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善与恶

    首先我们可以指出的是，现代科学家以四个世纪谨慎的工作，使我们对宇宙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其美丽与壮观程度（对那些不辞劳苦去看的人来说），大大超过了所有人类艺术家所有作品的总和；或就此而言，甚至远远超出了神话作者的一切想象。

    此外，在现代化技术出现之前的岁月里，人类智慧与艺术的精华实际上被少数贵族和富人垄断。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提供了丰富廉价的读物；也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使艺术、音乐、文学向全体人民开放，甚至把人类心灵的奇迹带给了最卑贱的人们。

    然而，科学技术不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不良的副作用吗——从核战争的危险，到半导体收音机播放早期摇滚乐的噪声污染？

    是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项技术进步，无论多原始，都随之带来了某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东西。石刃斧头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食物，但它也使战争变得更加致命；火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光明、温暖、更多更好的食物，但它也增加了纵火失火的危险性；语言的产生造就了人类，但它同时也造就了说谎者。如此等等，无一例外。

    然而，善恶的选择却在于人——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Ascanio Sobrero）第一个制成了硝化甘油。他加热了一滴硝化甘油，结果迸溅一地。索布雷罗惶恐地意识到了它用于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立即停止了这个方向的一切研究工作。这当然无济于事。别人把这项工作接着做了下去，不到半个世纪，硝化甘油连同其他高级炸药都用到了战争中。

    难道这就使高级炸药一无是处了吗？1866年，瑞典发明家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学会了如何把硝化甘油同硅藻土混起来制成一种混合物，使用起来十分安全，他称之为“达纳炸药”。有了达纳炸药，开采土石方的进度远远超出了以往全部历史时期镐刨锹铲的成效，而且不再需要残酷地强迫劳工出苦力。

    正是达纳炸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为修建铁路铺平了道路；也正是达纳炸药，帮人们建筑了水坝、地铁、地基、桥梁，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建筑物。

    归根结底，用炸药搞建设还是用炸药搞破坏，选择权在于人。如果他选择了后者，那么，错误并不在炸药，而在于人的愚蠢。当然你也可以认为，炸药能提供的一切好处都抵不上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你还可以认为，人没有扬善避恶的能力，所以，为了这一群傻瓜，必须将炸药全盘否定。

    针对这种情况，让我们回想一下医学的进步。它始于1798年詹纳（Jenner）推行接种疫苗，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阐明了细菌致病学说。医学进步将人类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这是它有益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人口激增，这是它有害的一面。

    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医学进步。即使当今有那么多人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种种危险而担忧，我也几乎没听到任何声音，抗议对关节炎、循环系统疾病、先天性缺陷以及癌症的病因与治疗方法的研究。

    然而，人口激增是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危险。假如人口激增继续得不到控制，即使我们避免了核战争，消除了污染，学会了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进步，那么，我们还是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人类的“愚行”当中，最愚蠢的莫过于使死亡率降低的速度快于出生率降低的速度。

    据此，有谁会赞成废弃医学进步，重新回到高死亡率？有谁会在“拥护传染病”的旗帜下前进？

节选自《宇宙秘密》，艾萨克·阿西莫夫

科幻小说“火”了？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19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19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最近出版的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走向海洋

阿来

    ①当站到一幅巨大的地图前，就发觉自己的目光已经改变。过去关注点总是高山与大河，那种蜿蜒与逶迤，给人已经上路、地平线上景色不停变幻的感觉。自从在中国渔政南海总队302船上有一次南海之行后，当我再次面对地图时，眼光就不由自主地投注于那片宽阔的蓝色海疆。感到脚下坚实的土地开始起伏，开始晃荡。

    ②海洋像天空一样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她是多么陌生啊!

