不久，不记得是领什么证件，街边人行道上，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子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 

    红遍上海的作家，半生作文字工作，在工农兵跟前，不很乐意被看出来是知识分子。趋时，惧祸，无奈……

    记得照片中的人吗？

    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的朱红。

    在这世界上，能叫一个扬眉女子低头，挫其锐气的，只有两样：一爱情，二政治。

    后记：张爱玲于1995年中秋前一天，被发现安详地躺在几乎完全没有家具的美国洛杉矶寓所，享年七十五。寂寞老人常以急冻食物加热充饥。她并无向任何人告别。遗作《小团圆》未写毕，一生最灿烂的作品，在二十五岁之前几已完成。直至今天，不见后来者。

    她擅写月亮，却不团圆。

（选自《李碧华随笔集》。有删节）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