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象征

宗白华

    诗人艺术家在这人世间，可具有两种态度：醉和醒。醒者张目人间，寄情世外，拿极客观的胸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他的心像一面镜子，照射到街市沟渠里面的污秽，却同时也映着天光云影，丽日和风！世间的光明与黑暗，人心里的罪恶与圣洁，一体显露，并无差等。所谓“赋家之心，包容宇宙”，人情物理，体会无遗。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司马迁，都会留下“一个世界”给我们，使我们体味不尽。他们的“世界”虽是匠心的创造，却都是具有真情实理，活色生香，与自然造化一般无二。

    然而他们究竟是大诗人，诗人具有别才别趣，尤贵具有别眼。包容宇宙的“赋家之心”，反射出的仍是一个“诗心”所照临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十分客观，十分真实，十分清醒，终究蒙上了一层诗心的温情和智慧的光辉，使读者走进一个较现实更清朗、更生动、更深厚的，富于启发性的世界。

    所以诗人善醒，他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相，散布着智慧，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

    但诗人更要能醉，能梦。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深深地坠入世界人生那一层变化迷离的奥妙境地。《古诗十九首》，读之者回顾踌躇，百感交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无可表达的沉思，无可解答的疑问，令人愈体验愈深，文艺的境界已临近到宗教境界。

    这样一个因体会之深而难以言传的境地，已不是明白清醒的逻辑文体所能完全表达。醉中语有醒时道不出的妙处。所以，诗人艺术家往往用象征的手法才能传神写照。诗人于此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声调、色彩、景物，奔走笔端，推陈出新，迥异常境。戴叔伦说：“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就是说艺术之境要和我们有相当的距离，迷离朦胧，构成独立自足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

    所以最高的文艺表现，宁空毋实，宁醉毋醒。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艺境，希腊雕刻，也要在圆浑的肉体上留有清癯而不十分充满的境地，让人们心中波动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罗神像的面庞极清朗秀美，但额眉眼角之间仍流动着沉沉的梦意。

    中国的诗人、画家，善于体会造化自然的微妙的生机动态。徐迪功所谓“朦胧萌坼，浑沌贞粹”的境界。画家发明水墨法，是想追蹑这朦胧萌坼的“神化”妙境。这种境界是哲理的，是偏于清醒的，和古诗十九首的苍茫踌躇，百端交集，大不相同。然而，同是人生的深境，同需要象征手法，才能表达出来。

    清初叶燮在《原诗》里说得好：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得，不可径达之情，则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怳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

    他这话，已经透澈地说出文艺上象征境界的要素，以及它的技术，即“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怳以为情”，然后运用声调、词藻、色彩，巧妙地烘染出来，使人默会于意象之表，寄托深而境界美。

（本文有删节）

    《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秦汉吏治之反腐

    ①秦朝时期，朝廷对官吏的约束是极其严格的，《为吏之道》以及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官吏贪污问题。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②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使。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③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④汉代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⑤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故知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⑥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来“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删改）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以“工匠精神”锻造文学语言

    文学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虚构故事，把故事编得好看就行，似乎越来越少有人提及文学语言；兼之网络化、娱乐化用语的大量运用，使得文学语言渐有粗鄙化、简单化和平庸化之嫌。对叙事文学而言，构思故事当然是必需的，但故事是通过语言传达出来的，语言才是文学的全部肌体，是文学的活的灵魂。

    文学之美首先体现为语言之美。一个成熟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语言使用的方家。作家贾平凹每天练笔，三五个句子，随想随写。其实文学语言就是这么积淀来的。语言积淀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阅读文学经典。对于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读文学经典，关键在品出语言的味道、语言的魅力、语言的美感。古往今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一开头就能见出作家语言的功力和语言风格的取向。

    譬如鲁迅的《故乡》，开头一段写景，即用了大量具有拟人化特征的词组：深冬、阴晦、冷风、呜呜作响、篷隙、苍黄、荒村、活气、悲凉。这寂静的荒村，马上就活起来了。鲁迅的语言体系，是对绍兴官话和现代白话的融会与改造，虽已属纯然的现代白话，但这白话，并非一般的俗语和口语，而是经过高度修饰、提炼和改造了的文学语言。鲁迅对现代白话进行了文学的改造，并形成了自己风格鲜明的语言范式。

    与之相异，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长于情景跳跃式和时空交错式的语言。《百年孤独》的开篇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荒诞式的情境：“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在一句话中呈现，以这种荒诞叙事为开端，奠定了《百年孤独》的文学基调。此种突兀的文学语言，在《百年孤独》中比比皆是。

    文学大师就像建筑巨匠，一定对语言有一种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反观我们的语言态度，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文学语言乃至生活语言，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贫乏、干瘪，汉语本身的简洁之美、音律之美和灵动之美，已然十分难得。比如表示“看”这个动作的词汇，今天的文学作品中，一般只有三五种，而在古代汉语中，则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睨、瞟、瞄、眨、瞪、眺、睬、瞥、盯、睹、瞭、眦、瞋、眴、睇、觑等等，且不同词汇皆有微妙的动作差异，生动形象，姿态万千。

    那么，如何让文学语言变得鲜活、灵动、丰富呢?文学语言不应丢弃汉语的深厚传统，要善于从现代书面语、地域方言、古代汉语、日用口语等多种语言形态中汲取鲜活丰富的活性元素，熔铸为自成一体的特色文学语言。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多游走于现代白话、关中话、陕南商州话和古语之间，于《红楼梦》语言借鉴尤多，又汲取了张爱玲的小说语言，近则与沈从文、孙犁相衔接，再加上他的勤奋练笔，于是锻造出了贾氏独特的文学语言。

    优秀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在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语言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和自我创造，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凡劳作的“工匠精神”。语言上没有这样的硬功夫，文学精品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①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应该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

    ③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

    ④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⑤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11月26日15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