    ③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难于忍受她的单调，当她迎风起舞时，我们又无法面对野性的动荡。我们在黄土中的根，扎得实在太深太深了，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居，也实在是太久太久了。很久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度是中央之国，是大地的中央。天空出现在头顶，是为了完成穹庐般罩子的使命；大海呢，那是大地床帷一样的漂亮的镶边。大海在中国人的主流观念中，从来不是出发之地，而是边缘与尽头。直到近代，才有一群群中国人来到海边，向遥远的彼岸瞭望，才有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到了海上，不是为了像收获庄稼一样用网打捞一点鱼虾，而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强国富民的梦想。

    ④对一个生命意识与文化传统都深深扎根于黄土之中的民族来说，海洋或者是遥远的传说，或者就是外敌侵入的风险。所以，明代虽然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他督造的七宝楼船，也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孤独的辉煌。郑和的故事，只有在今天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海洋重要的时候，才被重新发掘出来，这个另类的英雄才被真正地记忆。更能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历史是，同样是在明代，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消失于海上之后不久，并非正规国家军队的倭寇，从海疆上不断地侵扰，居然成为明帝国的心腹大患。中国在海洋上遭受屈辱，并不是到近代才有的事实，而是当中央之国尚称强大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明代，郑和的船队至少到达了非洲。但在同一个明代，面对倭寇的骚扰，来自农耕文明的军队只是在陆地上筑起城墙，而不是到广阔的大海上展开抵御外侮的战场。

    ⑤就在来自海上的倭寇之患平息不久，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经过漫长的充满风险的海上航行登陆中国。他在书信中向自己远方的国人报告对这个新到国家的印象：“我们依然很难相信，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庞大帝国，拥有的军队不计其数，却始终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利玛窦还有些费解地指出：“他们害怕那些小国家。”

    ⑥明代早已成为编年史的一个逝去的段落，但这种文化习性却带着巨大的惯性在持续着。对灾难与风险，更多国人的选择是视而不见，或者遗忘。

    ⑦面对来自海洋的危险，封建帝王的选择是海禁。这让我想起一个二战时的故事。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秘密集中了大量的舰船在英国海岸。舰船实在太多了，为了不走漏风声，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军司令部，决定让英国沿海居民后撤一段距离。但这个决定引得丘吉尔首相愤怒咆哮：英国人的习惯从来就是逼近，而不是离开海岸!不行，任何理由都不能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结果盟军不得不采取别的措施来保证计划的施行。

    ⑧而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海洋只是海边渔民收获一点鱼虾的水上牧场，至多，也只是在故乡无以为生的人们流浪异国求生的危险丛生的通道。使国人海洋意识苏醒，切肤感受到海洋主权之痛的是一部血腥的近代史，一个帝国幻梦的破灭，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⑨因此，南海总队这次巡航守礁的行为本身，就蕴涵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一个后发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并且行动起来，开始维护自己天然的权利的时候，却因为曾经的被殖民，因为后发，因为文化基因中海洋意识的缺乏，使一个国家维护主权的行为，也那么艰难曲折，波诡云谲，那么需要智慧与坚定。好在，我们已经在海上了。海图上的航线虽然有些曲折，但终归是指向遥远海疆。我站在302船的驾驶舱里，看到中国海上，台风过后，终于迎来壮美的日出!

    ⑩那时，我感到不是一艘船在劈波斩浪，而是整个中国，正在走向海洋!中国要走向世界，没有办法不走向海洋!

（选自《看见》，有删改）

经学漫谈

    汉代的《诗经》学，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及燕人韩婴三家所传诗是今文派，鲁人毛亨作《诗故训传》，是古文派。西汉时，齐鲁韩三家都是诗学界的权威；毛诗初先只在民间传授，东汉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力提倡毛诗，郑玄写了《毛诗传笺》，毛诗开始流行。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自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这是事实。但郑笺与毛传常有出入，亦互有得失。郑玄笺诗除文字训诂外，偶亦借题发挥，感伤时事，和毛传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有所不同。

    魏晋以来的学者，对毛传郑笺的优劣意见不一，争辩历数百年无定论。实际上，毛传郑笺所不同者主要还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至于宗奉小序、主张美刺则是相同的。唐孔颖达著《毛诗正义》，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绩，很有参考价值；但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毛郑说诗的分歧只作弥缝，不加判断。应该说，《诗经》学从汉到唐，大都没有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到了宋代，方才获得革新。欧阳修、郑樵、王质等对毛郑的说诗开始怀疑，欧阳修作《诗本义》，郑樵作《诗辩妄》，王质作《诗总闻》，攻击诗序，驳难毛郑，有披荆斩棘的功绩；至朱熹《诗集传》出，为宋代《诗经》学的革新开创了局面。

