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和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国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效，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共享原则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共享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持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国：第一，人道的原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种队领技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是才论落到这种地步。热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今人反感的。”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会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因此，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和相对的，不是纯对的平均。

（摘编自卢周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17年第2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人文的意义

楼宇烈

    ①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

    ②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④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粉丝不是万能的

    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急功近利”的，它使财富创造的节奏越来越快，又让耐心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稀缺。

    比尔·盖茨用了12年才获得他的第一笔十亿美元，而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则将这个时间缩减到了3年，而同样是3年时间，雷军甚至将小米做到了百亿美元的估值，它所引领的“粉丝营销”，也成为企业营销的圣经，被大量崇拜小米神话的企业家信徒奉为圭臬。

    粉丝当然是好东西，它看上去声势浩大且整齐划一，获取廉价又不求回报。但是另一方面，粉丝文化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品牌管理施以“快餐化”处理之后的产物，它抛掉了那些难啃的工作，比如对品牌资产进行可持续的扩张、建立品牌信誉的高效评估机制等内容，仅仅保留并极致浓缩了“与客户建立亲密关系”这一章节，本质上有着取巧成分。

    就像是考试前的划重点行为，如果考题恰好不在勾划范围之内，自作聪明的考生就会死得很难看。

    9月初，中国手机厂商魅族推出新一代产品魅族MX4，并改变了其一贯较为“高冷”的价格策略，将1799元作为产品销售的起步价，直接击中了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性价比”上有着极大自信的小米。随之而来的，是“1799”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汹涌的淹没了小米官方微博的评论区，导致小米历史上第一次关闭了微博评论，并暗示自己遭遇了水军攻击。

    但是另一方面，有媒体梳理出了那些通过“1799”刷屏的用户构成，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小米自家的用户在以起哄、调侃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小米定价的不满——凭什么魅族的最新款手机可以卖到1799，但是小米却还是要1999？

    换而言之，是小米精心培养出来的粉丝，参与并掀起了这场令小米极其难堪的舆论风暴，这或许就是“粉丝营销”的致命短板：粉丝基于感性诱因而产生，是一种情绪化的价值认同，在那些处于顺风口的场景里，粉丝能够表现出高度驯化的言行，然而，一旦脱离这种舒适区，粉丝在价值观上的蜕变也毫无阻力，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不过，由于小米是“粉丝营销”的集大成者，所以它在很多时候也的确是被公众用放大镜观察，容易出现示范效应。除了小米之外，数量更多的企业连粉丝的运营都想偷懒，使劲把用户往微信公众账号里导入，然后觉得这就给他们贴上了“粉丝”的标签，可以无所顾忌的灌注商业推广信息，还得意于“这比发手机短信要省钱多了”，这种心态，更是虚妄。

    今年夏天，在营销领域建树颇多、被誉为快消品行业“西点军校”的宝洁集团干脆宣布将其“市场部”改为“品牌管理部”，这被认为是数字营销的新趋势，即“一切皆品牌”的未来概念。

    一个更加直白的变化是，在天猫和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上，卖家对于流量的依赖开始降低，用户会以“三只松鼠”、“小狗电器”这样的品牌关键词实现消费路径中的搜索抵达，而不是以前的“开心果”、“吸尘器”等商品关键词，同时，限时秒杀、团购等活动对卖家的吸引力也不及往昔。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在品牌识别上，另一方面也说明，粉丝若是缺乏忠诚度，一切投入可能都会沦为过眼云烟，无法形成持续性的竞争力。

    苹果公司从来不做“粉丝营销”，但它却莫名成为各路奉行“粉丝营销”战略的企业的参照对象。苹果公司要求其零售店的店员将顾客视为尊敬的对象或是朋友，当顾客前来寻求服务时，要“给予一个当天就能解决的方案”，这与很多致力于让顾客滞留以接触更多的商业销售机会、以及将解决方案推卸到其他责任方（比如售后）的企业经营观念相比，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

《红楼梦》的传统性

俞平伯

    从《红楼梦》中，很容易看出它如何接受、综合、发展了古代小说的传统。

    《红楼梦》以“才子佳人”做书中主角，受《西厢记》的影响很深。如二十三回黛玉葬花一段，宝玉说“看了（《西厢记》）连饭都不想吃了”。以后《西厢记》几乎成为宝玉、黛玉两人对话时的“口头语”了。本书引用共六七次之多，而且用得都很灵活，如四十九回引“是儿时孟光接了梁鸿案”一段，宝、黛借《西厢记》来说自己，非常自然。

    《红楼梦》开首说补天顽石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共有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原合十二月，二十四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跟《西游记》第一回说花果山仙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开阔，说法略异，观念全同。而且，这块顽石，既可缩成扇坠一般，又变为鲜明莹洁的美玉，我觉得这就是金箍棒塞在孙猴子的耳朵里呵。

    《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关连尤其密切，它给本书以直接的影响，近人已有专书论述，这儿不作详引。如《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明显从《金瓶梅》来。又秦可卿棺殓一节，几全袭用《金瓶梅》记李瓶儿之死的文字，脂砚斋本评此“深得《金瓶》壶奥”。

    从上边简单引用的各例，说明《红楼梦》实集古来小说之大成。不仅此也，它还继承了更远的文学传統，并不限于小说，如《左传》《史记》，如乐府诗词，而继承《庄子》与《离骚》尤为特出。脂砚斋本第一回评，明确说“《庄子》《离骚》之亚”：第六十三回借妙玉的口气说“文是《庄子》的好”；第二十一回，宝玉摹拟《庄子﹒箧篇》——这些都不必细说。我以为庄周还影响《红楼》全书。它的汪洋恣肆的笔墨，奇幻变换的章法，得力于《庄子》很深。

    至于《红楼梦》与《离骚》的关系，借其中的《芙蓉诔》来说明。这篇诔文，引用《离骚》《楚辞》最多。其中更饶趣味的一条是：宝玉在这篇诔文里，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作“螺”——宝玉说晴雯“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作者原注说：“鲧刚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骚》曰，鲧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这是特识、特笔。拿自古相传“四凶”之一的“鲧”，来比晴雯这样美人儿，够古怪的：所以后来有人把这句改为“巾帼惨于雁塞”，以为用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妥当得多了，而不知恰好失掉了作者的意思。赏识这“直”的“鲧”本是屈原的创见；《红楼梦》作者翻“直”为“刚直”，仿佛更进了一步。这是思想上的“千载同心”，非但文字沿袭而已。

    如上所举，《红楼梦》古代渊源之深厚且广泛，已可略见一斑。自然，它不是东拼西凑，抄袭前人之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必须把《红接梦》的传统性跟它的独创性合并地看，才能见出真面目。若片面地、枝节地只从字句上的痕迹来做比较，依然得不到要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