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

    诗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它们的归趣显然是不同的。然而，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它们有了互相沟通的可能。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就在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谈禅，参禅，诗中有意无意地表现了禅理、禅趣，而禅师也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照与理解。于是诗和禅就建立了联系。

    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淡泊的艺术风格也因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许把禅的作用估计过高，但不可否认，禅给了诗一种新的刺激，使诗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彩了。

    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

    以禅入诗，是指把禅意引入诗中。其中有些作品是用禅语阐述禅理，只有诗的躯壳而没有诗的审美价值，严格地说不能算是诗，或姑且称之为“禅言诗”。这些诗总的看来并无可取之处，只有个别富有理趣的作品尚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是此诗之本。这个比喻本来就有趣，经苏轼点化后更有机锋。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包含着耐人寻思的理趣。

    更值得研究的是另一些作品，它们或写花鸟，或绘山水，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并没有谈禅，但在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寓有禅意。例如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远处的人语衬托着山的空寂，密林里漏下一线落日的返照。那微弱的光洒在碧绿的苔藓上，显得多么冷清！青苔对这阳光并不陌生，黎明时分，亭午时分，都曾受过它的照射。现在到了黄昏，它又照来了。然而这次复返，它的亮度、热度和色调都发生了变化。这青苔返照如同一个象征，使人想到大千世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生生灭灭，无有常住。禅宗重视“返照”的功夫，“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所用的字面也使人联想到禅宗的教义。而诗里所体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更是禅宗所提倡的。

    禅对诗的渗透，另一方面就是以禅喻诗。这是传统的说法，比较笼统。细分起来，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以禅参诗是用参禅的态度和方法去阅读欣赏诗歌作品。以禅衡诗是用禅家所谓大小乘、南北宗、正邪道的说法来品评诗歌的高低。以禅论诗则是用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奥妙。这是不同的三种以禅喻诗，前人把它们混在一起，所以讲不清楚。

（节选自袁行霈《诗与禅》）

汉代的“达人”

    “达人”作为社会称谓，很早就已经出现。《左传·昭公七年》记录了鲁国贵族孟僖子推崇“礼”的一段话，其中称孔子为“达人”。他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他追溯了孔子家族的光荣，又引了臧叔纥的话：“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臧叔纥认为“达人”的出现和“明德”的理念有一定关系。他的所谓“圣人”如不当世，其后代必有“达人”的说法，可以说是“达人”称谓比较早的记录。“达人”虽然不是“圣人”，却和“圣人”有某种颇相亲近的关联。

    汉代人说到“达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贾谊撰写的一篇文采特异的文章。他在《鵩鸟赋》写道：“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写作：“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可见，在当时人看来，“达人”和“通人”的意思是大体相近的，都是说通达之士。“达”就是“通”，是汉代语言文字学常识。《仪礼·士昏礼》“下达纳采”，郑玄的解释就是“达，通也”。

    东汉晚期，“达人”的出现比较密集。所谓“月旦评”形式与士人阶层对风誉的普遍追求，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文化背景。后来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就被称作“达人”。《艺文类聚》卷六四引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对他有“达人有作，振此颓风”的高度赞美。

    汉末作为社会称谓的“达人”，通常的涵义大约是指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有名望的人。一位于天文占相“无不精微”、作卦预卜“其言皆验”的方士管辂，在一位退职返乡的官员王经来访，就他卜筮的可信程度“有疑难之言”时这样说：“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由王经的身份，可以知道当时“达人”称谓的涵义。管辂这里所说的高踞于“小人”之上的“达人”的“达”，推想已经隐约有显达的意思。但是汉代“达人”称谓的“达”的涵义，并不宜与“穷”“达”的“达”完全划等号。

    大致在更晚近的时代，“达人”这种人称符号似乎又有了特别重视名誉的层次，即俗语出风头、得风光的意思。唐诗所见卢照邻、权德舆、孟郊等，都可以说依然继承了古意。然而储光羲以及卢纶等人的诗句所见对于“名”的追求，似乎体现时人对“达人”品格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达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虚荣标志，与汉代“达人”风范是有所不同的。虽然郤正《释讥》关于“达人”的文化品质也说到“身没名灭，君子所耻”，但是对于“名”的迷恋如果超越常限，自然会完全背离汉代“达人”的人生原则。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一部科学史，其实也是一部科学家的精神史。拉开历史的长镜头，有些科学成果会因为时间推移成为过去，而伟大的科学家精神总是长留历史的天空，更具穿透力。从大众视野来看，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因为专业、神秘鲜为人知，但他们身上元气充沛的求索精神，却总能直抵人心。从钱学森到屠呦呦，再到钟扬、黃大年，杰出的科学家身上总有一种极为相似的精神气场：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集智攻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他们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镌刻在大地上，铸就中国科技创新的丰碑。

    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神，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科学成果。“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院士的寄语，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盼。今天，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如何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这既是时代之问，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绽放光彩的机会。这就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男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整个科学界来维护。这些年来，无论从论文数还是专利数看，中国科研事业都可谓蒸蒸日上。但与此同时，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一些浮夸浮躁、投机取巧的行为也不时出现，比如人为夸大研究基础和学术价值，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名”等。这些行为不仅侵蚀了科学家精神，也伤害了中国科学界的公信力。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线，认真是科学家的底色。只有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才能守护好科学家的品格和尊严，催生真正一流的科研成果。

    弘扬科学家精神，也需要全社会精心培育。科学家精神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高度，也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培育，科学家精神也难拔节生长。当我们期待科学家心无旁骛、“板凳坐得十年冷”，也要给予他们“数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当我们寄望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能在专业上一丝不苟，也要相信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当我们希望科研回归本真，同样要在考核中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总之，科学的事业，呼唤更加科学的管理。只有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科研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更加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我们才能厚植科学家精神，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事业，某种程度上，科学家精神也体现为一种对于未知、对于人民的热爱。航天英雄杨利伟曾说，永远记得第一次在太空俯瞰这颗水蓝色星球的样子，“我仔细端详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美景”。相信，若所有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仰望着浩渺的星空又关注着脚下的大地，一定会成就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何鼎鼎《用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