   《诗集传》的特点是废小序。小序不知何人所作，或以为出于孔子，或以为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或以为是子夏、毛亨合作，皆不可信。在毛亨以前，小序和诗是分开的，把小序冠于每诗之首，是毛亨所为。小序说诗，好像都有历史事实，其实大都出于臆测，不可凭信，很多学者被这些小序贻误。近人梁启超曾慨叹说：“欲治诗经者，非先得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也。”此虽是过激之谈，但小序对诗的确是害多益少，朱熹废小序，正表现他的识见和魄力，也是对诗学的一大贡献。

    诗序六义有赋、比、兴之说，朱传也采用赋、比、兴说诗而更变本加厉，每章之下都要标明“赋也”“比也”“兴也”之类，把诗说死了，因为赋可兼有比、兴，比、兴可兼有赋的成分，这也说明朱传依然摆脱不了序说的拘囿。朱熹的《诗集传》一出，夺去了毛传千余年独占诗学界的地位，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朱熹废除小序在当时也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批驳和论议，正如《四库总目》所说“最与当时相辨难”。元明之际，《诗集传》大为流行，很多学者都为朱传做了笺疏。

    ①叙事、通常理解为讲故事，历来是反观古代文学史演进时一个言人人殊的话题领域。本应以叙事见长的戏曲更因为主体性的横逸斜出而秉有了诗性文本的诸多特征，叙事的饱受挤压已成为审视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不可回避的问题。

    ②就戏曲文体而言，无论是杂剧还是传奇体式，都曾在抒情传统所设置的召唤结构中徜徉内外，塑造并且被塑造。作为杂剧的标志性文体特征之一，“一人主唱”本来为文本提供了以曲词叙事的机缘，但“主角”之于杂剧文体结构的中心地位以及杂剧所采用的代人立言的演述方式，不仅使“人”始终成为作品构思的起点和全部，也将充分展示个体的生命际遇、表达心灵的敏感思考固化为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往往忍不住以“自喻”的方式表达自我，借助叙事主人公与自我的同构进行率性表达，“抒情”的凸显常常猝不及防。发展到后来，“我”甚至不再作为隐含的主人公，不再以“自喻”的方式表达自我，而是直接登场，自为主人公，以“写心”的演绎方式直接中断叙事，旨在抒情。此际，杂剧短小灵便的文本体制不但带来了创作主体抒情写心的自在与随性，又借助“俗”的审美规定性给定了一个更加便利的宣泄私人情感、挣脱雅俗羁绊的空间。

    ③抒情对叙事的干预不仅伴随了杂剧的文体独立，又“一路相随”，演变为南杂剧主角制下的人皆可唱的表征之一，轮唱、对唱、合唱等的介入形成了“代人立言”的多个声部，不仅没有形成对杂剧文体的结构性影响，反而以复调的形态助力抒情丰富性的生成。传奇戏曲因为篇幅长、规制大，线索纷纭且故事情节复杂，成为明清时期与小说地位相当的叙事文体。初看起来，叙事于其文本结构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似非杂剧体一样可以轻易为抒情所左右，然其代人立言的角色传统，诗词化的剧曲演述，宫调叙事的结构模式等，作为这一文体的先天和元文体特征，仍然不可避免地为抒情提供了大量空间。

    ④在戏曲文体渐为文人青睐而又难入正统雅文化法眼的历史境遇中，其先天秉有的抒情元素为文人准确捕捉并巧妙展开，并逐渐演变为具有本体性意义的文体显在特征。在求“奇”，求“趣”、求“真”的艺术言说中，不顾情节之规定、关目之要求，忽略人物形象塑造的行为、言语描摹，有意使用以抒情介入叙事的行文策略等。清代中期后，抒情之凸起与叙事之孱弱已然演变为戏曲叙事的一种特殊形态，古典戏曲文体日益衰落的现实自然也不可避免。

（摘编自杜桂萍《古典戏曲的“叙事”与“抒情”》）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