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足以使人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集结的。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

    李唐建国后，邮驿制度在隋朝基础上更加完善。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唐六典》载，六部中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

    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情况。为保证邮驿正常运行，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正常开支  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裁，唐朝上等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有些驿站还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唐政府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生活。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代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繁忙的，就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说：“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黄梅戏是从民间的采茶调发展成为如今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它的发展及艺术特点的形成是学习借鉴的结果。

    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调”，起源于唐初。清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一带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但作为地方剧种，黄梅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念白及唱词，很多用的是地方语言，剧情反映的也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黄梅戏中经常演出的大本戏，只限于男女情爱、伦理道德等，很少演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及文学经典的剧目。黄梅戏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他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首先，在形体语言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吴亚玲主演的《墙头马上》，就在形体语言上做了很大突破，这出戏把舞蹈和戏曲程式经过精心提炼，二者融成一体，戏中人物形象达到了现代古典艺术的审美高度。《墙头马上》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形体语言的拓展与解放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剧种本身的特点，而应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黄梅戏在继承的同时，需要学习借鉴，与时俱进，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完善的艺术体系，从而向更高的艺术领域迈进。

    其次，要创新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打造感观盛宴。近些年来，大量的高科技声光电产品运用到舞台上来，这奠定了灯光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光把环境和人物照亮，更把人物立体化、背景生活化，为舞台美术增色添彩。舞台灯光在戏剧舞台中有了思想，起到了刻画人物、转换时空、渲染气氛的作用。新创作的3D版舞台剧《牛郎织女》正是一部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视觉大餐，为黄梅戏舞台艺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积极研究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成为黄梅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要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黄梅戏剧团转企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经济效益是第一关注点。没有了效益，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但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忽视艺术创作，忽视生存的意义，最终也会因为没有好的艺术产品提供社会而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博弈，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下顺利发展黄梅戏艺术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凤·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普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调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鮮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彩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弘扬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张巍）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在人类历史上，现代机器文明绝对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孤立的。只有把它放置于长期、多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让人理解。那种认为只需要几个发明家就能让18世纪的英国机器轰鸣的想法显然是太拙劣，连小孩子都骗不了。所有现代技术的关键工具，如时钟表、印刷机、磨房、指南针、织机等，在其他文明中都有。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希腊人远在北欧人之前就在许多领域中率先使用机器，掌握了大量技术，只是并无“机器体系”这个概念。作为机器体系发展核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也许正因为它们并不源自西欧文明，在这里也就没有天敌，就像不远万里来到南美潘帕斯草原的加拿大蓟属植物一样，生长得格外迅速、蓬勃。

在机器出现的最开始的700年内，时空概念的变化对现代机器体系的成形有关键的作用。寺院在新的时间概念的出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当时世俗反复无常、飘忽不定的时间观念相反，僧侣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按规定时间，每天重复无误地进行着。机械钟表传出寺院，按时传送的钟声使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性。钟楼上的大钟标志都市的存在。从遵守时间到按时服务到按时记账再到按时分配，在这个进程中，时钟走出宗教领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起关键角色。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典型符号。其标准化与自动化让它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是带头的，即使到今天，时钟仍然无处不在，为其他机器所不及。时钟还是一种有能源驱动的机件，其“产品”是分和秒。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专门领域。就人的机体而言，机械时间更显得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人类生活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律，脉搏、呼吸都与人的情绪和人的活动有关。对于长达几天的时间间隔，人们往往不用日历测量，而是用其间发生的事件来度量：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农民用播种和收成来度量。如果说生物的生长有其自身的时间尺度和规律，制约生长的不仅是物质和运动，还有生长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演化历史。机械时间展开来是一连串数学上的孤立的时刻，而有机体的时间，柏格森称为时段，其效果是累积的。在一定意义下，机械时间可以像时钟的指针或者动画的一个个画面，向前或向后走。而有机体的时间，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这样一个周期。

根据桑戴克的说法，公元1345年，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划分成60分钟、将一分钟划分成60秒的做法。正是这种将时间划分的框架，愈来愈成为人们行动和思考的参考点。到16世纪末，在英国和荷兰已经出现小型家用时钟。像汽车和飞机一样，有钱人首先使用并将其普及。新资产阶级最早发现时间的重要性，用后来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要像钟表那样有规律”，这是资产阶级的理想。文明节奏的加快，要求更大的动力；更大的动力，进一步加快了节奏。但是越来越快的节奏却不一定能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带来好处。机械化大生产对于时间的严格把控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之以机械时钟为参照，按照严格的时间对自己的饮食、睡眠、娱乐进行规定。这种“机械陈规”形成了一种对人们精神的压抑。

西方人的生活已完全为时钟所左右，他们视守时为一种天性。守时，曾是专门由音乐来完成的任务，但是机械时钟的效果更普遍、更严格：它管理一天的安排，从何时起床，到何时休息。我们可以将一天看作一段段抽象的时间，在冬夜，不必跟着鸡鸭归窝而上床睡觉。人们发明蜡烛、煤油灯、电灯等，在一天任何时刻都可以活动。这样，人们不再将时间看作是一系列经历，而是看成多少小时、分钟、秒，这样就开始有增加时间和节约时间的习惯。时间有了封闭空间的特点：它可以分割，可以充满；通过省力的器具，时间还可以扩大。

抽象的时间成为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通过将一天发生的事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协调人们彼此的行动，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要是今天没有时间的协调，整个社会将很快遭到破坏，直至崩溃。现代工业体制没有煤、铁和蒸汽固然不行，但如果没有钟表更加不行。

（摘编自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